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立法院今天（15日）舉辦「《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法方向」公聽會，國教行動聯盟表示，2024年《性平法》新制上路後，已出現「過度承載」與「準司法化」校園亂象，國文老師討論《詩經》性別觀點都被控言論不當，每一間教室都變成預備法庭，呼籲修法應朝向「定義釐清、案件分流、回歸教育」三大方向，以確保師生關係不因法律程序而崩解。 國教盟表示，《性平法》自2004年立法以來，確實在保障性別平權、預防性騷擾與歧視上扮演關鍵角色；但隨著2023年大幅修法並於2024年全面實施，法律邊界已過度擴張。國教盟支持反歧視、反霸凌，但堅決反對《性平法》的「無限膨脹」。目前的《性平法》已非單純的教育法，而是融合了行政懲處、刑事救濟銜接與高度複雜調查程序的「綜合體」。這種過度承載，導致校園行政能量被海量個案吸乾，教師因畏懼「強制通報」責任而與學生保持距離，形成「潘斯法則（Pence Rule）」所說的避嫌式的隔離，嚴重損害師生信任。 國教盟在公聽會中點出當前性平法制的三大病灶：首先，「性」與「性別」的定義混淆。目前政策將「性別平等」、「性（健康）教育」、「情感教育」與「性別事件調查」全部塞入同一部法律中，導致教學現場目標失焦。學生可能在課堂上討論性別光譜，卻在面臨現實的情感糾紛或性健康風險時缺乏應對能力。國教盟主張，這四者屬性截然不同，法律不應混為一談。 其次，法律與教育邏輯的強烈衝突。國教盟說，當前《性平法》強制校園引入高度專業的調查程序，這種「司法化」傾向使得校園必須在「教育輔導（陪伴、修復）」與「司法調查（證據、懲處）」之間掙扎。當校園資源被導向調查程序時，原本應作為核心的「前端預防」與「後端輔導」反而被邊緣化。 最後，強制通報與「寧報勿漏」造成行政壓力。2024年新制強化了教職員的通報義務。在怕被開罰的恐懼下，基層老師被迫採取「無差別通報」。無論是同儕間的玩笑、經典文學的討論，甚至輕微的言語摩擦，一律送入性平調查委員會。這不僅造成行政資源浪費（粗估性騷擾行政業務1年約耗費5萬小時），更讓許多無辜師生在冗長、冰冷的調查程序中承受二度傷害。 國教盟舉例，第一類是「邊界模糊型」：像有老師在國文課討論《詩經》或古典文學中的性別觀點，被指控言論不當，必須啟動正式調查程序，導致教學熱誠熄滅，老師轉向「防禦性教學」。 第二種是「程序傷人型」，小學生之間的情感摩擦或言語玩笑，因強制通報而升級為正式調查。即便最終不成立，孩子在過程中被多次詢問、家長對立，已造成不可挽回的心理創傷。 第三種是「教育缺位型」，現行體制強於「抓人懲處」，弱於「能力培養」。學生因不知如何處理分手情緒、頻繁傳送訊息而產生騷擾行為，學校第一時間是通報，而非提供專業的情感諮商輔導，導致問題核心從未被解決。 國教盟強調，《性平法》初衷是為了保障孩子，但若法律過度膨脹到讓老師不敢開口、學生不敢互動、學校只會跑程序的程度，這部法律就失去了靈魂。國教盟呼籲立法院修法時，要聽見基層教師與家長的集體焦慮：性別平等教育，應該是讓孩子學會尊重與自我保護，讓受傷的孩子得到療癒，而不是把每一間教室都變成預備法庭。

教師荒成為全國問題，國民黨立委羅智強今天（15日）指出，首善之都台北市因為生活成本高，成為「缺師」重災區，光是去年台北市教師缺額就占全國缺額34％，難以想像。他表示，教師荒本質不是「沒人」，而是「制度讓人不想當老師」，除了老師、學生、家長三輸，最後賠上孩子未來，更阻礙國力長遠發展。 羅智強表示，有老師、有好老師，才有好的教育現場，連老師都缺，如何守住學生的教育品質？他和教育部近期質詢重心是學校最頭痛的「缺師」問題，這已經成為全國性現象，中央部會卻遲遲提不出有效措施，他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質詢時更發現，教育部今年業務報告裡，對於「教師荒」的討論少之又少，不夠重視、也無解方。