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發言人、新北市議員呂家愷18日引述前台北縣長尤清自傳,質疑前行政院長蘇貞昌過去作風強硬、逼走同黨前輩;對此,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競選總部發言人馬亨亨.夷將痛批藍營扭曲事實、進行低劣政治操作;而今天,蘇巧慧連趕兩場聯合競總成立大會,坦言「有個厲害的老爸壓力有多大」;而國民黨參選人李四川則宣布由現任新北市長侯友宜出任其競總主委,展現藍營承先啟後、接棒執政的團結氣勢。 呂家愷昨日提出尤清自傳《睠睠懷顧:台北縣政府的那些年》照片指出,1997年蘇貞昌就任台北縣長當天,即要求尤清於3天內遷出縣長官邸,理由是當時就讀台大的女兒欲舉辦耶誕晚會;呂家愷按時間推算質疑該名女兒即為蘇巧慧,呂家愷強調,依規定卸任首長得續住官舍2個月,且自傳載明耶誕夜官舍一片漆黑,顯見未舉辦派對,蘇貞昌以此理由強逼奉獻多年的老縣長遷出,實為公開羞辱同黨前輩。 針對藍營指控,蘇巧慧競總發言人馬亨亨.夷將昨天發表聲明駁斥稱,相關歷史新聞均有跡可循,所謂「耶誕晚會逼搬官舍」純屬子虛烏有,尤清過去不僅曾公開感謝蘇貞昌將其規劃的新板特區延續建設得當,目前亦全力支持蘇巧慧參選。 此外,針對日前媒體報導蘇貞昌打斷李四川致詞一事,馬亨亨.夷將澄清,蘇貞昌當天係於表定時間進場,並禮貌性向李四川打招呼與加油,屬正常社交互動,卻遭藍營側翼刻意曲解。他呼籲選戰應回歸政見、執行力與溝通能力之實質比較,而非以扭曲事實的方式進行政治抹黑。 蘇巧慧感嘆「厲害老爸壓力大」 李四川開箱競總請侯友宜掛帥主委 在選戰行程方面,蘇巧慧今日上午連趕兩場聯合競選總部成立大會。她先前往三重區,力挺接棒資深市議員陳啟能的參選人陳俊維,蘇巧慧有感而發表示,「有個厲害的老爸壓力有多大,我最清楚!唯有加倍努力才能獲得肯定」;隨後她再趕往永和區,與尋求連任的市議員許昭興共同造勢,展現母雞帶小雞的強烈企圖心。 另一方面,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今日舉辦競選總部開箱記者會,並正式宣布由新北市長侯友宜擔任其競選總部主委。李四川表示,兩人長年並肩作戰推動新北建設,侯市長過去8年打下極佳基礎,他將全力承接這一棒,讓新北市「一棒接一棒、明天比今天更好」,並宣示「侯市長挺到底,我拚到底」。 侯友宜亦力挺指出,不論過去、現在或未來,他與李四川都手牽手、心連心為新北打拚,李四川過去擔任台北縣副縣長與新北市副市長期間,專業能力受到高度肯定與信賴,新北能有如今榮景包含李四川的共同付出;侯友宜強調,「李四川一定要接棒,這一戰我們一定要贏」。
綜合
海軍「國艦國造」再傳最新進度,沱江級巡邏艦建造計畫進入最後階段。繼第11艘「蘭江軍艦」16日交付海軍後,舷號PGG-632的第12艘、也是最終艦「寶江軍艦」,18日已在宜蘭蘇澳外海展開首次海上測試,意味著沱江級12艘量產艦建造工作接近全面完成,預計今年底前全數成軍。 「寶江艦」是沱江級第二批次艦艇,艦名取自高雄市寶來溪。海軍官員也引用《孫子兵法》「唯民是保,國之寶也」的典故,賦予艦名守護國家與人民的象徵意義。 隨著寶江艦展開海試,代表海軍高效能艦艇量產計畫進入收尾階段。從2012年原型艦「沱江號」開工至今,整項沱江級建造計畫歷經約14年,總計打造12艘艦艇,並配合海空戰力提升計畫加速建軍腳步。 沱江級採穿浪型雙船體設計,滿載排水量約685噸,強調高速、機動與火力,過去因具備強大反艦能力,被外界稱為「航艦殺手」及海上「刺蝟」。 量產型沱江級艦艇搭載多型飛彈及艦砲系統,包括雄風二型、雄風三型反艦飛彈,以及海劍二型防空飛彈;其中第二批次艦艇進一步強化反艦火力,配備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可執行反艦及制海任務。 除飛彈系統外,沱江級也配備76公厘艦砲、方陣近迫武器系統及機槍等武器,並整合雷達與作戰系統,以提升對海、對空目標的偵測及接戰能力。 目前第11艘蘭江艦已完成交付,第12艘寶江艦則進入海上測試及後續驗收階段。隨著最後一艘艦艇完成測試與相關程序,海軍12艘沱江級巡邏艦建造計畫也將正式告一段落,後續將依建軍期程陸續部署各作戰部隊。
美國時間17日,在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辦的川習會簡報會上,有人預期,不僅9月華府川習會,還包括11月亞太經合會峰會和12月二十國集團峰會,都將進一步推遲台灣總統(賴清德)從美國過境的計畫。 川習會預計9月24日在華府舉行會晤,據「美國之音」19日報導,貿易、科技與投資議題最可能有實際成果,但台灣問題很可能成為美國總統川普最具戰略意義的考驗:他能否在穩定美中關係的同時,不改變長期以來維持台海威懾的平衡。 在華府川習會前,日本共同社報導,北京已警告華盛頓,若美國在峰會前批准新一批對台軍售,中方將取消此次會面。對此,川普回應稱,他不擔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因對台軍售問題取消兩人預定的的會晤,因為「我們有很好的關係,他想要和睦相處,我們也是」。 但鑒於北京長期以來都希望美國把台灣問題納入更廣泛的談判中,不少分析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會上繼續尋求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作出漸進式讓步;而在台灣問題上,可以從一下幾個指標觀察本次川習會:對台軍售是否繼續推進?