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9月10日，華盛頓智庫國防優先基金會（Defense Priorities）資深研究員兼軍事分析主任詹妮弗卡瓦納（Jennifer Kavanagh）發表題為《亞洲的第二島鏈戰略》的報告，提出一項震撼戰略界的建議：美國應將其亞洲軍事重心從第一島鏈全面後撤至第二島鏈，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明確的不干涉立場，並終止與韓國、日本、菲律賓及澳洲的共同防禦條約。這份報告發布的時機極為敏感，正值中東衝突消耗大量美軍彈藥庫存、外界對美國在亞洲持續作戰能力產生疑慮之際。報告的核心目標是在最大程度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同時，極小化與中國大陸爆發毀滅性戰爭的風險。卡瓦納的分析並非孤立之論，而是反映了美國戰略界內部一股日益增長的「克制派」思潮。 第一島鏈的脆弱性 卡瓦納報告對第一島鏈的根本判斷極為直白：美國部署在中國大陸家門口的基地「全是風險，幾乎沒有回報」。第一島鏈是指從日本九州南部經台灣、菲律賓延伸至馬來半島的防禦線，而第二島鏈則由小笠原群島、北馬里亞納群島、關島及帛琉等構成，距中國大陸海岸線約1,200海里。報告的核心論據建立在一項關鍵的戰略事實之上：中國大陸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能力（A2/AD）已大幅提升，使美軍在第一島鏈的基地處於極高的暴露風險之中。卡瓦納分析，部署在沖繩、韓國及菲律賓的美軍設施，在衝突爆發時將面臨密集的飛彈打擊，其生存能力令人存疑。 報告特別將駐台灣地區的約500名美軍訓練人員形容為「絆索」機制，認為這些人員一旦在衝突中傷亡，反而可能迫使美國被動捲入一場代價極高的戰爭，同時還抬高了台灣方面對美國軍事支持的期望。卡瓦納警告，若美中因台灣問題開戰，雙方傷亡人數可能從數萬人到數十萬人不等，並存在升級為核戰爭的風險，全球經濟損失可能達到數十兆美元。報告對駐韓美軍的評估同樣嚴苛，認為韓國同意在半島基地進行反華行動的意願並不確定，駐韓地面部隊在與北京的衝突中效用有限，因此維持這些部隊反而迫使美國承擔不必要的朝鮮戰爭風險。 卡瓦納進一步指出，美國在亞洲真正的核心利益僅有兩項：一是防禦美國本土免受直接威脅，二是確保進入關鍵經濟市場與主要海上貿易航線的自由通行。她認為，第一項利益幾乎不需要前沿軍事存在，第二項則僅需適度的空中和海上力量即可維護，而當前過度的前沿部署不僅無助於這些核心利益的保障，反而增加了美國被拖入非核心利益衝突的風險。 第二島鏈戰略的邏輯與方案 卡瓦納報告提出的替代方案分為兩層：在承諾層面，主張終止與韓國、日本、菲律賓和澳洲的共同防禦條約，轉而談判建立範圍更窄、更靈活的安全夥伴關係。在部署層面，建議從亞洲撤出大部分陸軍和海洋陸戰隊，大幅削減空軍和海軍力量，將剩餘美軍集中部署在關島、天寧島、帛琉、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及澳洲等遠離中國大陸海岸、更具生存能力的基地。具體而言，報告建議第一島鏈的戰鬥機減少約70%，人員減少約85%，水面艦艇減少約50%，但潛艇數量可能翻倍，最終在2035年前完成全部轉型。 卡瓦納評估認為，即使中國大陸與台灣實現統一，對美國的影響也是可控的。她指出，雖然先進半導體供應可能短期受阻，但美國擁有關鍵智慧財產權，能透過推動國內晶片製造能力與多元化供應鏈來應對這一挑戰。報告主張華盛頓應迅速撤回駐台美方軍事訓練人員，將對台政策從「戰略模糊」明確轉為「不干預」。在韓國問題上，卡瓦納認為韓國已具備抵禦朝鮮常規軍事威脅的能力，美國在韓國的軍事存在並無必要，駐韓美軍實際上被束縛在朝鮮半島，無法應對其他地區的緊急情況。她評估朝鮮已將與韓國統一從其目標中刪除，進一步降低了戰爭風險。 報告對日本的處理則有所不同。卡瓦納認為美國可以在不產生重大問題的情況下終止與澳洲、菲律賓和韓國的聯盟關係，但日本需要分階段的轉型方案，因為日本需要時間重新武裝，且其在該地區制衡中國大陸所發揮的作用是採取差異化處理的原因。 戰略收縮的阻力與現實困境 卡瓦納的報告一經發布，隨即引發日本、韓國戰略界的強烈反彈。倫敦國王學院東亞戰略教授帕特拉諾（Alessio Patalano）指出，一旦從第一島鏈撤退，第二島鏈根本就不存在，美軍只會退出該地區。澳洲安保專家葛蘭姆（Euan Graham）則認為應盡快戳破這個試探風向的氣球，美國合眾國際社的評論更形容這是「非常危險的分析」。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森安健觀察到，這份報告讓日本戰略界議論紛紛，而在韓國，報告被《朝鮮日報》報導後迅速被轉載至各大網路社群，引發韓國網友譏諷，不少人提及1950年韓戰爆發前的「艾奇遜防線」，質疑華府是否正在考慮重新採取類似的策略。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第二島鏈本身的戰略局限性。關島距離中國大陸約3,000公里，第二島鏈全境仍處於中國大陸中遠程飛彈的射程之內，報告本身也使用「相對可生存」這一限定詞來描述這些位置，說明其並非安全，只是比第一島鏈略好一些。此外，報告對戰略收縮可能引發的連鎖效應並非沒有認識，它列出了兩種前景：日本要麼獨立武裝，包括獲取核武器，要麼在恐懼中倒向中國大陸。卡瓦納權衡之後明確表態，即使有核擴散的風險，也不值得用來維持現有的駐軍規模。 台灣地區退將則分析指出，美國戰爭部與國安會仍以強化第一島鏈韌性為主流方向，而非全面撤離，該智庫的主張是政策辯論中的少數派，但其影響力隨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確實上升且漸行增強。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仍維持約37.5萬名軍事與文職人員的部署規模，數十年來建立的制度性障礙使得大規模撤軍在短期內難以實現。 卡瓦納的第二島鏈戰略報告，本質上是對美國亞洲霸權成本的一次冷酷清算。它將第一島鏈的承諾逐條拆解，判定其既無法有效保護美國核心利益，又將美國拖入與中國大陸發生毀滅性衝突的風險之中。報告提出的解決方案並非出於和平目的，而是惋惜美國正在喪失干涉能力，希望阻止這種自我消耗。這份報告的價值不在於其結論能否成為政策，而在於它迫使戰略界正視一個根本問題：當維持霸權的成本超過其收益時，戰略收縮究竟是衰落的標誌，還是理性的回歸？卡瓦納給出的答案是後者。無論如何，這份報告已經為華盛頓的亞洲戰略辯論注入了一個不可迴避的選項。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專欄