他提醒教育部長鄭英耀，教育是國本，而有老師才能撐起教育，不能輕忽，也不該推給地方政府後就裝沒事。 羅智強更指出，近年來「教師荒」更衍生出台北、新北等大都會老師出走的「脫北潮」，制度修整因素外，大都會的生活水平、房價物價比別地區高，老師不堪負荷，台北市變成「缺師」更惡化的重災區。 據統計，台北懸缺教師連4年增加，114學年度總懸缺2210位，高中職732位、國中721位、國小757位。以去年來看，台北市占全國缺額，高達34％。 招不到老師，要找代理老師，但連代理老師都難找，學校從招聘6、7次，到十數次，甚至到45次才找到代理老師。也因一招再招，不斷放寬，變成代理教師裡，無教師證者可能也在3到4成。 羅智強說，他每周都會實際走訪他選區的學校，向校長、老師、家長請益時，幾乎都提到「台北缺老師」、「寧願去外縣市」。就連國中生做專題訪談，也發現「缺師脫北」的現象，向他辦公室陳情。 羅智強說，他向教育部提出3項政策主張：首先，教育部要認知到，教師荒已成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中央的教育部應做為首要議題，負起解決責任，不能官式回應而已，要有具體對策，並立即從最新的數據、第一線缺師狀況盤點做起。 其次，缺額愈多、權益受損的學生愈多，不只是為台北請命，以短期來看，應就缺額狀況的統計，以嚴重程度為標準，擬定相對應的方案，制度化給予津貼補助，提高教師誘因。 最後，津貼只是短期即效，長期來說，應往確保員額、調高教師待遇，走向精緻化教育，改善師生比與降低授課節數，才能讓師資永續發展。 羅智強說，鄭英耀答詢時也坦言，教師荒不只在偏鄉，在都會也已形成挑戰，鄭英耀並承諾羅智強，會將缺額相關資料盤點出來，也會配合尋求穩定教育環境的方法。 羅智強說，他會持續追蹤，與教育部研議。教師荒的本質不是「沒人」，而是「制度讓人不想當老師」，面對教育環境改變，不同的教、學壓力出現，制度就應與時俱進，而不是放任混亂，推走老師，讓老師、學生跟家長三輸，最後賠上的是孩子未來，更阻礙國力長遠發展。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兩千多年前楚國詩人屈原的絕唱，歷經朝代更迭、文人傳誦，依舊叩人心弦。國立故宮博物院今天（14日）推出書畫新展「獨騷－楚辭文化意象與龍舟」，以文學經典《楚辭》為核心，分別從歷史文化脈絡、文學傳統對藝術文化的浸潤，以及端午節等民俗文化對屈原的跨時空迴響等面向，與觀眾一起探索這股跨越兩千年的獨特魅力。 故宮策展人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林宛儒表示，展名「獨騷」蘊含了幾層深意。最直觀的層次是「獨領風騷」，意指超越群倫，「風」指《詩經》，「騷」是《楚辭》，兩者並列中國文學的兩大經典。《楚辭》中，又以〈離騷〉最著名，甚至成為全書的代稱。東漢王逸《楚辭章句》：「離，別也；騷，愁也。」這部作品緊扣著屈原的人生際遇，是他將生命憂患與政治挫敗交織而成的詩篇。被放逐後的屈原，「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那面容憔悴、孤傲不群的身影，成為歷代反覆詮釋的孤絕意象。因此，「獨騷」的第二層意思，便是指涉屈原那份孤獨憂愁的形象。《世說新語》曾記載：「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確立了〈離騷〉作為文人在際遇不順時的精神寄託。展名中的「獨」與「讀」諧音，也藉此點出這個「痛飲讀離騷」的名士傳統。 「獨騷－楚辭文化意象與龍舟」特展第一單元「戰國烽煙中的屈原」勾勒身為楚國重臣的屈原所處之動盪時代，〈詛楚文帖〉是西元前四世紀末秦惠文王在祭祀神靈時數落楚國背約失德、合理化秦國出兵正當性的政治聲明，真實記錄了大國博弈的歷史情境；第二單元「楚辭：跨時空的文化共振」以《楚辭》經典篇章為引，帶領觀眾穿梭於瑰麗詞藻之間，領略《楚辭》在書法、繪畫等領域無所不在的深遠影響。