美國長期以來有關台灣的政策表述是否改變?以及峰會後中國對台軍事壓力和美中危機溝通是否出現實質變化。 不管川普提不提台灣問題,習近平是一定會再提,分析人士認為,預計習近平會在9月的峰會中再次談論台灣議題,因為,川普5月訪問北京期間曾表示,習近平多次向他詢問台灣、對台軍售以及美國是否會在衝突中協防台灣,但他沒有向習近平作出任何承諾。 CSIS研究員林洋(Bonnie Lin)17日在有關川習會的簡報會議上指出,他們預計習近平會提及台灣問題,也預計習近平會盡可能地敦促美國推遲或停止對台軍售;會中,還有人預期,不僅是華府川習會,還包括可能舉行的亞太經合會和二十國集團會議,將進一步推遲台灣總統(賴清德)從美國過境的計畫。 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中國項目主任孫韻(Yun Sun)說,北京長期以來都希望美國把台灣問題納入更廣泛的談判,中方希望台灣成為交易的一部分,問題在於,幾十年來,美國都不願意進行這樣的談判,也不願把台灣作為交易的一部分。 但川普一直沒有明確表示,如果台海爆發衝突,美國是否會協防台灣;5月,在結束對北京的訪問後,川普還曾把對台軍售稱為可以談判的項目,這些表態加深了外界對川習會可能改變美國對台政策信號的疑慮,尤其是在川普尋求與北京達成貿易和供應鏈協議之際。 路透17日曾報導,台灣和日本官員擔心川普可能把對台軍售或對台政策作為談判籌碼,換取北京在關稅、稀土或其他經濟議題上的讓步;台日官員近期正加強與華盛頓接觸,希望美方避免發出政策軟化信號;日本方面尤其擔心,峰會措辭即使出現細微變化,也可能影響地區威懾。 而據「美國之音」報導,白宮從來沒有宣佈改變美國的「一中政策」、依據《台灣關係法》對台立場或對台軍售安排;川普政府官員也表示,相關軍售仍按照美國程序推進。 台灣外交部長林佳龍12日曾表示,習近平訪美一定會觸及台灣問題,但美國立場很清楚,美方也一再向台灣保證,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亞洲研究員石可為(David Sacks)認為,對台軍售很可能是習近平在這次峰會上的首要目標,台灣問題將在川習會中佔據重要位置;石可為認為,習近平的頭號優先事項是促使美國繼續推遲對台軍售。 川普政府去年12月宣佈一項超過11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金額創史上新高;另一項最高可達140億美元、包括先進飛彈防禦的軍售案,仍在等待最終批准;關於這筆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美國國務盧比奧在國會聽證會等場合公開澄清,該案並未被正式「暫停」或「取消」,而是處於「必要的政府內部審議與審查階段」。 石可為認為,如果習近平訪問華盛頓後不久,這批軍售仍未獲准推進,將是一個重大警訊;他說,北京還可能要求美國改變有關台灣的政策表述,或減少與台灣的海巡合作、訓練專案和其他安全接觸。 史丹福大學佛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員、印太政策實驗室主任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認為,習近平可能不會公開提出以台灣換取其他利益,而會把減少對台軍售和削減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活動,包裝成改善整體美中關係所需要的步驟。 「我覺得在台灣問題上必須特別小心,因為川普一旦說出一句話,就可能改變現狀。」梅惠琳說。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主席、共和黨籍委員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和民主黨籍委員斯萊文(Chris Slevin)11日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儘管兩黨在具體策略上存在分歧,國會在中國政策以及經濟與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基礎性共識仍然相當穩固。 薛瑞福說,美中政策跨越不同政府呈現「顯著的一致性和連續性」,習近平希望美國尊重北京所謂「核心利益」,並可能在台灣、南海和西藏等問題上尋求「循序漸進的進展」。 在台灣問題上,薛瑞福說,他希望習近平相信美國的承諾可信,並相信美國有能力抵抗對台灣使用武力;他指出,《台灣關係法》要求美國維持這種能力,但是否採取行動最終仍是政治決定。 斯萊文也提醒,外界不應把川習會或美中領導人的會面,當作美中關係已經取得進展的證據。 在北京川習會前,5月8日,美國參議院兩黨議員致信川普,敦促正式向國會通報約140億美元對台軍售,並明確提出不應把美國對台支持當作與北京談判的籌碼。 孫韻表示,無論華府川習會能否達成重大新協定,北京都很可能把這次峰會宣傳為外交成功;習近平高規格訪問華盛頓,將使他能夠展示自己受到與川普對等的接待,並宣稱美中關係正在重返較為穩定的軌道;但她指出,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競爭並沒有改變。 薛瑞福也說,自5月川習會以來,中國的實際行為沒有改變,對台灣和菲律賓的脅迫仍在持續。 梅惠琳表示,衡量川習會的真正指標將在兩位領導人離開後出現: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有沒有減少、美中兩軍溝通機制是否真正恢復運作,以及美國對台軍售是否按計劃推進;她表示,即使這三個方面都有改善,也只能代表緊張局勢暫時緩和,而不是爭端得到根本解決。
