湯紹成／政大國關中心兼任教授
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人類社會。從生產、教育、醫療、媒體到軍事等層層面面，AI不只提高效率，也逐漸介入人的判斷、選擇與社會關係。2025年5月新任教宗良十四世上任後就多次強調，今年五月更是發出通諭警示，AI必須服務人類，不能取代人、操控人，更不能支配人。這項關切不只是西方世界的問題，也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文明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華文化其實可以為教宗及全球AI倫理提供重要參考。中華文化的價值，不在於給出一套可以直接套用的答案，而在於它數千年來對人、社會、自然、權力與秩序的思考，能夠補充當前AI倫理過度偏重技術規範與個人權利的不足。
儒家仁義思維 補足AI倫理中的人本缺口
首先，儒家的「仁」，可以為AI發展提供真正以人為本的標準。今日許多科技公司強調速度、效率與成本，但儒家會追問：這項技術是否使人與人之間更有關懷？例如，照護機器人可以協助老人生活，卻不能取代親人的陪伴；AI醫療可以提升診斷效率，卻不能把病人只看成數據和成本；AI教育可以協助教師，卻不能使師生關係變成單純的知識傳輸。
因此，判斷AI是否進步，不能只看它做得多快，也要看它是否使人更有尊嚴、更有關係、更有責任。這種「關係性的人本主義」，正可以與天主教所強調的人的尊嚴相互呼應。
其次，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發展為一項非常具體的演算法倫理。今天AI已被用來進行信用評分、招聘篩選、保險計算、醫療分配，甚至司法與治安預測。設計者若只從管理角度出發，很容易忽略被評估者的權利。
如果把孔子的恕道放進AI設計，就應該問：設計者願不願意自己也接受同樣不透明的評分？科技公司願不願意自己的家人受到同樣程度的監控？政府是否願意讓自己也被無法申訴的演算法決定？這可稱為「演算法恕道」，也就是不能把自己不願承受的風險，轉嫁給弱勢者。
第三，儒家的「義利之辨」，可以直接回應科技企業的利潤邏輯。AI企業當然可以追求收益，但「能夠獲利」不代表「符合正義」。若AI被用來剝削勞工、操縱注意力、侵犯隱私、壟斷市場或集中財富，就算技術再先進，也不能稱為真正的進步。
中華文化所提供的提醒是：技術上可行不代表道德上應當。利益必須受到正義、責任與共同利益的限制。這與教宗對科技壟斷、資料剝削及勞工失業的關切，具有相當大的交集。
道家知止哲學 提醒人類科技發展必須有界線
第四，道家的「無為」與「知止」，可以為科技發展提供節制。老子的無為並不是消極不做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運用到AI領域，就是：不是所有能夠收集的資料都應該收集，不是所有能夠自動化的工作都必須自動化，不是所有能夠監控的空間都應受到監控，也不是所有能夠製造的武器都應被製造。
老子所說的「知止不殆」，對今日AI尤其重要。人類現在最缺乏的，可能不是創新的能力，而是停止的能力。科技公司不斷追求更大的模型、更快的運算與更深入的監控，但社會也必須有勇氣在某些地方說「到此為止」。
第五，「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可以補充AI倫理中的生態面向。人工智慧看似存在於雲端，實際上卻需要大量電力、冷卻水、晶片、礦產與數據中心。AI發展若只追求速度，可能加重能源消耗與環境壓力。
中華文化提醒人類，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天地秩序的一部分。這與天主教所強調的「整體生態」可以形成深刻對話。未來的AI倫理，不只要處理人與機器的關係，也要處理科技與自然、當代人與未來世代的關係。
和而不同 打造跨文明AI治理新模式
第六，「和而不同」可以成為全球AI治理的重要原則。當前AI規則主要由少數科技大國與大型企業主導，但不同文明對自由、責任、共同體與人的尊嚴，仍有不同理解。如果全球AI規範只由單一文明制定，容易形成價值霸權；但若各國各行其是，又可能造成軍備競賽與治理失控。
「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條中間道路：各文明可以保留自身特色，但仍可在人的尊嚴、安全、公平、和平與責任上建立最低共識。教廷具有跨國宗教與外交網絡，正可以推動基督教、儒家、道家、佛教、伊斯蘭教與世俗倫理之間的對話，使AI治理真正成為文明互鑑，而不是單向輸出。
當然，中華文化也不能被過度理想化。傳統文化中仍有重等級、輕平等，重和諧、輕異議，以及重道德教化、輕制度問責等問題。因此，中華文化必須經過現代轉化，與人權、法治、民主參與、透明及問責制度相結合。
最理想的方向是：以儒家的仁與責任確定AI發展的目標，以道家的知止限制技術權力，以現代法治建立邊界，再以透明制度落實監督。
人工智慧之善，不在於機器是否勝過人，而在於它是否使人更仁愛、社會更公義、國家更和平、天地更加和諧。這不只是中華文化可以提供給教宗的參考，也可能是東方文明面對AI時代所能提出的一項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