宋代蘇軾的〈書中山松醪賦〉是蘇軾赴貶惠州途中所作，蘇軾賦末自許「續離騷」，反映對屈原精神的接續。而楚文化深厚的巫風信仰、瀰漫祭祀與招魂的神祕氛圍亦是 《楚辭》迷人之處，清朝蕭雲從所繪〈離騷圖〉是楚辭圖像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蕭氏賦予圖像獨立於文本的詮釋力，並將不同篇章的場景融合，提供跨文本的視覺導讀，其瑰奇風格與精湛版刻，被視為清初木刻版畫的藝術巔峰。清朝門應兆〈補繪蕭雲從離騷圖〉是門氏在蕭氏版本基礎上補繪而成，其中的〈天問〉篇為屈原流放時，見先王廟壁畫之神靈怪異，因憂憤「呵而問之」所作，蕭雲從首創全圖54幅，開此篇圖像化先河。 六月將迎來端午佳節，第三單元「端午民俗的屈原記憶」看屈原投江的生命結局如何與仲夏時節帶有驅邪色彩的水上儀式匯流，轉化為追思詩人的集體行動。元代界畫名家王振鵬擅長精準規矩的界畫，〈寶津競渡圖〉採水墨白描，以纖細線條勾勒龍舟競渡的盛況，畫中主龍舟宏大華麗，樓閣舟車刻劃精微，並生動描繪水戲與雜技表演。而〈明王穀祥 盤石菖蒲〉繪製菖蒲奇石盆景，畫幅上方〈菖蒲歌〉將植物特徵與屈原〈離騷〉深度連結，結合了端午辟穢與祈求長生的民俗，使本作從書齋清供轉化為守護生命的吉祥寄託，將文人雅趣與歲時節令的意象成功融匯為一體。 策展人林宛儒表示，《楚辭》的時代雖然遙遠，其影響力卻早已滲透進文化之中。它不僅是許多人取名的寶典，書中的香草植物更演變為品格高潔的象徵。當中的名句至今仍讓人耳熟能詳，無論是感嘆時光流逝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或是表達清醒意志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甚至是與五四運動精神呼應、象徵永恆追尋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些文字跨越了時空，構築出深厚的文化意象。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今天（13日）舉辦「實驗教育三法」修法公聽會，與會的國教行動聯盟指出，在少子化趨勢下，實驗教育學生人數逆勢成長，且有半數都在偏鄉公立學校，這恰恰好證實了一個結構性問題：正因為偏鄉公校難以轉型，所以才必須依托在實驗教育的政策性補助之下藉以生存。 國教盟指出，「實驗教育三法」自2014年三讀通過以來，已走過10年歷程。依教育部統計，參與實驗教育的學生人數由2014學年度的2823人，成長至2024學年度的2萬7021人，增幅近10倍；這在少子化趨勢下，整體各級學生總數5年間減少27.3萬人的背景中，顯得相當特別。 不過一旦從「結構組成」的角度去看，人們會發現：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中，公立學校占比已超過9成，且大量集中於偏鄉與非山非市地區。數據顯示，偏鄉及非山非市的學校型態實驗學校58校占全國128校的45.3％，若加計委辦10校則68 校占學校型態加委辦合計144校的47.2％，接近半數；其次，轉型比例在小型縣市（基隆50％、宜蘭12.8％、新竹11.9％）遠高於大型縣市，顯示此現象與小校生存壓力高度相關；此外，絕對數量最多的是屏東（10校）、雲林（9校）、新北與花蓮（各8校），恰好是少子化與原住民教育需求最集中的地區。 國教盟分析偏鄉公校大量轉型到實驗教育的五大結構性驅動力，包括：少子化衝擊下的小校生存壓力；法規本身鼓勵偏鄉走實驗教育路線；補助與行政資源誘因；裁併校政治成本極高；「實驗」品牌效應與媒體評比壓力。 國教盟也提出，學界早已在討論「偽實驗」與「非實驗」的區分。