高誓男/法學博士、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近一個月,連續發生3起員警自戕事件。雖然過去也有類似事件,但一個月內發生3件,且今年已有6位警察,在警局駐地或執行勤務時自戕,實在不容輕忽。警察自戕並不是新的問題,據統計,2014至2023年有52名警察自戕,每年平均5名,已成為「常態」。警察的心理健康、工作環境及人權保障,不只是警察組織內部的問題,更是攸關公共安全的社會議題。 警察機關慣行的因應方式未能阻止悲劇發生 面對接連發生的警察自戕事件,2022年時任警政署署長的黃明昭曾於同年9月發表聲明,除表達遺憾與不捨,也強調已強化支持員警心理健康的機制;並要求各警察機關落實關懷所屬,尤其關注「社會經驗與抗壓能力相對薄弱」的年輕警察。 針對近年陸續發生的警察自戕案件,警政署也表示,除派員深入調查原因外,並要求從多面向加強員警自殺防治工作。就初期預防而言,各警察機關應定期舉辦身心健康、壓力調適及感情困擾等宣導講座,使有困擾的員警能適時獲得協助;同時,從警察養成教育階段著手,加強正向心理、情緒管理與抗壓能力。不過,社會還是要問:警察自戕為何頻仍發生? 早在2021年,監察院調查報告即已指出,現行警察機關對自殺事件的調查處理程序,多由機關內部督察單位依主官指示進行;調查結論可能受到組織權力關係影響,而傾向將原因歸於個人健康、感情等因素,卻忽略工作環境與制度壓力。監察院並指出,相關案件缺乏長期統計與系統化分析研究。 當如此重大的生命悲劇逐漸成為「常態」,我們更應追問的,可能並不只是「如何讓員警更有抗壓性」,而是為什麼員警必須長期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如果制度本身持續製造壓力,卻主要要求個人學習調適壓力,恐怕難以真正處理問題的根源。 警察工作具有高度特殊性。危機應變、衝突處理、犯罪偵查及第一線執法,本身就具有高度壓力與風險。除了工作本質之外,學者研究也指出,績效評核、勤務與輪班制度、警力運用及組織文化等因素,都可能形成額外的工作壓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警察組織所具有的封閉、服從與強調英雄形象等文化特性,使得員警自己陷入情緒困境時,未必容易承認自己需要幫助,求助本身也可能被別人視為一種弱點。 根據《報導者》媒體的相關訪談,也可以看到績效導向、職場文化、自我認同,以及警察工作意義感等因素如何彼此交織,形成複雜的心理困境。另據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連續4年對警察人員工作壓力的問卷調查,現職警察「曾有離職甚至輕生念頭」的比例超過五分之一,2022年與2020年都高達27%;「我有至精神科領藥(包含失眠、焦慮)」的比例,也從2019年的8.59%升高到2022年13.22%。這項調查已足顯示警察精神危機的嚴峻程度。 員警可能因繁重勤務而無法兼顧家庭,面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拉扯;警察在執行勤務時,又經常必須站在民眾的對立面,長期面對社會陰暗面與人際衝突。當工作角色與個人價值發生衝突,再加上日夜顛倒的勤務型態,便可能進一步影響睡眠、情緒、體力與認知功能。如此惡性循環下去,便容易發生不想活、自戕的悲劇。 警察自戕的根本解決之道 警察自戕防治,至少應從以下三個方向著手: 一、制度與結構減壓 首先,應檢討勤務與輪班制度。長期拆班、深夜勤及不穩定的勤務安排,可能造成睡眠不足與慢性疲勞。勤務制度改革的核心,不應只是「把人排得進去」,而應把員警合理的睡眠與休息視為勤務安全的一部分。 其次,應重新檢視績效評比制度。如果大量非核心、形式化的績效專案,使基層員警必須投入額外時間追求數字與排名,就有必要檢討這些制度是否真正有助於治安工作,還是基層長期的壓力來源。 二、改變組織文化,讓求助不再等於示弱 警察養成教育應該讓員警理解:尋求心理協助並不是軟弱,而是維持工作能力與生命安全的一種負責任行為。同時,也應強化各層級主管的自殺防治與心理健康知能,主管真正需要做的,不只是發現部屬「出了問題」,更應建立一個讓員警願意在問題惡化以前開口的環境;尤其必須避免員警因為尋求心理協助,就擔心遭到標籤、影響考績或遷調。只有當員警相信「說出自己的困境不會因此受到懲罰」,求助機制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 三、讓心理諮商資源真正可近、可用,而且值得信任 心理健康資源不能只是「有」,更必須讓員警「敢用」。因此,提供全面且自主的委外預約諮商,是值得持續推動的方向。若員警可以跳過內部轉介管道,直接向合作的民間機構預約心理諮商,便能降低對隱私與身分曝光的疑慮,也有助於去除求助污名。 其次,政府也應檢視增加專業心理諮商、身心篩檢與後續追蹤所需的人力與資源是否足夠。警察自戕案件,不能每次都在悲劇發生後,才重新啟動關懷機制;而應建立長期、公開且具有一致標準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制度,從長期趨勢中找出勤務、職務、年資、組織環境及其他可能相關因素。 