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張良任/前行政院新聞局聯絡室主任、資料編譯處處長、駐以色列特任大使 新聞局前局長邵玉銘的追思會3月7日舉行。一個月前看到老長官邵玉銘先生過世的消息十分的意外；上一次見面的時候，看他仍然是神清氣爽，中氣十足，侃侃而談，對國是之關心溢於言表。 他是我政大外交系的大學長，在學校時只聞其名，未見過其人。 1970、80年代台灣在美國有很多優秀傑出的法政學者為中華民國發聲，邵玉銘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1981年我在波士頓工作時，曾經邀請當時在聖母大學任教的邵教授來給台灣同學演講。我仍清楚記得他講的題目是「風起雲從論民族之再生」。由題目可見，他的歷史情懷與對中國發展與未來的深切期望。1982年他離開聖母大學的教職，回台灣工作。 鑒於兩岸關係的變化，1988年8月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這個任務編組成立，他當時擔任新聞局長也兼任會報的發言人。他應該是處理兩岸事務最早的一位政府高層首長。當時兩岸關係還是「新生事物」，對任何相關問題的發言都十分的敏感，也有高度不確定性，邵局長兼發言人都能站穩立場，知無不言，侃侃而談政府的政策與態度，深受記者的好評。 1990年5月22日李總統登輝先生舉行就職後的首次記者會，參加採訪的記者除了國內的媒體之外，還有華盛頓郵報等外國媒體，他們提出了很多敏感尖銳的問題，李總統的回答十分的詳盡，由邵局長即時翻譯。我當時陪同外國新聞記者在場，對於那一次的記者會我記憶猶新；聽到邵局長的翻譯遣詞用字既清晰又優雅，總能把李總統跳躍的言語理順，翻譯得井井有條，清清楚楚。他全程態度沉穩，反應敏捷。這一幕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這麼多年來接觸的政府高官不少，但我認為他的英文素養是最高最好的；充分展現了他在美國學術界多年的歷練。 邵局長不但英文造詣高，中文寫作水準也好。我在新聞局資料編譯處長任內，處理過他不少的文稿。他對於文宣工作內容要求很高，文字的要求也十分的講究。在他的指導下，我們做了不少的改進，也得到一些成果。很多時候他的講稿要印成小冊子，他都是一改再改力求完美，常常要送印了還要做些修改，我們也配合不厭其煩的處理。他對美術設計及印刷也力求美觀大方，幸好我們美編同仁專業素養很高，都能達成他交付的任務。在他的任內，我們完成了台灣各政府機關中第一套線上彩色外文修飾、編輯、排版系統，不但增加了效率，也大幅提升可看性。這在當時的民間也不多見。 邵局長做事有前瞻的眼光 ，他了解到電子資料庫跟新聞局國際及國內文宣工作的密切性，指派當時主任秘書謝復生教授與我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一個電子資料庫公司去考察學習。這也是行政院各機關中的一個創舉。 邵局長有前瞻的眼光與大格局的作為，謝主任秘書與我也前往紐約考察在洛克菲勒大廈附近設立中華新聞文化中心的場址。該中心於1991年8月14日開幕， 包括圖書館、中華文化教室、電腦資訊中心、簡報室、台北劇場和藝廊。開幕時邵局長指出：中華文化淵遠流長、博大精深，絕不遜於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把中華文化的精彩內涵，透過海外據點介紹出去，最能達到國民外交的效果。 《論語子張》：「君子尊賢而容眾既之也溫」。邵局長在我心目中，不只是一位好長官，更像是一位好朋友。紙短憶長，謹以此短文紀念我最尊敬的邵玉銘局長。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教育電台由陳碧涵博士主持的「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專訪台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會創辦人孫中光。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孫中光最深刻的生命寫照。當人生遇到山窮水盡，看似前無去路之際，心態和一念之間，往往左右了抉擇，決定了境界，一切困難或可絕處逢生迎刃而解。孫中光，人稱孫爸，是台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會的創辦人。當年，他的兩個年幼孩子被診斷為重度自閉症時，他個人也正站在人生的懸崖邊，被殘酷的宣告罹患肺腺癌，在加護病房裡直面死亡。那一刻，他腦中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活著回去，為孩子開一條路。」 2006年，他在資源相對匱乏的台東成立協會，從早療、陪伴，到打造能共伴一生的家園，一步步走到今天：在台東的山海之間，有一棟為孩子而生的心願大樓。那不是冰冷的建築，而是一個父親與時間賽跑後，為無數家庭鑿出的光。 孫爸說，自閉兒家庭最深的焦慮是「父母走了，孩子怎麼辦？」因此，不只要關心這群孩子，更先解決自閉兒家庭的問題。他相信，唯有家庭被接住，孩子才有未來。