像是4月11日實驗三法修法座談會，與會學者明確提出兩個概念：「偽實驗」是指雙語、本土語言、特色課程等，在一般學校既有法規框架下即可辦理，不需實驗教育的法規排除空間，卻仍申請實驗教育身份；「非實驗」則指華德福（1919 年創立，全球逾1000所學校）、蒙特梭利（1907年創立，逾115年歷史）、耶拿等在國際上已行之有年的教育方法，嚴格而言不屬於「不明的新方法」，卻仍被放進「實驗」框架。 另一問題是，雙語實驗教育的「補習班化」警訊。以有報導指出，以雙語或英語為特色的實驗教育單位，從每年至多2個暴增至20個以上，部分被批評為「像美語補習班」。這些單位直接複製美國公立學校課程，偏離實驗教育鼓勵全人發展、教育創新的制度精神；學費每年18萬至60萬元，弱勢家庭參與機會嚴重不平等。 國教盟並針對學校型態、機構型態與團體型態實驗教育，提出8項政策建議：將「教育創新」與「保校求生」制度性拆分；特教與弱勢學生保障設定不可排除底線；偏鄉唯一公校轉型須有實質家長同意與替代方案；建立跨校、跨區、長期追蹤之成效驗證機制；私校申請制度從「先卡住」改為「先進場、強監督」；公立學校型態與公校委辦制度重新切分；機構實驗教育比照學校型態強化監管；建立非學校型態「分級分類」動態監督機制。

2026年大陸大學對台招生報名結束，已有部分陸校公布第一階段初審結果，其中深圳大學有155人可進入第二階段面試環節，江西唯一一所211工程的南昌大學有39人通過初審。 大陸大學每年3月1日至3月31日接受台灣學生以學測成績申請入學，4月起陸續公布初審結果，接著進入複試環節，多數陸校是採取線上面試，但有少數學校如北京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要求到校面試，有的甚至還要筆試。5月15日放榜。 深圳大學於4月10日公布初審合格名單。從榜單的報名序號看來，申請報名該校的台生逾250人，最後有155人通過初審。深圳大學的學測要求是國英數+社/自等4科均標。該校複試時間初定於4月下旬，招生名額預計15人。 位於江西的南昌大學是該省的最高學府，也是江西省唯一一所211工程大學。學測要求是國英數等3科均標，招生名額視申請人數和水平而定。該校4月10日公布初審結果，有39人可進入第二階段測試，採線上面試。

台企銀董事董事王哲男近日逝世，其家屬4月7日在《聯合報》第一版右下角的訃聞，不但赫然掛上本名（益田浩吉），子孫也全都在中文名字後面掛上日本名字。作家「洛杉基」今天（10日）表示，要不是因為現在是極端仇中親日的賴政府執政，這些日遺子孫們，哪敢如此大膽甚至驕傲地將先父日本名公諸於眾？ 王哲男日本近畿大學畢業，是台灣企銀第13至15屆董事，曾任中華民國僑務委員、台中銀行董事，訃聞指出，他3月6日逝世，享壽85歲。他4月7日在《聯合報》第一版右下角的訃聞，赫然掛上本名（益田浩吉），且4個兒子有2位是中文、日文名都掛，有2位是只掛日文名；其妻也是中文名、日文名都掛。 洛杉基表示，這赤裸裸地暴露了台灣光復後滯留在台灣的數十萬日遺中，其中一位的真面目。他表示，要不是因為現在是極端仇中親日的賴政府執政，這些日遺的子孫們，哪敢如此大膽地、甚至是驕傲地，將他們先父的日本名公諸於眾，讓人家知道，這位王哲男其實是日本人（本名：益田浩吉）？且王不但曾經擔任過中華民國僑務委員，還擔任過台企銀的董事。 洛杉基表示，王哲男是「在中華民國臥底了半世紀的日遺，無恥地在台灣享受榮華富貴，直到死後才將他的真實日本身分公諸於世，換回他本來的日寇真面目。」這也令人聯想到另一位日遺岩里政男桑（中文名：李登輝）卻不敢恢復他的日本姓氏，「因為只有沿用他最瞧不起的支那名字，才能繼續享受中華民國故總統的榮寵。」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8日赴南京中山陵演講，大篇幅談及國父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及其過世時的台灣人反應，引發高度討論。