總之,當員警槍口朝向自己,問題就不再只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制度必須面對的警訊。警察是維持社會治安的重要力量,而警察自身的生命安全與心理健康,同樣應受到制度保障。 ◎《梅花新聞網》關心您:珍惜生命,再給自己一次機會。若您或身邊的人有心理困擾,可撥打安心專線:1925、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張老師專線:1980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16日,成都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舉行第十三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成都(星點)海峽兩岸新經濟創業園董事長郭弘揚接替高錦樂,出任成都台協第十三任會長。郭弘揚在就職演說中分享自己多年來在四川成都紮根發展的感受;他表示,成都產業集聚、市場廣闊、營商環境優越,是一座值得台商深耕的城市。郭名揚目前經營三間台灣青創園,陸媒形容他是台青到大陸發展的「夢想推手」。 郭弘揚表示,新一屆成都市台商協會將繼續發揮緊密聯繫台商、台企的優勢,加強台商與政府部門的聯繫和溝通,在服務台商台企、吸引台青來川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為台商、台企、台青在川實現更好發展搭建廣闊舞台,積極助力川台交流合作融合發展。 台企聯監事長黃明智致詞時指出,成都市台協經過多年深耕積澱,凝聚力、區域影響力持續提升,已成為大陸西部地區重要的台商協會,為深化川台、蓉台融合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他表示,台企聯將繼續發揮全國性台商社團平台優勢,與成都市台協攜手同行,團結帶領廣大台商台企,牢牢把握大陸高品質發展和十五五開局的戰略機遇,積極參與大陸經濟建設,促進兩岸經貿交流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據「封面新聞」報導,在一家跨國銀行工作15年後,台北人郭弘揚選擇辭職,之後14年,他從台灣到美國,再到中國大陸,在長三角的城市群間輾轉,直到2016年偶然落地成都,便不再離開。 在四川,郭弘揚一手打造大陸西部台灣創客的「夢工廠」,目前,他所創辦的亞台青(成都)海峽青年創業園、成都星點(高新)海峽新經濟創業園,已經接受超過5千位台青及企業家的考察,落戶近200家台灣企業。 2016年,郭弘揚因為項目考察從上海到了成都,從機場到市中心,僅僅是在車上看著窗外的城市,他都覺得已經被成都的活力和潛力所吸引;了解到四川針對創新創業的諸多政策後,他來到成都,想要創辦一個孵化器,為台灣人到四川的發展提供幫助。 2017年,亞台青(成都)海峽青年創業園、成都星點(高新)海峽新經濟創業園分別在郫都區和高新區落地。對郭弘揚而言,整個過程中,他感受最深的是來自各級政府機構的推動和支持,直到現在,兩個創業園區所使用的辦公場地都是免租金的;他將政府的善意釋放到每一位台青身上——為他們提供從生活到工作的一站式服務,從如何使用APP,到提供辦公場地、協助聯繫政府,這些幫助都是免費的。 「再說直白一點,我們沒有從所幫助的企業裡掙到一分錢。」郭弘揚很坦誠,在情感上,園區本身得到的政策幫扶已經足夠支撐日常開銷,他更沒有立場從創業初期的同鄉身上謀利;在商言商,在架起橋樑的過程中,他所接觸的兩地資源、所學習的政策方向,是更加有意義的收穫。 隨著成渝雙城經濟圈的落地,郭弘揚開始將自己的規劃延展到重慶,因為在成渝兩地往返次數太多,他正計畫在成都東站周邊找一個長期的住所;他相信,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背景下,當台灣同鄉有從沿海向內陸發展的需求時,成渝地區將是一片藍海。
彰化縣議長謝典霖6月因在縣議會設宴請客、疑為國民黨籍溪湖鎮長參選人的表姑陳貞妃輔選,遭檢調認定涉嫌賄選與貪污等罪,謝典霖與父親謝新隆日前雙雙遭法院裁定羈押禁見,母親鄭汝芬則獲交保;對此,彰化縣長參選人魏平政今(19日)開記者會表示,「我們可以看的出來,是不是有外力是希望謝家不能在選舉裡有任何行為」,呼籲勿枉勿縱,不要讓司法威信蕩然無存。 魏平政在記者會上指出,該場餐會時間是在今年6月,距離11月的投開票日長達5個月之久,是否真能憑一場餐會就改變參加者的投票意願,範圍實屬過於寬泛。 魏平政強調,這種嚴苛的裁量標準已在全台政壇引發連鎖效應,導致許多參選人人心惶惶,連平常趕送礦泉水、摸彩品等微小物資都疑慮重重,甚至連在中秋節餐會上喊一句「當選」口號都深怕觸法。 參選人同場立場互斥 魏平政喊話檢方:有證據就起訴 此外,魏平政從法律與選舉實務角度提出質疑,指出當時的餐會現場並非僅有一位參選人,甚至同場還有兩位立場互斥的議員參選人出席,這使得所謂「投票行賄」的主體性與因果關係變得相當薄弱,難以認定具有明確的對價意圖。 魏平政最後向檢察官喊話表示,檢調若真掌握確鑿證據,就請依法起訴,若查無實據,就應還給謝家應有的清白,不希望看到檢方以「押人取供」的方式來拼湊證據,司法應保持客觀中立,秉持無罪推定原則並勿枉勿縱。 