從陪伴家長、推動親職教育，到倡議社會理解，孫中光讓更多人看見——自閉兒不是「缺陷，」而是帶著不同頻率、節奏與天賦的生命。 心願大樓的一樓是：一般作業場，操作能力較成熟的孩子，在此勞動生產，按時計薪工作；二樓是：心願工坊，透過操作動作的分解和分析，依照孩子的特質，分工合作，製作「非愛不可」品牌產品；三樓是：行政中心；四樓是：無障礙家園，部分孩子入住其中，兩人一室，有良好的住宿環境，有專人夜間陪伴。 協會規畫、帶領及陪著孩子，自力更生。從池上米、果乾、草莓果醬到飛魚乾，四十多種產品串連在地小農與孩子的雙手，讓他們靠勞動獲得尊嚴，不是永遠仰賴救助。 孫爸認為，陪伴其實很簡單。就好好的陪孩子玩，玩他喜歡的、擅長的、適合的從中得著快樂、健康、適度運動⋯⋯，如：從畫牆壁、排汽火車軌道、追飛機、追彩虹⋯⋯，看似遊戲，卻亦是在玩中建立認知、抒發情緒、建立信賴關係、與人互動。像牆上那些未曾被刷去、抹掉的塗鴉，如今成了他們父子「歲月的策展牆。」他學會用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固著與專注，」把「不一樣」轉化為優勢。 苦難沒有擊倒他，反而激發了愛的潛能，在早療的荒漠裡鑿一口井，讓愛擴散成一個能被繼承的家園。他說，如果不做，成功機率永遠是零；只要願意做，哪怕只有1%，也值得全力以赴。這便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最深刻啟發。 當一份訂單被送出，當一筆認養成為支持，那不只是交易，而是讓一群孩子在這片土地上有尊嚴地活著。美，或許正是這樣的循環——把不放棄，變成一條能讓愛走下去的路。

劉性仁/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副教授 大陸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係由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工作報告，是大陸發展的「總路線圖」，既回顧了過去一年中央政府做了什麼，了解今年的工作重點，展望未來一年打算怎麼走，因此無疑地政府工作報告是最權威、最完整以及最全面觀察大陸發展的藍圖；從工作報告中頻繁出現的關鍵詞，更是大陸發展及推動工作的重中之重。 《政府工作報告》不乏披露許多量化指標，例如GDP成長目標、財政赤字率、就業目標等。更有政策方向，2026年適逢「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大陸各地方政府提出的工作報告，不僅決定當年度的施政方向，更揭示了未來五年中國大陸在處理債務風險、推動產業發展以及應對人口老化等核心問題的戰略布局及因應挑戰方法。 2026年大陸全國兩會登場，在人大開幕式上李強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如何表述對台政策，備受外界關注。就結果來看，總體涉台方向仍維持一致性與連續性。 回顧2025年當時大陸總理李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台表述內容為：「我們要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完善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攜手共創民族復興偉業。」 而今年在中美元首即將見面及中日關係矛盾難解，再加上伊朗與以色列和美國的戰事正持續進行當中，就在外在環境複雜多變的情況下，大陸涉台表述顯然是一動不如一靜，先處理好外部關係，自然兩岸問題較好處理，不致產生太多的變數。 首先，李強的工作報告中仍以大陸內部發展及各項成績為重點，這充分說明打鐵還需自身硬，唯有掌握好發展自己的步驟才能真正吸引台灣民眾的青睞。 其次，就文字的內容表述上，深入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和融合發展，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落實台灣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共同開創民族復興偉業；這些內容也不出對台工作會議以及王滬寧談話與政協工作報告，兼具一脈相承的連續性。 再者，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更強調「十五五開局」，因為這是一個新的開始，「十五五規劃」（20262030）正開始實施，涉台部分加強建立新的經濟增長動能以及強化科技自主與產業升級，這些當然也離不開台灣的參與及台灣人的貢獻。 另外，2026政府工作報告中更加強調「擴大內需與消費」，這與當前大陸的現況局勢有關，因為房地產與出口增長動能減弱，需要靠「內需」帶動經濟，因此推動兩岸觀光，強化民眾消費意願，自然也離不開涉台部分；擴大消費少不了台灣人、建設大陸市場也少不了台灣人、促進服務消費與新型消費更是離不開台灣人，正說明台灣和大陸已經成為難以切割的發展共同體，雖然兩岸經貿斷鏈情況有加大趨勢，但總體來說兩岸仍是互一互補的發展共同體。 