統一聯盟黨主席戚嘉林表示，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不但曾獲台灣士紳的鉅額資助，而孫的革命理念，也獲得台灣志士所追隨與實踐，這些本來就是歷史事實。 鄭麗文8日演說中提及，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台灣人難掩興奮，掛布條、演歌仔戲、集體剪辮等；1925年孫中山逝世，當時台灣已被日本殖民30年，但在日本人的鉗制和打壓之下，台灣各界仍舉辦了各項追悼會。鄭麗文的演說引起高度討論，因為這是有史以來國民黨主席首度以台灣人、台灣史為主體，連接兩岸共同歷史經驗。 戚嘉林表示，在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中，曾三次來到台灣。第一次是1900年9月28日來台，11月上旬離台。第二次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8月上旬抵台後轉赴日本。第三次是1918年6月上旬抵台灣基隆，日本殖民當局拒其入境，旋離台赴日。 戚嘉林說，孫中山的第二次赴台，行館宿處是台北御成町的「梅屋敷」，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北路國父史跡紀念館，因日方警衛森嚴，知者不多，但孫中山募款收穫頗豐。此行，台灣人葫蘆墩（即台中豐原）時年60歲的區長廖干三連繫台灣士紳，籌款募得革命經費6萬元，由其子廖進平轉致。這筆捐款在當時可以說是鉅款，由此可見在日本殖民高壓統治下，許多台灣士紳甘冒政治風險，擲金資助孫中山，體現台灣同胞渴望祖國振興的情懷。 蔣渭水是孫中山忠實信徒 戚嘉林說，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不但曾獲台灣士紳的鉅額資助，其革命理念，也被台灣志士所追隨與實踐。日據時期有「台灣孫中山」之稱的非武裝抗日運動領導人蔣渭水，就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也是中國民族主義者。1924年在全島反日份子大逮捕的「治警事件」法庭答辯時，面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大壓力，蔣渭水公然稱「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對孫中山思想及其革命的理解，蔣渭水認為「孫文氏是由民族主義出發，漸漸由右到左而達到社會主義」，並讚譽「馬（克思）氏、列寧氏、孫氏三人，乃社會運動的大模範，我黨（台灣民眾黨）須要用做指南針」。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北京，消息傳來，台灣同胞悲痛萬分。蔣渭水在《台灣民報》以〈哭望天涯吊偉人－唉！孫先生死！〉為題發表「社說」，一開頭便說：「夢嗎？真嗎？3月13日的電文說孫中山先生死！可是這次似乎真的死了！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哭罷！西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湧了！一封電報就能叫我們如此哀慟，這都為了什麼？」另外作家張我軍為文〈長使英雄淚滿襟！〉表示：「呵！孫先生！你那知道這海外的孤島中也有一個無名的青年在湧淚痛慟！」張我軍並稱孫中山「弱小民族之父」、「自由正義之聲」。這也是此次鄭麗文引述的內容。 戚嘉林另外引述，被歸為左派的台人翁澤生，當時也從上海投稿到《台灣民報》，發表〈哀悼中山先生〉一文，表示：「中山先生雖亡，中國的革命運動是決不死的！」 