提三點聲明 謝典霖辦公室喊司法迫害 而謝典霖辦公室也對此提出三點聲明,第一是無罪推定原則不容踐踏;聲明指出,羈押禁見僅是刑事訴訟程序中的預防性強制處分,絕非最終的有罪判決,在法院判決確定前,任何人都應享有憲法保障的「無罪推定」原則。謝典霖尚未經法院判決有罪,即遭裁定羈押禁見,不僅直接剝奪其人身自由,更嚴重衝擊候選人平等參與民主選舉的權利。 第二點是辦案時機過於巧合,質疑檢調淪為政治打手;聲明質疑,從特定政黨人士率先發動政治攻擊與公開檢舉,到檢調火速發動大動作搜索、聲押、禁見,整個過程與選舉時程高度重疊。檢方雖以涉嫌違反《選罷法》及有串證、逃亡之虞聲押,但這完全屬於檢方的單方主張。謝辦強烈質疑,一場公開的議事論壇與餐會活動竟被抹黑扭曲至此,在選舉倒數的敏感時刻動用強烈強制處分,究竟有無「非羈押不可」的急迫性?當政治攻勢與司法重手無縫配合,讓未定罪的候選人被迫噤聲,這就是典型的政治恐怖。 第三是司法若失去公平一致,受害的是台灣全體民主;聲明最後強調,司法若失去公平一致的衡量標準,今天能用強制手段干預謝典霖的選舉,明天同樣的恐怖手段就可能落在任何不受執政者歡迎的政治人物身上;謝典霖辦公室重申,司法絕不能成為執政黨打擊異己的武器,更不能讓「押人取供」成為排除政治競爭對手的黑手。 ◎《梅花新聞網》提醒您:「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2026名古屋亞運於今(19日)開幕,昨日運動部部長李洋率領中華代表團出席選手村歡迎暨升旗儀式時,一度遭大會無端阻擋無法入場,經我方緊急交涉後才化解僵局。事後,李洋於社群平台發文坦言,亞運行程來到第3天「心裡真的很有感觸」,場上交給選手全力拚搏,一起繼續鎖定賽事、一起當選手最堅強的後盾。 還原昨日於花園碼頭選手村舉辦的歡迎儀式,亞運官方原安排台灣與北韓、印度、黎巴嫩、東帝汶及葉門等代表團共同參與。然而,向來以準時著稱的日方籌委會卻無預警延遲程序。台灣代表團隊職員還原現場指出,當時係大會人員突接獲亞奧會(OCA)指示,聲稱「不能讓李洋部長進場」,我方隨即要求對方出示亞奧會的官方書面文件或說明正當理由,但現場工作人員完全無法提供,面對媒體與我方人員追問,籌委會代表僅不斷跳針回應是「亞奧會與籌委會之間的溝通問題」,無法給出實質交代。 在中華奧會與相關單位在現場抗議、積極捍衛權益與緊急溝通後,升旗儀式延至下午3點重新啟動,李洋與代表團成員順利步入會場,圓滿完成代表團升旗典禮。 每一位選手背後都是無數汗水!李洋開箱NOC House邀民眾同心應援 隨著亞運賽事全面點燃戰火,李洋在社群發文中感性表示,來到名古屋第3天,這幾天除了密切關注各項賽事、現場為國手加油外,內心深受觸動。「每一位能站上亞運舞台的選手,背後都是無數的汗水與堅持。現在,就是他們把努力成果全部拿出來的時候了」。 此外,李洋也向這幾天人在名古屋的國人與僑胞熱情喊話,邀請大家有空可以到「NOC House」走走。他強調,那裡不僅充滿濃厚的代表團應援氛圍,更能親眼見證後勤團隊如何齊心協力,把台灣帶到亞運的每一個現場。 本屆名古屋亞運將自9月19日一路熱戰至10月4日。李洋宣示,接下來還有非常多場精彩比賽要拚,「我們一起繼續鎖定賽事、一起當選手最堅強的後盾。場上交給選手,場下的後勤和應援就交給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面對這一風波,外交部則發聲表示,駐日相關館處及運動部人員在現場均有掌握及協處相關情形,外交部也將持續與運動部等密切聯繫,共同維護選手權益與安全,並同時捍衛台灣應有的參與空間。
美國總統川普於美東時間18日在個人社交平台稱,美國已與丹麥及(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達成一項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島安全事務永久控制權;稍後,丹麥政府也在社交平台宣布,三方預計將在下周第81屆聯合國大會期間簽署協議。不過,從雙方聲明中可以發現,對於協議內容仍有歧異。 川普稱,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島安全事務及所有其他相關需求的永久控制權,徹底解決了美方諸多關切,而美國無需為此支付任何費用。 川普稱,這是一份無限期協議,確保美國永遠擁有在格陵蘭島採取必要行動、保障格陵蘭島及美國自身安全的完整權力;他強調,從現在起,任何美國的對手都絕不能在未經美方明確書面批准的情況下,在格陵蘭島設立軍事基地、保持軍事存在或進行敏感投資;而美國將立即啟動在格陵蘭島建立大規模軍事存在的進程。 川普稱,將與格陵蘭島攜手推進相關開發與建設,期待在這片廣闊且極具戰略價值的土地上開創美好未來,這對美國而言是夢想成真,意義重大、史無前例且非同尋常。 丹麥政府則聲明,協議是要加強北極及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協定簽署後,還需要經過必要的議會程序才能正式生效。 丹麥首相佛瑞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表示,協議將加強丹麥在北極和北大西洋地區的共同安全,有利於北約和歐洲;同時,這項協議承認丹麥王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島人民的自決權。 格陵蘭島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Jens-Frederik Nielsen)則聲明,我們即將達成一項確保並加強格陵蘭島、丹麥、美國以及西方聯盟安全的協議;協議承認格陵蘭島的利益以及我們在國際合作中的地位。 