童振源/駐新加坡代表 「坦白說，我們現在做得還不夠好。」說這句話的不是在野黨議員，而是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兼任金融管理局副主席的徐芳達。 10月9日，一級方程式賽車（F1）、米爾肯亞洲峰會與《富比士》全球執行長大會接連登場，國際企業領袖與投資人齊聚獅城。徐芳達在新加坡交易所的一場基金業活動中，與主持人對坐近45分鐘，從股市改革、金融監管、富人稅，一路談到移民與社會公平。面對提問與追問，他即席回應，不時坦承政府的不足。 這樣的場景在新加坡並不罕見。從總理、副總理到部長與政務次長，政府高層經常走進商會、金融機構、國際論壇、智庫與校園，以「爐邊對談」（Fireside Chat）的形式，直接面對企業領袖、專家學者與民眾。看似輕鬆，背後卻是一套值得觀察的政策溝通模式。 從正式講稿到兩張椅子 「爐邊談話」可追溯至1930年代的美國總統羅斯福。面對經濟大蕭條與銀行危機，他透過廣播以平易的語言向民眾解釋政策，建立信任。今日的爐邊對談形式雖異，精神相通：以對話取代宣示，以解釋取代照本宣科。 舞台上通常只有兩張椅子，一位主持人與一位受訪者，沒有冗長講稿。主持人可以追問，官員則必須即席說明政策的邏輯、限制與取捨。傳統演講告訴社會政府「決定做什麼」；爐邊對談則進一步解釋「為什麼這樣決定」。在新加坡，主持人多是銀行執行長、企業高層、媒體主管或智庫專家，能從市場與國際趨勢的角度提問，使討論超越政策宣傳。 十個月至少十八場公開對談 根據政府網站與主辦單位的公開紀錄，2026年1月至10月上旬，至少有12位政務官參與18場可查證的公開對談，閉門活動尚未計入。總理黃循財6月在新加坡報業俱樂部討論社會凝聚與人口政策，10月又在《富比士》全球執行長大會交流經濟前景。副總理顏金勇4、5月間接連出席Semafor世界經濟大會、新加坡海事週及星展銀行的對話。外交部長維文從華僑中學的高中生談到國際投資人；數位發展及新聞部長楊莉明則多次談人工智慧治理與美中科技競爭。 從議題看，地緣政治與外交最為頻繁，人工智慧與就業轉型是今年主線，經濟與社會政策次之。官員的討論也不侷限於主管業務：外交部長談AI與供應鏈，副總理在航運論壇談科技與人才，反映政府以跨部門角度說明政策。 徐芳達的45分鐘 徐芳達的對談正是一例。身為股市檢討小組主席，他將資本市場改革比喻為推動「飛輪」：沒有單一政策能解決所有問題，必須由政府與業界持續合作，讓各項措施相互強化。今年預算案將股市發展計畫資金由50億新元增至65億新元，並配合調降最低交易單位、調整上市審查、提供稅務優惠等措施。 談到與美國那斯達克交易所的雙重上市安排，他直言新加坡必須務實調整法規配合對方標準，而非期待那斯達克遷就新加坡。談到監管沙盒，他認為新加坡不能成為「牛仔小鎮」，但也不能因怕失敗而過度保守，不應要求每項試驗都成功。他也承認政府有時評估太久，不能總等到資訊完整才行動，也不能聽不進批評。 對談最後延伸至社會契約。徐芳達指出，收入最低的一至兩成人口每繳1元稅，約可獲得6至7元補助；收入最高的一成僅獲約1至2角。他支持累進制度，但認為不宜過度課徵富人稅，應鼓勵自願捐贈；對於高素質移民帶來的競爭壓力，他也坦承政府必須正面回應。 短短45分鐘，既有政策辯護，也有自我檢討。這正是爐邊對談的價值：讓外界不只看見政策結論，也能理解決策的思考過程。 REACH：制度化的公眾參與 爐邊對談多由民間機構主辦，著重深入解釋政策；政府另有制度化的公民參與機制REACH（Reaching Everyone for Active Citizenry @ Home），隸屬於數位發展及新聞部。其前身為1985年成立的民意回饋組，2006年改組後，從被動接收意見轉向主動接觸民眾，透過公開諮詢、政策對話、民意傾聽站、數位平台及公民審議等方式蒐集意見，供各部會參考。 2025年，REACH透過超過65場對話與活動，接觸近21萬名民眾。陳傑豪今年1月表示，REACH正從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梁，進一步促成不同群體間的對話與互信。 此外，新加坡國立大學政策研究所在預算案公布後邀部長座談，新加坡全球領袖網絡邀陳振聲、王乙康等部長與年輕專業人士對談，代交通部長蕭振祥也上播客節目談預算。政策溝通早已不限於國會、記者會或正式演講。 從政策宣示走向對話治理 新加坡的經驗顯示，政策溝通正從單向宣示走向雙向交流，再邁向多方溝通，讓參與者也能互相理解彼此立場。企業、學者與民間團體不只是政策接受者，也提供市場資訊與實務經驗，成為修正政策的資源。官員願意承認不足、說明取捨，並未削弱權威，反而累積信任。 良好的治理，不只在於政府能作出決策，更在於能清楚解釋決策、坦然面對質疑，並從社會回饋中修正政策。當部長走下講台，坐上兩張椅子中的一張，政府與社會的距離也隨之拉近，對話本身便成為公共治理的重要一環。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曾於2014年以「撲馬」為筆名，提出毒品除罪化方案，並建議「設立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導入社工」。近日引發政治爭議。面對質疑，他以美沙冬、清潔針具與減害政策作為回應，卻始終未清楚說明當年所稱的「毒品」究竟為何。 羅一鈞無法代答 衛生局直指制度不同 10月5日，疾管署長羅一鈞公開表示，沈伯洋所稱的「社區中心」究竟指什麼單位，「可能需要沈伯洋委員再釐清，沒辦法替他講什麼」。連主管全國傳染病防治的官員都無法代為說明，沈伯洋還能繼續含糊其辭嗎？ 羅一鈞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長期從事感染症與公共衛生防治，現任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署長，熟悉愛滋病防治、清潔針具及減害政策。他並非否定減害政策，而是強調美沙冬替代治療須由醫療機構執行，清潔針具服務也受主管機關核准與管理。 台北市衛生局10月4日表示，現行美沙冬維持療法與清潔針具措施，與沈伯洋所提由社區中心提供毒品及針具的作法「完全不同」。美沙冬須經醫師評估，並由醫療人員監督服用，不得任意帶離醫療場所；清潔針具則用於降低注射藥癮者共用針頭造成的感染風險。 所指究竟是美沙冬、醫療用海洛因，還是讓使用者攜帶自行取得的毒品進入監督注射場所？三者的醫療管理與法律責任截然不同。 美沙冬替代治療採口服方式，清潔針具則用於降低注射毒品的感染風險。沈伯洋當年寫的是「社區中心」與「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如今卻拿口服替代治療來解釋，兩者根本對不上。 