從報告書中還看出科技AI發展的重要性，2026更加強調科技自立自強、新質生產力、高端製造、數字經濟、AI與新技術產業，這些關鍵詞都是設法培育新的經濟動力，台灣自然難以缺席。 總之，2026年李強的政府工作報告等於宣示大陸開始「改變增長模式」。從過去的依賴投資與房地產，逐漸轉向科技加上消費與新產業的相結合，這種改變增長模式很難與兩岸關係切割，也無法切割。 從變與不變的角度來看，李強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仍然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與追求推動和平統一作為核心立論，此一表述不脫習近平在對台政策上的總體路線，這說明大陸涉台表述仍有高度的一致不變性。那麼變的是外部的環境及台灣民眾隨時在改變的想法，這必須要靠大陸自身發展來向台灣民眾展示其實力與決心。 另外不變的是、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支持兩岸融合發展以及替台灣同胞提供發展機會，這誠然與「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政策方向保持一致性，這也充分說明大陸對台政策除了承受來自海內外及國內外的政治壓力，也隱含經濟與社會吸引策略，希望能夠增加吸引台灣民間與企業與大陸共謀合作。 面對大陸日益重視的國家安全與領土主權完整的概念，工作報告涉台政策通常也與國家安全及外交政策一併考量；這說明台灣問題不只是兩岸關係，也被視為中美大國博弈戰略的一部分。和平統一仍是長期政策目標及三大歷史任務之一，只是工作報告不會提出具體時間表及主觀刺激性的論述。 職是之故，2026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台表述立場不變、兩岸交流持續、戰略長期配合環境的變化而調整，永遠不會變的是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客觀歷史事實。「融合發展」的著墨隨著十五五規劃而變成更加具體、「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的立場與語氣更為明確堅定以及以民為本重視增進兩岸同胞福祉的立意會更加凸顯，這或許是我們應當特別省思之處。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教育電台由陳碧涵博士主持的「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專訪——音樂治療師林佩昕、藝術治療師江芊玥。 有時候，美並不必然映現在盛大的場面，而是在病床邊一波波輕輕響起的吉他聲、在暴風雨裡依然站立的一棵樹、又抑或是在恐懼深處依稀可見的一道微光裡。 從小就喜歡音樂的音樂治療師林佩昕，記得在實習初期，曾在一位97歲老奶奶床邊彈奏吉他，面對生命終點，老奶奶的手仍隨著旋律微微舞動，那個畫面讓她明白，音樂不是為了對抗死亡，而是陪伴人在脆弱之時，仍能感受、仍能回應。 江芊玥是位從科學背景轉向藝術治療的人，會轉向，乃源自於一次挫敗與被看見的經驗：在海外異鄉的大雨中迷路、痛哭中創作⋯⋯，她的治療師看見了她內在尚未熄滅的光。那一刻，她理解到「療癒」不是抹去痛苦，而是協助人在風暴中辨認自己的力量。 如今，在醫院，江芊玥常陪伴孩子將恐懼「具象化」：如把打針化為怪獸、把細菌畫成可以抗衡的敵人，甚至創造英雄角色。當害怕被畫出來、被捏塑出來，孩子重新找回掌控感，也找回了情緒的流動。 林佩昕則在兒童加護病房與安寧場域裡，透過即興、聲音與節奏，為孩子創造一個「被允許存在的空間。」哪怕只是幾秒鐘的琴聲，都是一種身心靈深刻的連結，讓哭泣的孩子能安靜入睡，在醫療的緊張節奏裡，讓情緒有一個落腳之處。 治療從來不是單打獨鬥！醫護人員、家長與治療師形成聯盟，共同為孩子打造安全安心的情境。音樂與繪畫藝術不是表演，而是容納情緒的容器，不說教，而是陪伴。當孩子願意輕輕捏著黏土、敲出一個節奏、露出一個微笑，那些細微的時刻，正悄悄地修復著內在的裂痕。 美，不是無風無雨的人生，而是在風雨之中仍能感知光的存在。當我們願意聆聽自己與他人的真實感受，願意承認脆弱，也願意為彼此締造或保留一個安全的空間，那份連結本身，就是最動人的「美的觸動。」

梁幼祥/伊尹學院院長 又是一年228仇恨的日子，民進黨執政不僅不尋思製造社會和諧，從大罷免到五位大法官直接違憲、製造行政立法的混亂掩蓋貪腐⋯本文解讀民進黨奪權、諸多破壞和諧的伎倆之一。 任何一個文明社會，皆透過「故事」進行價值的傳遞與人格的塑造。故事不只是敘事文本，而是社會集體記憶的載體，其功能在於：傳遞是非善惡的判準、啟迪人生哲理建構、可被模仿與內化的行為典範，因此幾乎所有民族都有其世代流傳的經典故事，例如：丹麥的安徒生童話德國的格林兄弟童話中國的 西遊記、二十四孝等這些故事之所以能長久流傳，從來不是因為其真實性可被逐字考證，而是因為其背後所承載的倫理寓意及啟發思維並具跨世代的善良教化功能。 倘若一切故事皆需以現代實證主義的標準逐字較真，那麼：白雪公主可能因一個陌生王子的親吻而甦醒？孫悟空可能一個筋斗翻越十萬八千里？二十四孝中的王祥真的能在冰湖上躺著把冰裂開蹦出鯉魚？文明的社會從不因此、會否定故事本身的價值，而去考據或否定故事的核心價值。 