大陸國際新聞自媒體「Focus世界」分析川普的貼文重點: ●無限期+所有安全及相關需求;超越常規防務協定裡的基地使用、聯合訓練、預警合作,接近排他性安全託管。 ●無需支付費用:延續川普1月份在達沃斯論壇前後「不會為格陵蘭付錢」的口徑,把安全義務說成美國單方面得利、不向丹麥或格陵蘭轉移支付。 ●對手須美方書面批准:試圖管協力廠商在格陵蘭的軍事與敏感投資,把「准入否決權」拿在華盛頓手裡。 ●立即大規模駐軍:在原有皮圖菲克太空基地(Pituffik Space Base)之外擴點,印證媒體之前披露的美方曾在三方談判中探討南部新增基地等方案。 而川普「強取」格陵蘭有三層算盤: 第一,北極軍事位勢。格陵蘭居北大西洋—北冰洋過渡帶,西翼鎖GIUK缺口(格陵蘭—冰島—英國),對俄羅斯北方艦隊從巴倫支海進入大西洋形成監視前哨;其高緯度雷達對俄國洲際飛彈、潛射發彈早期段覆蓋價值高;皮圖菲克接入北美防空與美方預警體系,若再建南部或東部網站,可補對俄、對極地航道的雙重感知;對於川普提到的「金穹」飛彈防禦設想,格陵蘭是少有的兼顧北美本土、歐洲側翼和北極上空的落腳點。 第二,航道與資源。氣候變暖使西北航道、跨北極航線商業視窗延長;格陵蘭自身資源更誘人——稀土氧化物估算數千萬噸級、南部Kvanefjeld稀土—鈾、北部Citronen鋅、東部鉬以及石墨、鈮、鉑族等,歐盟已簽關鍵原材料夥伴協議,美國則通過礦產安全夥伴關係、出口信貸排擠中國資本。 川普把「敏感投資」審批權要過來,表面是防對手設軍事基地,實際也可用於篩掉中資、俄資參與礦業、港口、衛星地面站等軍民兩用項目。 第三,大選週期與對歐議價。2025年以來美國對格陵蘭從口頭購島、副總統范斯訪皮圖菲克、駐丹麥大使訪問格陵蘭首府努克、三方工作組,到本次協議,川普節奏越來越像用安全協定替代主權交易:不付錢買島、不立刻併吞,但拿到長期駐軍權和投資否決權。對丹麥而言,這是被壓著與美國建立更緊密軍事同盟;對格陵蘭而言,則可用「利益承認」換基建、礦業合作與國際化身份,但也要付出主權和政治成本。
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妻子陳佩琪近日於電視節目論及2028年總統大選時,直言國民黨屆時要自己努力,至於現任黨主席黃國昌是否與藍營合作則「自己看著辦」,引發政壇熱議;對此,陳佩琪昨(18日)透過臉書發文解釋,自己當時僅想表達2028年對柯文哲與她而言都是「無事一身輕」;此外,陳佩琪還說, 請國民黨網軍別再酸柯文哲「好好的副總統不當,卻偏偏喜歡去土城被關」,當初民眾黨的立場一直都是主張「公平比民調」。 陳佩琪回憶,2023年下半年由前總統馬英九、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及金溥聰三人主導整合會議,並邀集新北市長侯友宜與柯文哲共同協商。不料當下不知出了什麼差錯,竟然談出了一堆極其奇怪的整合方案,最後甚至出現了「讓3%、6%」的民調比對方式。 陳佩琪透露,事後柯文哲根本無法回想當時是誰提出這些方案、為何要這樣提,以及自己當初為何會點頭答應。柯文哲甚至表示自己「通通忘記了,再也回想不起來」。陳佩琪指出,協商後的那幾天,先生雙眼眼神非常茫然且空洞無神,那幾天的柯文哲根本不是她所熟知的柯文哲,「他的元神當時是不在的」。 陳佩琪還說,「前不久馬英九基金會的捐款風波, 金溥聰是跳下來出面的當事人,而朱是CIA的(聽說是維基百科認證的,因柯文哲常說這個) ,當時的馬英九全程拿著紙板,一句話也沒說(柯文哲描述的), 他們三人加侯友宜四打一」。 陳佩琪補充道,直到幾天後反推民調結果出爐、顯示「讓3%」後雙方呈現平手,柯文哲的元神才逐漸回復。當她事後追問先生當初為何會談出這麼奇怪的方案時,柯文哲還是一臉茫然稱不知道、全忘了,甚至只反問她一句「現在的柯文哲正常了嗎?」 重申小黨沒理由讓大黨 陳佩琪喊話藍營網軍莫再酸「不當副總統去土城」 針對民調爭議,陳佩琪認為,當時若直接比民調、輸的人退選,或許對藍營而言太過激烈而未被採納,但如果是公平做民調,只要民眾黨輸了大家都會坦然接受。她至今仍無法理解柯文哲為何會去談反推民調還主動讓3%,「若要讓趴,也是大黨讓我們小黨3%還差不多,哪有小黨讓大黨3%的道理?」更何況最後結果平手,藍營居然還在半夜要求讓到6%。 最後,陳佩琪向國民黨網軍喊話,要求別再酸柯文哲「好好的副總統不當,卻偏偏喜歡去土城被關」,當初民眾黨的立場一直都是主張「公平比民調」,並非柯文哲非要當正的不可,且如果國民黨當初真有其他打算,那大可直接開口要求柯文哲低頭、當國民黨的副總統就好。
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日前在出席北京香山論壇時,針對記者提問「一國兩制」時,提出他的看法,引發陸媒廣泛報導與討論。為使讀者更清楚了解張亞中的觀點,《梅花新聞網》特別對其進行專訪。以下是專訪內容。 問一、台灣學者李其澤近期連續撰文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引發兩岸輿論關注。您如何看待這場討論出現的背景和意義?它反映了台灣社會哪些值得關注的變化? 答:李其澤教授願意具體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我認為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任何關係到兩岸未來的政治主張,都不應停留在口號層次,而應接受公開、理性及具體的檢驗。