英文Drug有幾種譯法，都不能替他補上當年沒交代的藥物來源、供應方式與醫療責任。法律名詞講得再漂亮，也不能把口服治療與監督注射混成同一套制度。 台灣早在2005年 已啟動減害政策 台灣的毒品減害政策並非始於沈伯洋2014年的構想。2005年，國內新增通報愛滋病毒感染者約3400人，其中注射藥癮者約2400人，占七成以上。為了因應注射毒品者共用針具引發的疫情，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啟動愛滋減害試辦計畫，結合清潔針具交換、美沙冬替代治療及衛教諮商。 2006年2月10日，衛生署桃園療養院開始收治接受美沙冬替代治療的病人；同年6月，行政院將愛滋減害計畫正式納入整體毒品防制政策。這項制度並非只由衛生機關推動：法務部透過檢察與司法處遇機制，協助轉介藥癮者接受醫療；警政署則配合政策，避免刻意在針具交換與口服美沙冬治療據點周邊查緝前來接受服務者。 台灣早在沈伯洋發文前便已建立醫療、司法與警政合作的減害機制，目標是防治B型、C型肝炎及愛滋病等傳染病，降低施打海洛因的藥癮危害並協助治療，並非由社區提供非法毒品。沈伯洋2014年主張仿效國外設立社區中心、導入社工協助、提供毒品與針頭，應說明其當年的構想與既有制度有何不同。 澳洲一年發放5460萬支針具 澳洲的減害政策是另一個值得檢視的案例。依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柯比研究所（Kirby Institute）2024年針具服務統計，2023至2024年度全澳共發放約5460萬支針筒與針頭；以估計約7萬2984名注射藥物者計算，平均每人每年約749支。 這些數據顯示，澳洲長期面臨注射藥癮問題，政府也投入資源防範愛滋病、B型與C型肝炎等血液傳染病。提供清潔針具，是為避免尚未戒毒者因共用針頭持續傳播疾病；但發放針具不等於政府供應毒品，也不代表施用非法毒品一律免責。 澳洲雪梨國王十字區（Kings Cross）設有醫療監督注射中心。使用者攜帶自行取得的毒品入內，由專業人員監督施用，現場並提供清潔器材、緊急救護及戒癮轉介。此制度旨在降低毒品施打過量造成死亡與感染的風險，並非由中心直接供應海洛因。 儘管如此，澳洲仍以特別法律規範注射中心內的施用行為。監督注射、清潔針具交換與醫療機構提供替代藥物，涉及不同的法律責任，不能以一句「國外已經實施」一概而論。 監督注射涉及醫療風險 急救後送缺一不可 加拿大溫哥華華埠（Chinatown）附近的Insite於2003年9月開幕，是北美首個獲准營運的醫療監督注射場所，並非一般社區服務站。該中心配置護理師及受過訓練的工作人員，監督藥癮者施用自行攜帶的毒品，也提供藥物過量急救及醫療轉介服務。 海洛因等鴉片類藥物注射過量，可能迅速導致意識喪失、嚴重呼吸抑制，甚至死亡。因此，現場須備妥鴉片類受體拮抗劑納洛酮（Naloxone），並具備呼吸道處置、供氧、輔助通氣及緊急醫療後送能力，以便必要時立即施救。 納洛酮雖可迅速逆轉鴉片類藥物過量中毒引起的呼吸抑制，但藥效可能短於致毒藥物，患者仍有再次呼吸抑制的風險。因此，監督注射中心除備有急救藥物外，還須建立救護車通報、醫院後送及後續醫療監測機制。 醫療配置與法律責任 監督注射缺一不可 即使是合法用於海洛因戒治的美沙冬，也屬第二級管制藥品，依法須專櫃加鎖，並建立領用、調劑與結存紀錄。 沈伯洋2014年主張設立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並導入社工機制予以協助」，未說明醫護人力與急救設備如何配置，也未交代緊急醫療後送由誰負責。既然主張仿效國外制度，就應清楚說明醫療人力、緊急救護、醫院後送及法律責任。 清潔針具與合法施用毒品 不能混為一談 台灣早年推動減害政策時，醫療、衛生與警政機關必須密切合作。為了讓藥癮者願意接受清潔針具服務及美沙冬替代治療，警方原則上避免在相關服務據點周邊，僅因民眾前來接受服務便加以查緝。否則，藥癮者因害怕遭到逮捕而不敢接受醫療與防疫服務，減害政策便難以發揮效果。 然而，提供清潔針具與合法施用毒品，是兩回事。取得清潔針具，不代表施打非法毒品可以免責；同樣地，警方也不能僅憑民眾持有清潔針具，就認定其施用毒品。這正說明減害政策涉及公共衛生、醫療、司法與警政協調，絕非設立社區中心、提供針具，就能完成。 10月10日，衛福部長石崇良出席「物理治療人工智慧全球高峰會」前受訪，再度強調減害計畫並非鼓勵吸毒，美沙冬維持治療、清潔針具等措施由多元專業團隊共同協作，各領域分工嚴謹明確。 十二年前的舊話 不能靠話術重新包裝 沈伯洋2014年9月1日以「撲馬」為筆名，在《想想論壇》寫道：「如果B政策的除罪化對某些人過於偏激，那麼台灣至少可以效仿某些國家，建立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並導入社工機制予以協助吧？」這是建議台灣採取的具體作法，不只是列舉方案。 10月7日，他接受TVBS《少康戰情室》專訪，表示自己支持尋找吸毒原因並予以協助的C方案，沒有要推動毒品除罪化。但一句「支持C方案」，不能抹去當年的建議。若已不再支持，就應說明為何改變，不能靠詭辯迴避責任。 立場可以改變 政策內容不能含糊 若當年沈伯洋只是列舉政策選項，大可坦然說明；若曾經支持、如今認為不適合台灣國情，也可承認立場改變。政治人物改變看法並不可恥，真正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面對白紙黑字的舊文，始終不願說清楚其毒品防治的政策內容。 澳洲雪梨與加拿大溫哥華的監督注射場所，靠的是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急救設備與緊急後送機制，因為一次過量就可能致命。沈伯洋當年卻只寫下「社區中心」、「提供毒品與乾淨的針頭」、「導入社工協助」，沒有交代誰監督、誰急救、誰負責。如今卻搬出美沙冬替代治療當擋箭牌，也不肯直球面對自己當年提出的政策責任。 十二年前可以在論壇討論政策；十二年後既然競逐台北市長，就應接受更嚴格的公共檢驗。選民在意的不是Drug有多少種譯法，而是候選人打算採取何種政策治理城市。 名詞辯解再多 仍須交代政策責任 美沙冬替代治療採口服方式，清潔針具則用於降低注射毒品的感染風險。沈伯洋當年提出的是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如今搬出美沙冬與清潔針具，仍未交代自己所稱「提供毒品」的具體內容。 政客巧舌如簧，昨非今是，常以名詞包裝或模糊說法規避檢驗。然而，公共政策不能只停留在話術攻防；任何涉及公共衛生、醫療與司法的主張，都應清楚說明制度內容、執行方式與責任歸屬，才能接受社會公評，取得選民信任。