五十年前「吳鳳故事」亦應置於此一脈絡下理解。其核心寓意：對暴力與獵頭習俗的否定、對生命價值的肯定、對不同族群之間相互理解、和平共處的期待，不論其細節在歷史上是否完全可考，包括日據時代的日本註台學者都肯定支持這吳鳳的故事寓意、及其長期穩定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這也是一則以文明取代野蠻、以融合取代對立的象徵敘事。正因如此，它在教育、公共記憶與地方象徵中，被視為「族群轉化與文明進步」的寓言，而非一份需要送交學術期刊審查的歷史論文。 民進黨建黨之後、為奪權成功的諸多階級鬥爭、其一就是從「去神話」到「去正當性」的政治操作。問題不在於重新研究歷史，而在於選擇性地摧毀故事，並賦予其高度政治目的。吳鳳的價值毀壞就是最明顯的鬥爭之一 民進黨在其長期執政與權力動員過程中，並非單純進行學術上的「再詮釋」，而是採取一條清晰的政治路徑：先否定故事的象徵意義再將其重塑為「壓迫敘事」進而合理化對公共記憶與歷史符號的全面清算「吳鳳銅像」的故事崩毀以至於拆除，正是此一路徑的陽謀起點之一。 透過將一則象徵文明教化的故事，簡化為「族群壓迫的假造神話」，民進黨成功製造了新的對立框架，使原本具有融合意義的敘事，被轉化為衝突動員的工具。 將吳鳳故事的崩毀以至於拆解工程，這並非孤立事件，尤其是對蔣中正銅像與歷史定位的全面否定。其共同特徵在於： 切割歷史脈絡、忽略時代條件、以當代意識形態作為唯一裁判標準、將複雜歷史人物簡化為「必須被清除的象徵」、抹煞及否定當事人對土地的貢獻。 這類操作方式的結果，就是社會撕裂；利用假真相驅逐真貢獻、意圖運用情緒動員、鞏固意識形態的支持基本盤。和平共處是去理解，而不是去摧毀！故事可以被重新詮釋，但不應被刻意去脈絡化、去善意化、去融合化。當一個政黨選擇不斷拆毀共同記憶，卻無法提出新的整合敘事，正凸顯了此政黨的居心叵測！ 民進黨製造「吳鳳故事」爭議的背後、正是民進黨長期利用深層的族群矛盾與不信任下製造不斷的製造無謂衝突，毀壞是非道德價值，用以掩飾自己的執政無能、貪腐不斷⋯如何在全民面前，拆解其魑魅魍魎的居心、假慈假悲的面具、是此刻民眾黨與國民黨需謹記與警惕的政治課題。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童振源/駐新加坡代表 在全球科技競逐的棋局中，半導體始終是最具戰略分量的核心產業。近年來，中國在晶片自主化上屢傳突破，從 7 奈米到所謂 5 奈米級製程，頻頻登上國際媒體。然而，若回到技術本質與產業結構檢視，中國是否真能在先進製程上追上領先者，答案遠比標題來得複雜。 當前關鍵門檻在於極紫外光（EUV）微影技術。對 3 奈米及以下節點而言，EUV 幾乎不可或缺。但在出口管制下，中芯國際無法取得 EUV，只能依賴深紫外光（DUV）浸潤式微影，並透過自對準四重圖形化（SAQP）等多重曝光技術，以增加製程步驟換取更小線寬。這種「以工程強度彌補設備差距」的策略確實帶來成果，外界普遍認為中芯已能以 DUV 製造準 7 奈米產品。 根據 TechInsights 拆解，華為 Mate 80 系列搭載的麒麟 9030 與 9030 Pro 由中芯 N+3 製程生產。然而，N+3 更接近既有 7 奈米（N+2）的延伸優化，而非真正 5 奈米世代的跨越。其前段電晶體架構未出現根本變革，性能與密度提升主要來自後段金屬層間距壓縮，以及設計與製程的高度協同。換言之，這是在 DUV 框架下的極限微調，而非建立在 EUV 基礎上的世代轉換，其技術天花板已隱然可見。 更嚴峻的是成本與良率。多重曝光意味著更多步驟、更高疊對誤差風險與更長生產週期。每增加一次曝光，缺陷與變異風險同步上升。外界推估，中芯 7 奈米良率約五成；若挑戰 5 奈米級，良率恐降至三至四成，且成本高出台積電同級製程四至五成。即便數據仍有討論空間，結構現實卻清楚：缺乏 EUV，要同時實現高良率、低成本與穩定量產，難度極高，經濟效益有限。 即便取得 EUV，也未必水到渠成。英特爾與三星皆擁有 EUV 產線，卻曾在先進節點推進中遭遇良率與成本壓力。這說明競賽從來不是「買到設備」即可解決。台積電的優勢不僅在於機台，更在於長年累積的製程整合能力、缺陷管理經驗、供應鏈協同效率與高度紀律化的量產體系。先進製造是一項系統工程——設備只是門票，體系才是關鍵。 進一步看，微影只是生態系一環。先進製程高度依賴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軟體、智慧財產核心模組（核心IP）、先進材料、量測系統與關鍵設備，相關領域仍由美、歐、日企業主導。各環節緊密交織，形成高度協同的技術網絡。單點突破難以改寫全局，真正的挑戰在於整體生態的重建。 中國企業並未停步。華為與上海微電子已布局 EUV 相關專利，展現長期自主化企圖。但從專利構想到穩定量產，往往橫亙數十年技術積累與全球供應鏈整合。ASML 能實現 EUV 商業化，本身即是跨國分工與長期研發的成果。在相對封閉環境下複製此種模式，難度不言而喻。 更現實的是，技術邊界仍在前移。2025 年初，英特爾已將高數值孔徑（High-NA）EUV 導入生產，象徵 3 奈米之後的新競賽展開。即便中國未來成功開發低數值孔徑（Low-NA）EUV，也將面對持續提升的門檻。半導體競爭從不是靜態距離，而是一場動態追逐。 