李教授提出相關制度構想,引起大陸學界的高度關注,說明大陸方面正在思考如何使統一後的制度安排更具體、更完整。 不過,我們也必須坦率面對一項事實:這個討論雖然在大陸學界受到重視,在台灣社會卻沒有引起相應的廣泛回響。這並不完全是因為台灣民眾拒絕思考兩岸未來,而是因為「一國兩制」所回答的,主要是統一完成以後的制度安排;台灣社會目前最關心的,卻是兩岸如何從現有的分治與敵對狀態,和平、安全且有尊嚴地走向新的政治關係。 換言之,李教授所討論的是「統一後怎麼辦」,但是多數台灣民眾首先想知道的是「為什麼要統一」、「如何走向統一」,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台灣能否平等參與、能否維持安全、能否保有應有的尊嚴與自主性。 今日台灣談統一的人愈來愈少,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張統一」在許多人心中,已逐漸被理解為「主張被統一」。當統一只是由強勢一方提出方案,再由相對弱勢的一方選擇是否接受,台灣民眾自然會產生疑慮。尤其兩岸在政治認同、社會制度及彼此信任方面仍存在明顯差距,如果缺少統一前的和平進程與共同參與機制,直接討論統一後的制度,就很難在台灣形成真正的社會對話。 因此,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一國兩制」可以給台灣多少權利,而是它再次提醒我們:兩岸現階段缺少的,是一套能夠讓雙方共同參與、逐步累積互信並走向和平的完整方法。 問二、此次討論涉及自治權限、司法制度、財政安排、國防外交和制度保障等具體內容。您認為,「兩制」台灣方案要從原則主張走向可討論、可比較的制度方案,首先需要釐清哪些核心問題? 答:我覺得,目前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這些「統一後」的「自治權限、司法制度、財政安排、國防外交和制度保障等具體內容」,而首先必須釐清的,其實不是「兩制」的內容,而是「一國」的內涵。 如果「一國」已經被預先確定為就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灣是在此一國家架構下接受某種特殊安排,那麼所謂「兩制」,就不只是鄧小平當年所說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存,而只是涉及中央與地方的「上下」權力關係。在這種架構之下,現在所討論的台灣究竟具有多少自治權、哪些權力可以自行決定、制度承諾如何獲得長期保障等問題,以目前的兩岸關係狀況來說,北京對這些問題的所有承諾,可能也未必能夠取信於台灣民眾。 嚴格來說,「一國兩制」並不是人類政治發展中完全特殊的概念。許多聯邦制國家內部,各邦在法律、教育、財政與社會制度上都有不同安排;歷史上的中國對不同地區,也經常採取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因此,「一國兩制」(或一國多體制)的本質,可以理解為一種有利於國家統一的內部差異化治理方式。 問題在於,「兩制」乃至「多制」的本質,比較接近國家完成統一後,為因應不同地區的歷史背景、社會條件與制度差異所作的治理安排,未必能直接成為促成「和平統一」的方法或誘因。 從國際歷史經驗與中國歷史來看,這類「多制」安排往往出現在武力完成統一,或強大軍事壓力已經形成之後,反而不是和平心態與環境下的作為,倡議者其主要目的在於降低統一及治理成本、維持地方社會穩定,並安撫原有政權及其人民。因此,對相對弱勢的一方而言,它容易被理解為強勢一方在統一完成後,對「被統一者」所作的制度安置,而不是雙方在統一以前共同協商、共同建構的政治方案。 在目前兩岸政治對立、政治互信不足、國際勢力介入,且台灣社會對大陸仍存有相當疑慮的結構下,如果僅以「一國兩制」及其所提供的自治條件,除非已是武力結束或極大且不可抗拒之威脅下,作為說服台灣民眾接受「和平統一」的主要理由,恐怕仍有相當困難。 要解決這個難題,讓「和平」與「統一」雙雙成真,真正需要補充的,是一套能讓台灣平等參與、逐步建立互信,並由兩岸共同走向和平統一的過程與方法。 問三、「一國兩制」在台灣已被污名化,使不少台灣民眾難完整瞭了「兩制」台灣方案。您認為應從哪些方面講清台灣方案的特殊性,並通過怎樣的制度安排回應台灣同胞對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及合法權益的關切? 答:民進黨長期將「一國兩制」簡化為政治負面標籤,確實不利於台灣社會進行完整、理性的討論。但我們也不能把台灣民眾的所有疑慮,都歸因於民進黨的宣傳。台灣社會的疑慮有其真實的政治與社會背景,必須正面回應,而不能只用「誤解」或「被蒙蔽」加以概括。 如果希望台灣民眾理解台灣方案的特殊性,就必須把抽象承諾轉化為可以檢驗、可以執行並可以長期保障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制度保障不能只依靠政治善意或政策宣示,而應建立在具有高度穩定性及雙方約束力的憲政與法律基礎之上,並設置爭議處理、違約救濟及制度監督機制。只有讓台灣人民相信相關安排不是單方面可以隨時改變的政策,才可能逐步建立信任。 但是,我仍然認為,如果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已經確定的「一國」為前提,再以較為優厚的「兩制」待遇作為吸引台灣接受統一的條件,恐怕仍然很難說服多數台灣民眾。