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李 明/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中美文經協會秘書長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9月22日聯合國大會演說時，呼籲刪除《聯合國憲章》的「敵國條款」，引發中國代表在28日行使答辯權時「堅決反對」！ 這是高市早苗首次赴聯合國大會演說，她呼籲「舊的」敵國條款應該廢除。她認為過去70多年來，日本已深度融入戰後國際秩序，並已「做出重大貢獻」。她認為日本不應再受《聯合國憲章》中針對二戰軸心國所設下的「敵國條款」所約束，請求聯合國啟動刪除條款程序。 日本想拿掉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 中國堅決反對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在答辯時指出，中方對日本提議堅決反對。孫磊說，當年日本以「承認軍國主義罪行」、「接受聯合國憲章全部內容」為前提，加入聯合國。戰後日本秉「和平國家」的理念，本應建立在深刻反省歷史、徹底和軍國主義切割的基礎上。然而「80多年之後」，孫磊強調「高市政府卻對日本歷史罪行避而不談，不僅不反思，還想方設法美化洗白，並不斷炮製周邊國家威脅等敘事，掩蓋持續強軍擴武企圖。」孫磊以高市政府積極推動修憲、試圖重新審視「非核三原則」，證明日本「再軍事化」已成為地區，乃至全球和平穩定的現實威脅。 北韓代表也附和聲稱，「日本依然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敵對國」，要求刪除該條款，是「既可恥又荒謬」。日本代表則強調「日本並未成為威脅其他國家的軍事大國，而是始終堅持專守防衛的負責任國家」。 9月29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記者會說，關於《聯合國憲章》所謂的「原敵國條款」，1995年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表明該條款已經失去實際效力。當時，「中國自己也投票贊成這項決議」。又稱，2005年聯合國首腦會議，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成員國，就《聯合國憲章》刪除敵國條款，表述了決心並達成共識；茂木敏充強調，任何國家都「沒有援引該條款的餘地」。 所謂「舊敵國條款」（Enemy State Clauses），包含《聯合國憲章》第53條、第77條和第107條。條款規定，倘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敵國」，如日本、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再度施行侵略政策，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可不經安理會授權，直接對敵國採取軍事行動。這幾條「敵國條款」，對前軸心國而言，是長期揮之不去的陰影。 問題是，雖然199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認識到敵國條款「已經過時」，並建議將啟動憲章第108條規定的憲章修訂程序，但受制於複雜繁瑣的修訂程序，截至2026年，這些條款仍然文風不動。 根據聯合國憲章，任何條文修訂，須經嚴格的投票表決，需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投票通過，同時包括所有常任理事國同意。在刪除敵國條款議題上，顯然更非易事，尤其涉及中日長期仇恨心結。北京認為日本尚未因侵略中國而「真誠悔過」，中國不會讓「刪除敵國條款」輕騎過關。對北京而言，德國雖然也希望刪除該條款，但德國並不堅決急切，義大利亦然，只有日本莽撞，實難獲得信任。 北京立場清楚指出，1995年第50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52號決議，雖然表示「打算啟用聯合國憲章所述修正程序，把敵國條款刪除」，但這僅是「政治意願」，並不具備任何法律約束力。而2005年聯合國首腦會議文件第177條，雖然也表示「決意刪除」憲章各項的敵國提法，但文件本身並未啟動修訂憲章的正式程序。 日本企圖將自己塑造成二戰的無辜者、受害者 居心叵測 北京媒體指出，日本企圖將自己塑造為「無辜者」和「受害者」，與堅持敵國條款的中俄等國打一場「國際輿論戰」。而日本倘若無法獲得中俄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批准，即使憲章修正案出爐也無法生效。且聯合國憲章修訂程序，必將是「多種利益訴求的混合」，聯合國不會專門為刪除「敵國條款」而啟動修訂程序。總之，高市早苗的算計，幾無可能實現。 俄國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早在2026年8月17日對媒體表示，日本從一開始就被《聯合國憲章》認定為「敵國」，希望日本「充分閱讀聯合國憲章，包括第107條（即敵國條款）」。中國外交部8月19日即聲明呼應拉夫羅夫，強調「敵國條款」約束力仍在，對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嚴防軍國主義幽靈復燃，具有重要意義。 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國會發言「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說明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在日本現行的「安全保障法制」之下，可判斷行使集體自衛權。此話一出，中日關係立即陷入緊張，雙方激烈交鋒甚至波及民間往來，至今無法轉圜。 9月24日川習峰會，川普和習近平在詮釋二戰歷史時，皆回顧中美為二戰盟友，並肩作戰贏得戰爭勝利。高市早苗對此必定不是滋味，甚且擔心川普在歷史問題和經貿議題，會與北京達成不利於日本的妥協。 高市早苗的夢魘早已成真，在當今川習蜜月期，她衝撞聯合國憲章，已屬不智；她更忘了川普「凡事可交易」的人格特質。其結果是，自己撞得滿頭包，刪除不了「敵國條款」，更惹眾人嫌。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中華民國115年雙十國慶，主持大典的立法院長韓國瑜以「台灣安全、人民有錢、民主萬歲」三項願望，向賴清德總統提出語重心長的勸戒。