總體而言，中國半導體展現出相當韌性與工程能力，在受限條件下仍推進技術，值得正視。然而，缺乏 EUV、仰賴 DUV 多重曝光、EDA 與核心 IP 受制於人，以及成本與良率壓力，構成結構性挑戰。半導體的真正領先，不只是一台關鍵設備，而是一整套高度協同的產業體系。追趕可以靠決心與資源，超越則需要時間、制度與生態的積累，很難在短期內突破。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叡揚資訊顧問 2025年2月10日，加拿大卑詩省的小鎮滕布勒里奇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校園槍擊案。兇手在行兇前八個月，便曾在ChatGPT上多次與系統進行涉及槍枝暴力的對話互動，OpenAI的自動審查機制早已將其帳號標記為高風險。公司內部約有十幾名員工知情，部分人甚至主張應通報警方，但最終的決定只是封鎖帳號了事，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處置。八個月後，八條人命就此消逝。 這起悲劇不只是一間企業的失誤判斷，它像一道強光，照出了整個AI治理體系的空洞。 另外在大西洋彼岸傳來另一則令人憂慮的消息，美國國防部長彼得．赫格塞斯與Anthropic執行長達里歐．阿莫代在五角大廈會面，據報導，赫格塞斯向阿莫代發出最後通牒，若不放棄Claude現有的安全使用限制，讓軍方得以「無拘無束」地使用這套AI系統，Anthropic可能面臨合約終止、被列為「供應鏈風險」，乃至依據《國防生產法》被強制徵用等後果。 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呈現出一種令人不安的矛盾。一邊是AI企業在沒有法律框架的情況下，因為不知道該做什麼而什麼都不做，導致人命損失；另一邊則是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試圖強迫企業拆除那些本來用來防止AI被濫用的防護欄。 問題的核心，其實不是AI該不該受到管制，而是誰來管、怎麼管、管什麼。 加拿大的例子清楚說明，讓私人企業自行裁量高風險情境，是一種制度性的失敗。OpenAI的內部人員並非臨床心理師或犯罪風險評估專家，卻被迫在沒有任何法律指引的情況下，決定一個人的暴力意圖是否達到通報門檻。加拿大的《人工智慧與數據法》和《網路傷害法》在國會休會時雙雙胎死腹中，留下的是一紙毫無法律約束力的自願行為準則。企業在法律不明的情況下，理性選擇往往是「做最少的事來保護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做對社會最有益的事」。這不是道德問題，是制度設計問題。 Anthropic面對國防部的威脅，則揭示了另一種危機。Anthropic明確反對Claude被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或完全自主運作的致命性武器系統，這些紅線並非任意設立，而是公司在技術尚不成熟、風險仍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為防止不可逆傷害所設定的邊界。耐人尋味的是，據悉這些限制在實際操作上並未真正妨礙五角大廈的任何任務，包括一場涉及委內瑞拉總統逮捕行動的軍事行動，Anthropic也未提出異議。那麼究竟是什麼讓國防部無法接受這幾條限制？答案恐怕不在於現實的軍事需求，而在於誰有權定義AI的邊界。 這場角力背後，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正在醞釀。當政府將企業自訂的倫理標準定性為「國家安全威脅」，等於是在宣示AI的安全邊界應由國家權力來決定，而不是由開發者或公民社會。這種邏輯若成立，AI治理就不再是一個技術或倫理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權力問題。 真正需要釐清的，是哪些問題適合交給市場，哪些問題必須由法律介入。AI系統在私密情境下接觸到高風險個人資訊時，如何處置這些資訊，屬於公共安全的範疇，不應由企業自行裁量。但什麼樣的AI架構最有效、哪種訓練方式最能產生可靠的系統，則確實應該留給研究者和市場去探索，而不是由官僚事前核定。 把這兩種邏輯混淆，才是問題所在。加拿大的錯誤是把本該立法規範的責任，錯誤地丟給了私人企業去自我約束。美國國防部的錯誤則是把本該由倫理與技術判斷決定的安全邊界，試圖用政治壓力強行奪走。前者製造了真空，後者試圖用政治力量填充本不屬於權力的空間。 這兩件事以不同的方式，都在告訴我們同一件事，AI治理不能再靠道德呼籲或企業善意來維持，也不能讓政治力量以安全之名任意重劃邊界。我們需要的是有法律強制力的框架、有專業判斷介入的機制，以及對「什麼是政府該做的、什麼是市場該做的、什麼是任何一方都不該單獨決定的」這個問題，給出清醒而誠實的回答。 時間不等人，而代價，已經開始由無辜的人來承擔了。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李明／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中美文經協會秘書長 就在丙午年大年初三（2月19日），韓國首爾地方法院做出對前總統尹錫悅的一審宣判。