因為兩岸目前最大的障礙,不只是條件是否優惠,而是政治認同與互信不足。 台灣社會有相當一部分民眾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不少民眾對大陸抱持疑慮。無論我們是否認同這些看法,它們都是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如果真心追求和平統一,就不能迴避台灣的社會心理,而應換一個思路:讓台灣人民從被動接受方案的一方,轉變為兩岸未來制度的共同參與者與共同設計者。 真正有利於民族長遠利益的方案,不應只是追求形式上完成統一,更要追求統一過程的和平與統一以後的長治久安。沒有台灣人民的理解與參與,即使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也可能留下深層的心理隔閡;只有讓兩岸人民共同參與、共同協商、共同承擔,統一才可能成為民族復興的力量,而不是新的矛盾來源。 問四、您曾強調,「一國兩制」主要回答統一後的制度安排,而兩岸還需要解決如何從當前狀態走向和平統一的問題。您認為統一前的和平進程與統一後的制度安排應當怎樣銜接? 答:這正是我認為當前兩岸最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長期以來,大陸方面的相關論述經常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連在一起,形成先完成統一、再實施兩制的邏輯。但是,對台灣社會而言,真正尚未獲得回答的,是兩岸如何從目前的政治分立與軍事敵對狀態,走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統一。 因此,我主張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思考次序調整過來:不是只以「一國兩制」說明統一後的安排,而是從兩岸目前已經存在的「一中兩制」現實出發,尋找走向和平統一的方法。 如果把「一國」理解為歷史、文化、民族與主權意義上的「整個中國」,那麼目前兩岸就是在整個中國的範圍內,存在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與兩個分立的治權。為了避免與統一後的「一國兩制」混淆,我認為可以將目前的狀態稱為「一中兩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整個中國),但治權分立、制度不同。 在此基礎上,我並不反對討論統一後的政治制度安排,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同時建立「統一前」的和平進程與制度架構。 台灣社會最迫切的疑問,恰恰都發生在統一以前:兩岸如何結束敵對狀態?如何建立和平互信?如何保障台灣在協商過程中的平等參與?如何讓交流走向融合,而不是讓台灣感到正在走向被吸納或被吞併?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回答,直接要求台灣討論統一後的制度,台灣社會自然會裹足不前,也容易把統一理解為只能被動接受的結果。 多年來,我所倡議的「兩岸和合論述」,正是一套走向和平統一的方法論。它以兩岸確保「整個中國不分裂」的「主權重疊、治權分立」作為和平起點,以「和平」與「融合」作為精神內涵,並以「一中三憲、兩岸統合」作為統一前的制度安排。 所謂「統一前」,重點包括簽署和平協議、正式結束敵對狀態、恢復全面交流、推動社會融合,並逐步建立兩岸共同體及必要的共同治理機制。雙方在尚未統一以前,就可以共同維護和平、處理共同事務、累積政治互信,並讓兩岸人民透過實際合作,逐步形成共同生活與共同發展的經驗。 至於「統一後」,則應由兩岸共同討論彼此能夠接受的治國理念與憲政關係,包括憲法的核心精神、大陸與台灣的權力配置、台灣人民的權利保障、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財政與司法安排、國際參與以及安全機制。這些安排不能只是單方面給予的政策待遇,而應成為兩岸共同協商、共同承諾並共同遵守的制度成果。 因此,統一前與統一後並不是兩套互不相干的方案,而應是一個相互銜接的和平進程:先結束敵對,再建立互信;先推動交流,再促進融合;先形成共同體,再協商最終的政治關係。統一不應只是一個時間點,而應是一個和平、漸進、共同參與的歷史過程。 當前兩岸與其把所有精力放在討論「統一後的兩制」,不如投入更多時間,思考「統一前的和合」。前者回答的是完成統一以後如何治理,後者回答的則是兩岸如何避免戰爭、走出敵意,並共同抵達和平統一。就現階段而言,後者可能更為迫切,也更具有現實意義。 我的出發點不是否定任何有關統一後制度的討論,而是希望把兩岸和平的道路補充完整。真正為兩岸未來與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著想,不能只追求統一的結果,也必須重視統一的方法;不能只設計統一後台灣的位置,也必須保障統一前台灣參與協商的主體性,並讓統一後的中國更為理想。 唯有使統一成為兩岸共同選擇、共同協商、共同建構的和平工程,才能讓兩岸人民免於戰爭,讓台灣保有尊嚴與安全,也讓中華民族的統一建立在民心相通、制度互信與長治久安的基礎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