他從台海和平、民生經濟談到憲政民主，呼籲行政與立法化解僵局。這番致詞如暮鼓晨鐘，振聾發聵。 然而，總統府人士事後批評韓國瑜「失態」，甚至向國際賓客表達歉意。韓國瑜身為國會議長，在國慶大典上提醒總統尊重民主制度，屬於履行憲政職責的公開諍言，總統府無須為此向外賓道歉。 國會議長進諫 總統府卻認為失態 10月10日國慶大典上，韓國瑜將去年的大罷免形容為造成政治對立的「政治獵殺」，並指出行政院長拒絕副署法律案，恐成為憲法教育的負面教材。他當面呼籲賴清德與行政院長卓榮泰正視行政、立法衝突，避免台灣民主遭國際社會質疑為「假民主，真獨裁」。 韓國瑜的言辭雖尖銳，所提問題卻有現實依據。大罷免加深政治對立、行政院拒絕副署法律案引發憲政爭議，以及朝野互信不足，都是台灣政治必須正視的問題。 總統府人士未逐項回應相關爭議，反而指責韓國瑜以「扭曲、不實的資訊」攻擊執政黨與國家元首，認為其言論有失立法院長格局。對方並稱，外國賓客遠道而來卻聽見這些政治語言，實屬「貽笑國際」，因此向外賓致歉。 總統府若認為韓國瑜的言論不實，應具體指出遭扭曲的事實，而非以「失態」取代政治辯論。國會議長並非總統部屬，也不應只是替行政部門背書的司儀。 台海安全不能只靠軍購與政治動員 韓國瑜強調，台灣不能發生戰爭。他主張保護中華民國、捍衛民主自由、深化美台關係並維持兩岸和平。這並非否定美國對台灣安全的重要性，而是提醒政府，美台合作與兩岸和平應同步推進。 賴清德在國慶文告中表示，增加國防投資旨在嚇阻戰爭，並支持美中對話以降低衝突風險。然而，軍事嚇阻仍須配合政治溝通。面對兩岸官方對話長期停滯，政府除持續軍購與爭取國際支持，也應向人民說明降低誤判與意外衝突風險的具體方案。 台灣的安全不能完全依賴美國承諾，也不能成為大國競爭的代價。韓國瑜主張，強化國防的同時，政府也應承擔避免戰爭的政治責任。人民期待安居樂業的和平生活，而非持續升高的敵意與動員。 經濟數字亮麗 人民生活卻未必改善 韓國瑜提醒，台灣經濟不能成為「高科技笑哈哈，傳統產業苦哈哈」。民眾黨主席黃國昌也率黨籍立委出席國慶大典，要求賴政府正視高房價、高物價與青年生活壓力，並兌現興建13萬戶社會住宅的競選承諾。 兩人的關切都指向經濟成長與民生感受的落差。賴清德雖在國慶文告中強調經濟成長，並提出分享人工智慧產業成果的政策，但半導體與人工智慧產業的繁榮，未必能立即改善傳統產業、觀光業及基層勞工的處境。 人民無法用經濟成長率支付房租與生活開銷。政府應公布具體政策進度與執行成果，讓亮眼的統計數字轉化為人民可感受的生活改善。 向外賓道歉之前 先向人民交代 總統府人士認為，韓國瑜在外賓面前批評執政黨與國家元首，有失立法院長格局，甚至「貽笑國際」，因此向外賓致歉。 國慶大典是國家慶典，不是執政黨的造勢場合。立法院長代表國會關切憲政與民生問題，屬於民主制度下的正常監督。 總統府若認為韓國瑜扭曲事實，應提出證據反駁，而非以「失態」取代論辯。民主的尊嚴在於掌權者容納批評，並以制度與理性回應。 尊重分歧不能只停留在國慶演說 總統府人士表示，賴清德在國慶演說中主張尊重分歧、相信制度，並強調即使意見不同，也應彼此尊重。 然而，國會議長提出批評後，總統府人士立即以「失態」、「貽笑國際」回擊，與演說宣示的包容精神不符。大罷免與拒絕副署法律案涉及憲政權力分際，應由制度與政治協商處理，而非陷入相互指責。 韓國瑜以「衝突、妥協、進步」呼籲賴清德與卓榮泰化解僵局，重點並非要求政府接受在野黨所有主張，而是提醒掌權者，民主不能只有衝突，更需要妥協。 國家領導人的格局 在於容得下逆耳忠言 韓國瑜提出的台灣安全、人民有錢與民主萬歲，直指國家治理的核心。政府即使不同意其政治判斷，也應正視其中反映的安全、民生與憲政問題。 民主的價值不在口徑一致，而在朝野面對分歧時，仍能遵守制度、彼此尊重並尋求妥協。 賴清德既然主張尊重不同意見，就應以行動化解行政與立法僵局，真誠納諫，使台海遠離戰火，讓人民安居樂業。 國家領導人的格局，不在於有多少人為他鼓掌，而在於面對逆耳忠言時，是否仍有接受批評、反躬自省的胸襟。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9月，法國多地高中出現封校、路障與縱火抗議，示威迅速從巴黎郊區蔓延至全國。學生不滿的表面原因是校舍老舊、教師短缺、班級擁擠及升學制度不透明，深層則是長期感受不到政府對教育與青年處境的重視。隨著衝突升高，逮捕、受傷與警方執法爭議接連發生，使教育問題進一步轉化為政治危機。 這場風暴距離2027年法國總統大選僅約半年，因而格外敏感。它提醒世人，教育體制一旦長期失去資源、信任與公平，即使起點只是教室漏水或教師不足，也可能演變成更大的社會反彈。對台灣而言，法國的經驗同樣值得警惕。 從教室漏水到制度失靈 法國學生的訴求並不複雜。破舊校舍、教師缺勤、課程過度緊湊，以及大學申請系統Parcoursup的不透明，都是直接衝擊學生受教權益的問題。塞納聖丹尼省部分學生反映，教室漏水、牆壁發霉，班級人數甚至達35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自然會質疑國家是否真正重視教育公平。 人力問題更是危機核心。法國政府2026年計劃削減4000個教師職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資料也顯示，法國公立中小學存在教師資格不足與人力短缺問題。工會調查指出，2026年開學時，不少初高中學校教師編制並不完整。教師薪資與工作條件缺乏吸引力，又使弱勢地區更難補足人力，形成「教師不足、教育品質下降、學生不滿加劇」的惡性循環。 這也說明教育危機往往不是突然發生，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當政府為了財政平衡壓縮教育投入，短期可能只是少幾名教師、少一些維修經費，長期卻可能造成學生學習落差、教師流失與社會階級固化。教育支出的效益不容易立即顯現，一旦基礎被削弱，修復成本往往更高。 因此，學生抗議的並非單純硬體問題，而是對機會均等承諾逐漸失去信心。當教育這個原本應該促進社會流動的制度，反而讓不同階級之間的差距更加明顯，青年對體制的不滿自然會累積。 校園抗議如何變成政治風暴 隨著示威從封校、靜坐擴大至路障與縱火，部分城市更發生學生與警方衝突。政府則以維持公共秩序為由加強警力，逮捕人數與傷者持續增加。當局並指控極左政黨「不屈法國」（LFI）介入其中，但學生與人權團體則批評警方對未成年人使用過度武力。 問題在於，暴力一旦成為焦點，真正的教育訴求反而容易被掩蓋。學生原本要求的是教師、校舍與升學制度改革，最後卻陷入「治安問題」與「政治煽動」的爭論。