宣告尹錫悅擔任總統任內，於2024年12月3日違法宣布緊急戒嚴，所犯內亂罪成立，他被判處無期徒刑。 韓國特別檢察組（特檢組）在1月13日聲明，尹錫悅為壟斷權力並圖謀長期執政，以緊急戒嚴，對憲政秩序造成嚴重破壞，特檢組主張對尹錫悅求處死刑，但2月19日的法院一審宣判仍以無期徒刑定罪。 尹錫悅罪名為犯「內亂罪」 尹錫悅在2024年12月3日發布緊急戒嚴令，之後遭到彈劾。法院已將戒嚴事件定調為「內亂」，並稱「戒嚴令意圖消滅憲法所保障的議會與政黨制度、並實施憲法所禁止對新聞與出版許可與審查，目的為消滅憲法與法律功能、擾亂國家憲政體制」。 首爾地方法院也指出，2024年的緊急戒嚴令是尹錫悅及追隨他的勢力所為，屬於「自上而下的內亂」；指出這種內亂形式可視為「親衛政變」，法院甚至將尹錫悅及前國防部長金龍顯等人稱為「內亂集團」。 除前總統尹錫悅之外，另有前國防部長金龍顯、前警察廳長等7名軍警高階官員，也因涉嫌參與而被起訴，同時接受量刑。早先韓國法院已在1月21日認定前總理韓悳洙內亂罪名成立，對其判處23年有期徒刑，比檢方求處的15年還要高。 一審法院認定，尹錫悅確曾下令軍方逮捕特定人士，包括現任韓國總統李在明，而李在明當時是反對派領袖。 法院指出，「本院的判斷是，若（宣布緊急戒嚴）是以相當長時間阻止或癱瘓國會等憲法所設立機關的功能為目的，構成以擾亂憲政秩序為目的的內亂罪。」法院宣布尹錫悅除犯「內亂罪」，還犯「濫用職權罪」，判處尹錫悅無期徒刑屬於正當量刑。 不過，一審法院的判決，還基於另一原因，即尹錫悅對於犯行毫無悔意。針對內亂罪首謀的庭審，尹錫悅出庭時仍堅稱自己無罪。尹錫悅表示，他並沒有構成顛覆憲法或暴亂的問題；尹錫悅在庭上堅持表示自己「實施戒嚴是要遏止破壞國家的邪惡勢力」，並多次拿中國、北韓涉入韓國政治當作藉口。 尹錫悅仍有機會在二審時為自己辯護，各方認為他應該會提起上訴。鑒於過去幾位韓國總統如全斗煥和盧泰愚也曾身陷囹圄，最終獲得後任總統赦免，尹錫悅是否也會獲得赦免，備受各方關注。 韓國現任總統李在明在2025年5月參加總統競選時，曾說將爭取對尹錫悅展開特別調查，表示尹錫悅如因內亂罪被判終身監禁，「將確保其永不能出獄」。尹錫悅至今仍不認錯，且指控一審判決對他「抹黑」，看來他被特赦的機率不大。 1987年韓國修訂憲法，進入第六共和時代，總統任期改為一任5年，不得連任，其意在保證相對穩定，不讓執政者在位過久、或導致權力過度膨脹；由於不得連任，至多5年之後，韓國將選出另一位新的國家領導人。 但「譽之所至謗亦隨之」，5年任期不得連任易導致國家發展戰略不穩定，也導致選舉次數頻繁、資源浪費。更有甚者，因無連任考量，或者出現超大總統的獨裁政治、總統恣意妄為；再不然朝小野大，總統與國會對抗不止。尹錫悅屬於後者，計劃抓捕在野黨議員，出此下策愚不可及。 韓國全體公民獲提名角逐2026諾貝爾和平獎 法院宣布一審判決的同時，國際學界也傳出消息，韓國「全體公民」（Citizen Collective）已獲提名角逐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們在2024年年底「戒嚴危機」所展現的「非暴力抵抗與民主韌性」。諾貝爾委員會預計3月公布入圍名單，10月揭曉最終得主。 依據「韓國時報」報導，包含國際政治學會（IPSA）前後任會長在內的多名國際知名學者，已向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遞交推薦信。提名函將韓國民眾的集體行動形容為「光之革命」（Revolution of Light），指出在全球民主普遍倒退之際，韓國未爆發內戰或大規模流血鎮壓，僅透過和平集會與公民參與，數小時內迫使軍隊撤退，並在6個月內循法律程序恢復憲政秩序，被譽為當代「非暴力公民行動」的典範。 巧合的是，這項提名消息與法院判決同日公布。李在明也在社群平台X發文表示自豪，稱韓國人民是「足以成為人類歷史典範的偉大國民」。若最終獲獎，韓國將繼前總統金大中2000年獲獎後，再度奪下和平獎，也將首度以「公民集體」身分受獎。 長期以來韓國司法公正客觀，形成堅實的政治文化，向來為民眾所信任，也受國際社會的推崇。韓國人民曾積極反制尹錫悅的胡作妄為，他們給知法犯法的政客一記當頭棒喝；勇於抗爭的精神值得敬佩，也給全球民主國家在憲政存亡時，奮力護持，提供最好的典範。 國際學界此番熱切提名「光之革命」行動角逐諾貝爾和平獎，蓋出於對韓國公民運動的感激與自豪。無論將來是否「獎落韓國」，這種基於「非暴力公民行動」的底氣，正待引領韓國人民披荊斬棘邁向未來。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穆華黎／政治評論員 新春期間，賴清德總統與行政院長卓榮泰全台到處走春。忙著發紅包、與民眾握手，一派喜氣洋洋。然而，就在全台沉浸年節氛圍時，太平洋彼岸傳來一聲巨響：美國最高法院在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No. 241287) 一案中，重拳擊碎了川普的擴權夢，正式判定川普關稅違憲！ 本案的警示之所以更刺耳，還因為它不是哪一派的政治宣言，而是由法院主文與協同意見共同把界線釘死：主文由 Roberts 首席大法官寫下制度的硬邊界，Gorsuch 大法官則在協同意見補上一記重錘，把「權力一旦集中就難以收回」的危險說得更白。