日帝禁止台人哭中山 戚嘉林指出，為哀悼孫中山逝世，台灣有志者於1925年3月24日在港町文化講座（位於今日的台北市貴德街49號）舉行追悼大會。是夜，大雨滂沱，根據總統府官網記載，容納3000人的會場，來了5000人，會場聲息沉靜莊肅，主因是日本當局禁止朗讀悼詞與悼歌，張我軍的弔詞，涉及台人悲戚及反對帝國主義欺凌的字眼，均被要求刪去，最後連弔詞也不得朗誦。為此，《台灣民報》即提出抗議文：〈台灣人不該哭孫先生的死嗎？〉除此之外，北京台灣學生會為哀悼孫中山，敬輓稱「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捨我輩其誰分擔！」 1929年6月，孫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舉行，台灣民眾黨派謝春木、王鍾麟赴南京參加奉安大典。雖然日本殖民政府嚴禁台民在奉安祭典當天舉行追悼活動，但仍有台灣民眾黨黨員暗中聚首默禱。1929年1月12至11月24日，蔣渭水更在《台灣民報》（244至288號）發表〈中國國民黨之歷史〉長文連載40次，深入介紹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及國共政治動態，加深台灣民眾認識。 戚嘉林說，孫中山與台灣民眾有很強的國族連結，上述史實正說明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及其實踐，是台灣同胞勇於反抗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精神支柱，「中國近代歷史並非存在於台灣之外，而是存在於許多台灣人的心頭。」

核安會今天（8日）表示，已於今天完成台電公司提出的核三廠運轉執照換照申請案及再運轉計畫相關文件之程序審查，確認送審文件之完整性符合申請要件，開始進行實質審查作業。 核安會表示，已邀請會外學者專家與會內同仁組成專案審查團隊，依法規及參考國際作法，針對台電公司提送之再運轉計畫內容，包括機組現況、組織人力配置及訓練、設備定期維護與檢查、運轉期間規範及運轉文件恢復，以及品質查證方案及稽查計畫等，進行嚴格技術審查，確認台電公司妥善規劃各項作業，並能符合品保要求，方會同意該計畫。 核安會說，再運轉計畫執行期間，核安會也會執行現場實地查證，確認台電公司依計畫落實執行。完成相關作業後，台電公司須將執行結果報告提送核安會審查。 此外，台電公司亦須依法規要求，提送老化評估與管理、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耐震安全評估等文件。針對相關送審文件，核安會均會本於職責與專業，由會外學者專家與核安會同仁組成專案審查團隊，依法規及參照國際標準，嚴格進行技術審查，確認是否符合法規及安全要求。 核安表示，會持續依資訊公開原則，將審查相關資訊公布在對外網頁的「核電廠再運轉審查管制」專區。另外，核安會預定於4月下旬於核三廠所在地屏東縣恆春鎮舉辦地方說明會，詳細辦理時間及地點等訊息，將事先公布在核安會對外網頁上，並透過地方鄉（鎮）公所轉知地方鄉親，聽取地方意見，研議納入審查參考，使審查作業更為完善。

總統賴清德日前稱「國民政府對待台灣人民比殖民統治的日本還要差」，引發高度爭議。撰寫《如是228》等228三部曲的學者張若彤表示，日據時期的台灣現代性不是因為日殖政府統治手段多高明，而是警察壓制出來的，連後來的日本學者都認同，日據時期人民「有現代行為、沒現代觀念」。他並認為，台灣真正的現代性開端，應該是兩蔣時代。 歷史新三自協會今天（4日）舉辦「補課台灣史：兩蔣和日殖的比較」記者會，張若彤做出上述談話。 張若彤表示，過去人們並不認為日本殖民帶來現代性，但是近年來有一種風向轉變，認為日本殖民雖有壓迫但也帶來現代性。