如果只處理表面的秩序，而沒有處理問題根源，壓力只會暫時被壓下，並不會真正消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運動已與法國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交織。學生、教師及工會的訴求逐漸匯流，教育預算因此成為更廣泛社會不滿的象徵。距離2027年總統大選越近，教育問題也越容易被各政黨轉化為政治攻防工具。當青年議題被政黨迅速貼上左右標籤，真正需要解決的教育問題便可能讓位於選舉動員。 信任崩解比校園暴力更危險 這場危機最值得關注的，其實不是被焚燒的垃圾桶，而是青年對制度產生的「不被傾聽感」。部分學生認為，只有當抗議升高到影響公共秩序，政府才會真正注意他們的訴求。這種「不鬧大就沒人理」的心理，反映的已不是單純政策不滿，而是民主回應機制正在失去公信力。 Parcoursup同樣成為信任危機的縮影。學生質疑升學分配的公平性，相關研究也曾指出制度可能複製社會階級差距。當校舍破舊、教師不足與升學制度不透明同時存在，教育便很難繼續被視為公平競爭的平台。 因此，真正危險的並非一場示威，而是青年開始相信制度無法透過正常程序解決問題。當這種心理擴散，教育危機就會轉化為政治危機，甚至成為整個社會信任崩解的起點。 台灣不能只看見法國街頭的火 法國經驗對台灣最大的啟示，不只是教育資源必須增加，更是教育不能成為政治對立的延伸。 台灣地區108課綱自2019年實施後，歷史與國文教育始終存在高度爭議。中國史被納入東亞史架構、文言文比例調整，以及教材內容的政治詮釋，都引發社會不同立場的爭論。2025年以後，政府又推動涉及「識讀中國威脅」、國家認同與媒體識讀等內容的補充教材，部分學者與社會人士因此質疑，教育是否逐漸從培養思辨能力轉向塑造特定政治認同。 這裡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學生應該接受哪一種政治立場，而是教育是否還能容納不同觀點。歷史教育如果只剩單一敘事，學生學到的便可能不是如何理解歷史，而是應該如何接受某種答案。政治教育如果過度強調敵我區分，也容易讓校園成為社會對立的延伸。 尤其在兩岸關係高度敏感的情況下，教育更需要保持歷史完整性與學術討論空間。認識中國大陸不等於接受任何政治主張，理解台灣歷史也不等於否定其他歷史敘事。真正成熟的教育，應讓學生具備歷史認識、證據判讀與多元比較能力，而不是要求學生在政治立場之間先做出選擇。 2015年台灣地區反課綱運動已經顯示，青年並非只能接受由上而下的教育安排。當學生認為自身被當成政治工具，就可能從課堂內的不滿走向校園外的抗議。民主教育應該讓學生具有質疑政府、教材乃至主流觀點的能力，而不是要求他們接受預設答案。 法國校園的怒火真正燒出的，不只是教育經費不足，而是政府與青年之間日益嚴重的信任裂痕。當教室漏水、教師不足、升學制度被質疑不公，而政府又以治安與政治鬥爭回應，教育問題便很容易轉化為更大的社會危機。 台灣同樣不能只關注教育政策的表面效率，而忽略教育與政治之間的界線。教育的目的不是替任何政黨製造認同，而是讓下一代具備理解歷史、辨識資訊、尊重差異與獨立思考的能力。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連結，相關議題更需要完整呈現不同觀點，而不是透過教材預設政治答案。 法國的警鐘並不是說台灣必然重演街頭暴動，而是提醒當政者：青年真正反感的，往往不是艱難的政策，而是「沒有人聽見我」的感受。教育一旦失去公平，政治一旦侵入課堂，信任便會逐步耗損。和平推進不是投降，教育自主也不是政治中立的口號，而是民主社會維持下一代信任的基本條件。 一個社會真正的教育競爭力，不只是升學率、學歷或排名，而是能否讓不同背景的學生相信，努力與思考仍有改變未來的機會。法國目前的危機正是這種信念受到侵蝕的結果。台灣若能及早守住教育資源、制度公平與思想多元三條底線，才可能避免今天的信任裂痕演變成明天難以收拾的社會怒火。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林建甫/中華貨幣金融協會理事、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川普不該在2月底挑起伊朗戰爭，戰爭迄今無法結束，直接推升能源價格，導致通膨壓力加劇。雖然美國股市屢創新高，但物價水準墊高，民眾日常支出沉重，多數美國人將高物價歸咎於川普，使其支持率跌至第二任期新低。這種「戰爭—能源—通膨」的連鎖效應，凸顯了施政決策與民生壓力的直接關聯。股市的繁榮雖能吸引資本，但卻無法緩解庶民的焦慮，反而加深了政治氛圍的不安。 美國最近的通膨數據 九月公布的CPI年增率維持在2.6%，核心CPI為2.8%，雖略有回落，但住房、醫療與外食等服務價格持續上漲，成為庶民生活最直接的壓力。汽油價格雖降至每加侖3.17美元，但不足以抵消住房與服務成本。根據最新紐約聯邦儲備銀行（NY Fed.）十月調查顯示，民眾短期通膨預期升至3.9%，創近一年新高。聯準會因此選擇升息，顯示通膨仍具黏性。宏觀數字穩健，股市繁榮，但庶民生活未見改善，形成「數據繁榮、民眾無感」的矛盾。這種矛盾正是政治風險的核心來源，因為數據與感受的落差會在選票中被放大。 民眾生活成本上升 最新民調顯示，65%的美國人認為高物價源自川普政策，近半數甚至擔心基本食物都買不起。食品、油價與住房支出成為家庭最直接的痛點。69%的人反對持續伊朗戰爭，64%的人認為加徵新關稅過度。股市繁榮對未持股的家庭毫無助益，生活成本持續上升，庶民焦慮必然在選票中反映。這種焦慮不僅是經濟層面的壓力，更是心理層面的剝奪感，因為庶民看到繁榮卻無法分享成果，進一步加深了對政府的不滿與疏離。 笨蛋 問題在庶民經濟 柯林頓曾說「笨蛋，問題在經濟」，今日美國更精確的挑戰是「庶民經濟」。GDP穩健、失業率低檔，但底層家庭收入僅能勉強抵消支出，甚至入不敷出。分期付款文化加深財務壓力，低收入群體缺乏儲蓄與投資能力。宏觀繁榮集中於高科技與資本密集產業，卻加劇了社會剝奪感，使庶民經濟陷入困境。這種結構性斷裂意味著，「韌性經濟」只是少數人的繁榮；而大多數人卻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持續的壓迫，形成政治與社會的深層張力。 通膨不利川普期中選舉 戰爭與通膨疊加，使庶民經濟更加無感，政治氛圍緊張。雖然聯準會升息將通膨壓制在3%附近，但物價墊高已造成長期壓力。川普支持率探底，民怨疊加非法移民、援助烏克蘭、颶風救災不力等議題，期中選舉因此充滿不確定性。金融與戰爭的雙重壓力，成為川普執政最難化解的結構性挑戰。庶民的不滿若持續累積，將可能轉化為制度性的反撲，使川普的政治回報大幅削弱，甚至影響其政權的穩定性。 全球金融外溢效應 美國的通膨與升息不僅影響國內庶民生活，也透過美元霸權外溢至全球金融市場。當聯準會緊縮政策推升美元利率，資金便從新興市場回流美國，造成外匯貶值與資本外逃，許多國家被迫跟進升息以維持匯率穩定。