兩種聲音、一個結論：行政權若把自己凌駕於立法之上，民主的骨架就會先鬆後崩。 對照行政院對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採取「不副署、不執行」，或反覆以「程序瑕疵」作為藉口，當行政權把「不做」包裝成「不得不然」，再把它做成習慣、做成常態。或許我們也會像美國這次憲法判決一樣的情況。 第一幕：走春發紅包的背後　是「行政傲慢」的蔓延 當行政院長以「窒礙難行」為由，對三讀法律採取消極態度時，問題已不只是行政技術或政策偏好，而是憲政分際：行政院是法律的執行者，不是立法成果的二審機關，更不是可以用一句「不好做」就把法律暫時冰進冷凍庫的管理者。 Roberts 首席大法官在主文先把財政權力為何必須牢牢鎖在民意機關手上說得非常直白：制憲者在「無代表不納稅」的歷史背景下，刻意讓國會掌握「通往人民口袋」的權力。 the Framers gave Congress alone . . . access to the pockets of the people. Opinion of the Court (Roberts, C. J.), slip op. at6, 判決書第12頁 接著主文用一句話把界線畫死： They did not vest any part of the taxing power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Opinion of the Court (Roberts, C. J.), slip op. at6, 判決書第12頁 把這兩句放回台灣語境，就是最硬的對照：涉及人民負擔、重大政策方向的立法結果，行政權不能用「可行性」當成否決鍵。行政可以提配套、提修法、提替代方案，但不能以「不副署、不執行」把民意機關的決議做成一張廢紙。 第二幕：權力不可審查？這是一場豪賭 民主制度從不否認行政需要裁量，真正的紅線是：裁量不能變成不受審查的特權。一旦行政端習慣把「緊急」「不能等」當作免責牌，緊急就會被政治化、被常態化，最後變成權力擴張的自我燃料。Roberts 在主文引用了 Youngstown 的警語，幾乎是寫給所有民主社會的共同提醒： Emergency powers, after all, tend to kindle emergencies. Opinion of the Court (Roberts, C. J.), slip op. at12, 判決書第18頁 緊急權力之所以危險，就在於它會「點燃更多緊急」，讓行政越用越順手、越用越理直氣壯，直到制衡被磨成形式。這也是為什麼 Gorsuch 在協同意見中要把話說得更透：一旦法院把可疑授權讀成行政權力，國會要把權力收回來，往往幾乎不可能。 Once this Court reads a doubtful statute as granting the executive branch a given power, that power may prove almost impossible for Congress to retrieve. Gorsuch, J., concurring, slip op. at17, 判決書第43頁 而當行政更進一步主張「我的緊急宣告不可審查」，Gorsuch 甚至直接追問：誰會主動放棄那種權力？ He insists, as well, that his emergency declarations are unreviewable. . . . What President would willingly give up that kind of power? Gorsuch, J., concurring, slip op. at17, 判決書第44頁 這段話放在台灣此刻的政治現況裡，幾乎像一把照妖鏡：只要行政端可以用一句「窒礙難行」就讓法律停擺、讓立法失效，而不必承受制度制衡，那就不是治理，是權力的豪賭。 第三幕：效率與專業？那只是沒收立法權的毒藥 行政院常批評立法院修法過程「混亂」「不專業」，甚至把這種批評當成行政抵抗的理由。但憲政體制從來不是以「效率」作為最高價值，因為效率可以很快，權力也可以很快就腐化。民主制度的設計，是用麻煩、用程序、用審議來防止權力偷渡。 Gorsuch 在協同意見把這點寫得非常直白：立法本來就難、也本來就慢；正因如此，才更容易讓行政想「繞過國會」，而制度設計的目的就是抵抗這種誘惑。 Yes, legislating can be hard and take time. And, yes, it can be tempting to bypass Congress when some pressing problem arises. But the deliberative nature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was the whole point of its design. Gorsuch, J., concurring, slip op. at46, 判決書第73頁 同一段落，他用一句金句替「國會審議」定調： There, deliberation tempers impulse, and compromise hammers disagreements into workable solutions. Gorsuch, J., concurring, slip op. at46, 判決書第73頁 這句話對台灣政壇的提醒非常清楚：行政權眼中的「亂象」，可能正是多元民意的淬煉；行政口中的「瑕疵」，可能正是防止單一首長獨斷獨行的必要成本。