例如教科書說「日本殖民也讓台灣民眾懂得守時、街道整潔，開始有戶籍制度、土地丈量等」；又如有一個用動畫介紹台灣歷史的媒體「台灣吧」，談228時就是悲憤，談日本殖民時期卻用一種「可愛」的口吻說：「日本時代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像螞蟻一樣多的，呵呵，警察。」完全不提當時台人是如何受到日警高壓監視。 張若彤說，日據時期的台灣，是在大量警察及綿密《違警條例》之下壓制人民，讓人民表現出順從，人民或許做出一些文明行為，但這不見得有這樣的觀念。他舉例國民政府來台早年的1946年新營事件，當時中元普渡、有民眾辦桌大拜拜，而警方上前制止，甚至開槍，導致官民衝突。現在主流台灣史把此事說成是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民不聊生、官逼民反」，但事件的背後脈絡是1946年有霍亂，警方開槍是為了防疫，為了制止民眾聚集。 張若彤說，一般論現代性，就是民眾要有現代性的文明「行為」，還要有現代性的文明「觀念」，才叫現代性。日據時期用警察規範人民種種行為，光復之後沒有那麼多警察了，人民「沒有衛生防疫觀念」的心態就暴露了，新營事件就是例子。後代的台灣學界，包括日本學界的結論都是：「日據時期台灣人民有衛生行為，但沒有衛生觀念。」 至於台灣何時才進入現代？張若彤引述管仲之語：「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他認為真正台灣現代性開端是兩蔣之後，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台灣才進入所謂的現代性。他並強調，我們現在理解台灣近代史，必須從正確的脈絡著手，而非被部分意識形態帶偏、誤導。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將應中共中央及習近平總書記之邀，於7日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各界高度關注。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吳昆財今天（4日）表示，希望兩岸學術交流再度「春暖花開」，也期待陸生再度來台，畢竟兩岸同文同種，彼此交流、溝通才是硬道理，他對「鄭習會」樂觀其成。 鄭麗文表示，希望讓兩岸和平繼續前進，也讓全世界了解到：兩岸並非終須一戰。如何看「鄭習會」？吳昆財表示，交流當然比交戰好，和平比戰爭好，人民都期待交流、不要交惡，兩岸都是同胞，兵戎相向對兩岸人民沒有任何好處，只有讓軍火販子、軍工複合體獲利。 另過去一年來，教育部接連取消多所中國大陸大學的學歷採認，限制兩岸學術交流，甚至推動所謂「識讀中國威脅」的教材編撰。相應地，大陸國台辦也宣布我內政部長劉世芳、教育部長鄭英耀列為「台獨頑固分子」，聲稱將依法實施懲戒措施、終身追責。 對此，吳昆財表示，真心希望兩岸學術交流重回「春暖花開」，彼此交流、溝通才是硬道理，他對「鄭習會」樂觀其成。 吳昆財說，今天台灣最大問題是兩個汙名化，包括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對中共中央，台灣民眾不了解對岸在做甚麼，缺乏「知陸派」。雖然說交流也不代表一定要做甚麼，但是若不交流就更不可能有進一步發展。 另外目前在台的學位陸生在蔡英文第二任期幾乎都已經斷掉、清零，對此吳坤財表示，陸生是兩岸傳達善意溝通的非常重要橋梁，對台灣的私立大專校院以及許多文化事業單位，也有很大助益。他所知道的是很多陸生願意來台讀書；陸生猶如蜜蜂傳遞花粉，在兩岸之間傳遞善意，因此非常希望「鄭習會」引起的另一效益就是恢復陸生來台。吳昆財強調，兩岸是同文同種同血緣，沒有甚麼不能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