這種「美元虹吸效應」使全球金融環境更加緊張，能源與糧食價格的波動，更進一步加重進口依賴國的壓力。對美國庶民而言，這些外溢效應看似遙遠，但實際上卻反過來推升國際商品價格，讓食品與生活必需品成本居高不下。美國政策的外部性，因此成為庶民焦慮的另一層來源：他們不僅要承受國內政策的直接影響，還要面對全球市場的間接衝擊。這種「雙重壓力」，凸顯了美國作為世界金融核心的矛盾角色— 既享受美元霸權的紅利，又必須承擔庶民經濟的沉重代價。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10月4日，蔡康永現身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他戴帽子、口罩，穿著與競選主視覺同色的橘色襯衫，坐在前排貴賓區，手持「台北順起來」綠色應援棒助陣。面對媒體詢問，他表示「就是來見識一下」，希望聽取不同意見；經紀人則稱，此行是為日後可能訪問兩位台北市長候選人預先了解情況。 當晚，事件登上微博熱搜，中國網友揚言抵制，「零跑汽車」也連夜撤下合作內容。隨後，胡錫進與軍方評論帳號「鈞正平」相繼發聲，台灣政界及演藝圈則陸續聲援。一句「來見識一下」，在兩岸引發截然不同的政治解讀。 從網友抵制到軍方評論 紅線早已擺在眼前 沈伯洋並非北京眼中的一般候選人。2024年10月14日，國台辦將他列入「台獨頑固分子」清單；2025年10月28日，重慶市公安局再以涉嫌分裂國家犯罪對他立案偵查，並將其參與創辦黑熊學院列為追究理由。北京早在蔡康永此次出席近一年前，便已公開展開追責行動。 蔡康永長期經營中國市場，熟悉當地演藝圈的政治紅線，理應明白現身這類競選場合可能引發的反應。 部分中國網友因政治立場要求封殺，相關企業也迅速切割。零跑汽車重申「一個中國原則」，並表示蔡康永僅參與過往合作內容，並非品牌代言人；《時尚芭莎》也撤下相關專訪宣傳。 10月5日，《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發文，批評蔡康永主動惹事、觸犯大忌，認為一句「只是來見識一下」不足以平息風波，相關後果應由他自行承擔。 10月6日，「鈞正平」以不點名方式批評，強調「台獨」問題沒有模糊空間，並警告有人「一邊賺著大陸紅利，一邊與『台獨』眉來眼去」，終將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這番措辭顯示，大陸方面不接受以旁觀、好奇或採訪準備淡化此次出席的政治意義。 警政署隨後因擔心蔡康永遭受「跨國鎮壓」，交辦台北市警局進行安全維護部署。至此，事件已從網友抵制、企業切割，升高到人身安全層次。警方依法保護當事人有其必要，但這項發展也改變了輿論焦點：蔡康永為何以應援者姿態參與競選活動的疑問，逐漸被他遭到軍方警告、需要安全保護的新聞取代。 不過，評論仍須準確陳述事實。網路所稱「3600萬粉絲一夕歸零」並不屬實，粉絲數與貼文內容也不能混為一談。梅花新聞網已指出，蔡康永的微博首頁早在2022年便曾清空，因此不能將此事視為本次風波造成的損失。 蔣萬安聲援並邀請 蔡康永回應願赴搖滾區 蔣萬安10月5日表示，參與政治活動及表達立場是台灣珍視的民主權利，呼籲中國大陸尊重台灣的生活方式，勿因政治傾向差別對待。得知蔡康永有意訪問不同立場的候選人後，他也邀請蔡出席自己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並表示將安排「搖滾區」座位。 蔡康永隨後轉發影片回應，表示收到正式邀約後願前往觀摩，也會配合主辦方建議的服裝風格，營造派對氣氛，並感謝蔣萬安關心。國民黨團書記長許宇甄也反對大陸網友與企業抵制，歡迎蔡了解蔣萬安的政策。 藍營的回應展現了對參與自由的尊重，但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本身具有動員性質。即使以派對或觀摩形容，服裝、座位與應援物仍可能產生政治象徵及宣傳效果。 郭正亮說好奇 吳念真卻點出他清楚責任 郭正亮表示，他與蔡康永相識至少20年，認為蔡向來好奇心強，可能因沈伯洋近期受到關注、相關專訪引發討論，才想親自到場了解。 這項說法提供了到場動機的一種解釋，卻未說明他為何坐進貴賓區並拿起競選應援物。從好奇到參與，仍有一道由本人掌握的界線。 軍事評論員邱世卿接受中華海峽經貿交流協會理事長蘇恆訪問時，則不認同單以好奇解釋。他認為，以蔡康永的歷練，此次到場應經過考量，而參與本身已可能產生支持效果，事後以體驗或感受說明，也未必能改變外界判斷。他同時呼籲大陸網友理性看待：蔡康永有選擇的自由，觀眾也可決定是否繼續支持。 吳念真10月9日受訪時表示，這是蔡康永的個人選擇。外界未必了解背後原因，但蔡歷練豐富，應清楚選擇所伴隨的責任。 這番話並非認為蔡康永不了解後果，而是指出，資深公眾人物即使明白可能的代價，仍會作出自己的選擇。 因此，若將風波單純歸因於「不慎踩線」，或許低估了蔡康永的判斷。是否接受現場安排、拿起應援物，以及如何回應媒體，都是他可自行決定的選擇。 陳美鳳沒有中國市場壓力 蔡康永的處境不同 陳美鳳10月7日表示，蔡康永有自己的想法，也樂於接觸不同事物。談及中國抵制，她說自己主要在台灣發展，面臨的壓力不同；她的節目也歡迎各政黨人士，評價則交由觀眾。 這番話反映兩種不同的事業處境：主要在台灣發展的藝人，與仍在中國維持商業合作的公眾人物，所承受的限制與代價並不相同。 這並不意味蔡康永必須迎合中國市場。他有權調整政治立場與人生規畫；但長期熟悉當地環境，此次仍選擇參與，應已理解相關風險與活動可能產生的政治效應。 外界既可肯定他的選擇，也能檢視其說法。即使他遭到抵制，對其言行是否一致的討論，仍不宜一概視為侵犯自由。 「只是看看」 不足以抹去助選效果 目前沒有充分證據顯示，蔡康永事前與競選團隊策畫此次曝光；但無論有無預先安排，他到場後的行為仍可受到外界檢視。 蔡康永雖未公開表態支持，但他坐在前排、手持應援物的畫面，仍可能成為競選宣傳素材，營造候選人受到名人關注的印象。這類曝光能否轉化為選票仍待觀察，但已具有一定傳播效果。 蔡康永參與候選人活動，屬於個人選擇；兩岸對政治議題的理解不同，相關言行自然會引發各界解讀。 若只是到場觀察，為何仍以應援者姿態參與？既然明白可能的代價，又為何反覆以旁觀者自居？ 自由讓蔡康永作出選擇，聲望則放大這項選擇的影響。「來見識一下」或可解釋動機，卻難以完全淡化其公開行動的政治意義。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李家同/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前幾天，有一位年輕人來找我，他顯然是我的粉絲，帶了一些我寫的書，請我簽名。