行政若以「效率」之名跳過這道程序，就是在把民主的防火牆拆掉。 第四幕：制度巨變不會靠模糊字眼偷渡 當行政權要把自己的權限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用模糊的文字、寬鬆的解釋，把「一般授權」硬凹成「超大權力」。Roberts 在主文釘得很死：國會很少用模糊字眼去完成制度巨變。 Congress seldom effects such sea changes through vague language. Opinion of the Court (Roberts, C. J.), slip op. at10, 判決書第16頁 這句話放到台灣現況裡，就是對所有「以解釋取代授權」「以行政裁量抵銷立法決議」的做法最有力的反駁：制度的大轉向，不可能靠模糊字眼偷渡；如果真的偷渡，那不是治理，是奪權。 接回法治　拒絕把法律當成可選項 川普的「對等關稅」案，看似在談貿易，實際上談的是民主制度最硬的骨架：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線。這份判決提醒所有民主社會：權力必須在法律劃定的界線內活動，行政不能把法律當成「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放著」的政策選項。 接財神，我們不只要接回福氣，更要接回那條最基本、也最不能退的底線：三讀通過的法律就是法律；行政若能以一句「窒礙難行」讓法律失效，民主就只剩年節的熱鬧，沒有制度的脊梁。唯有把權力重新鎖回法治與制衡的軌道，這塊土地才談得上真正國泰民安。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徐君寶／翻轉教育與行動學習學會研究員 美國最高法院於 2026 年 2 月 20 日 判定川普（Donald Trump）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課徵關稅為違憲且違法的重大裁決。此舉當然重創川普的蠻橫對外政策，但川普會妥協嗎？與美國經貿來往的各國，是否可以免除高關稅的威脅？台灣應如何應對？ 川普會遵守這個判決嗎？ 川普雖然對此判決表示「深感失望」，甚至公開用「可恥」批評大法官；但無論如何川普表面上必須遵守司法裁決；因為美國海關（CBP）是行政機關，若無法律依據，其徵收行為將面臨無窮無盡的法律訴訟與求償。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看來川普的策略是「繞道而行」，避開IEEPA。川普已明確表示這項判決「並不重要」，因為他會立即啟動其他法律工具，來達到相同、甚至更強的目的。可見，他對應的策略並非「抗命」不撤銷舊關稅，而是「用新關稅覆蓋舊關稅」。 川普有哪些「其他法律依據」可以課關稅？在判決公佈後幾小時內，川普政府已列出以下替代方案： 1，援引《1974年貿易法》的第 122 條 (Section 122)，該條文授權總統在美國面臨嚴重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可以課徵臨時進口附加稅。但稅率上限為 15%，且期限通常限制在 150 天。因此，川普已宣佈要引用此條款對全球徵收 10% 的臨時性關稅。 2，援引《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 (Section 232)，總統可以「國家安全」為由課徵關稅。什麽狀態是國家安全，就任由總統來決定，此權力極大；且根據過去歷史，法院較少干預「國安」定義。川普政府已暗示將擴大此調查範圍至更多半導體及高科技產品。 3，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 301 條 (Section 301)，301條款赫赫有名，是美國政府針對「不公平貿易行為」，進行調查並課徵報復性關稅的依據；這也是對中國實施關稅的主要法源，目前依然有效。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出爐後，已課徵的關稅是否「立即無效」？在法律上是立即無效的，但實務操作上有行政落差：1，停止徵收： 雖然法院判決 IEEPA 下的關稅違憲，但海關仍需收到行政命令才能正式停止系統扣款。2，退稅難度高： 雖然涉及金額估計高達約 1750 億美元，但判決並未規定「自動退款」。進口商可能需要透過國際貿易法院（CIT）逐案提起訴訟，才能拿回稅款。川普曾說：「這官司可能要打 5 年。」至於新的「替代關稅」（如 10% 全球關稅），預計在 3 天內銜接，因此，企業可能根本等不到稅率調降的「空窗期」。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