令我吃驚的是，他忽然問我，”3/5除7/8是不是等於3/5乘8/7?”我被他問的一頭霧水，我說，當然是啊。他就再問我，"你記不記得你曾經教過一個小孩分數除法，他就搞不清，問你為何分母要反過來，除法改成乘法?當時你沒有回答他，卻用幾張紙捲成一個捲子，拿這個捲子打他的頭說，不可再問，以後你長大了自然會懂。”我這下想起來了，我的確教過一個小孩，而且也的確用紙捲打過他的頭，但是我忘了他的名字。這位年輕人告訴我，我的名字叫做張維忠。我這才恍然大悟。 張維忠告訴我，他唸小學的時候是在一個兒童中心長大的，我那時候是他的志工老師。他唸國中以後就回家去了，當時我還和他一直保有聯絡。他很聰明，功課也不錯，他的父親早就去世，他的母親在他國三上的時候也生病去世了。畢業以後，他沒有升學，他告訴我，他一定要自立維生。幸好他的母親留給他一個住所，他畢業以後在一個便利商店服務，也還過得去。但是不久他就和我失去聯絡了，我怎麼找也找不到他。 張維忠告訴我，他其實是遭遇了一個車禍，雖然沒有骨折和骨裂，但卻昏迷不醒，長達幾週之久。因為他的包包裡有證件，所以醫院幫他和撞他的人得到和解，對方賠了他很大一筆錢，醫院代管了一陣子，直到他醒來為止。他醒來以後，恢復了生活，但是有很多事情忘得一乾二淨。他不記得自己小時候在哪裡生活的，也不記得唸書的學校。他在印刷公司打工，有一天，他在翻一個老師所寫的數學講義，裡面有關分數的除法，他忽然想起當年學分數除法的事情，也想起他曾經生活過的那所兒童中心。他跑去了那所兒童中心，一走進去，所有的回憶都回來了。那裡的老師們看到了他，極為高興。 張維忠以後在週日下午會去那所兒童中心幫他們做事，其實他居心不善，他貪圖那裡的晚餐，他發現那裡的晚餐非常好吃，因為是老師們自己做的。雖然他記起了分數除法，也記得有老師用紙捲打他的頭，但是他搞不清是哪一位老師教他的。有一天，他在那所兒童中心又聽到一位志工老師在教學生分數除法，他才想起了我。 他對我說，當初你打我的頭，我很想躲開的，但是來不及，現在你如果再用紙捲打我的頭，我絕對可以躲開。他叫我不妨試試看。我就用紙捲對著他的頭再打一次，沒有想到，他根本沒有閃躲，而是低下頭來讓我打個正著。 我這才知道自己上了他的當，張維忠其實就是希望我再打中他的頭。他沒有把我當作老師，而把我當作他的好朋友，好朋友之間會胡鬧的。我們常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發現應該改成一日為師，終身為友。我現在有一位已經退休的學生一直在陪我打網球，這不是因為他尊師重道，把我當作老師來看，其實他已經把我當作他的好友。 我很感謝張維忠，他不但沒有想提告我，反而很喜歡我再打他的頭。我真是一個幸運的人。 ※本文轉載李家同教授臉書※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10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臨時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將中國大陸稱為「重要鄰國」，並表示將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圍繞共同課題加強溝通，推進旨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對話。然而，她同時強調將對東海、南海及日本周邊軍事活動表達立場，「該主張的就堅定主張，並強烈要求中國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一個半月後，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將在中國大陸深圳登場，高市預計赴華出席。外界關注的焦點隨之浮現：高市早苗與習近平主席是否會藉此場合舉行雙邊高峰會？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中日雙方在台灣議題上的結構性矛盾能否找到突破口，也取決於高市是否願意以實際行動回應北京的核心關切。 台灣議題是峰會無法繞過的結構性障礙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眾議院接受質詢時表示，若中國大陸對台灣出動軍艦並使用武力，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日方可能出動自衛隊介入台海危機。這是二戰後日本領導人首次對中國作出帶有武力威脅意味的表態。北京隨即展開一連串反制措施，包括勸阻國民赴日旅遊、禁止稀土出口日本，並在解放軍軍機以雷達兩度鎖定自衛隊戰機。 中方立場始終明確且一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多次表示，當前中日關係面臨嚴重困難，根源在於高市發表錯誤涉台言論，責任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與對話應建立在尊重對方、恪守共識的基礎上，日方如果真心想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很簡單，也很明確，就是撤回高市涉台錯誤言論，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日方作出的政治承諾，以實際行動展現對話誠意」。 這意味著，中方將撤回涉台言論設定為恢復正常對話的前置條件。而高市方面至今未收回相關答辯，僅表示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沒有變化，卻始終迴避重申具體內容。雙方在這一核心議題上的立場差距，構成了峰會難以舉行的根本障礙。新加坡《聯合早報》分析指出，儘管高市近期仍釋放維持對話的訊號，中日也陸續出現有限度的官方接觸，但雙方在台灣等核心議題上的分歧延續至今，中日元首在深圳正式會晤的空間仍相當有限、且可能性幾乎為零。 對話與牽制並存的矛盾訊號 高市早苗的外交表態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她多次表達對與中國大陸對話持開放態度。在2026年首次記者會上，她表示「我們對與中國在不同層面的對話持開放態度，不會關閉溝通的大門」。在自民黨於眾議院選舉大勝後的記者會上，她再次表示對與中國進行各種對話持開放態度，並強調會以冷靜且適當的方式處理相關事務。 另一方面，高市政府在安保領域持續推進對中強硬路線。高市重申將提前修改三份安全保障相關文件，強調「從根本上強化安保政策，徹底守護我國領土、領海、領空、國民的生命與安全」。她還表示將放寬防衛裝備品出口規則，推進防衛支出達到GDP的2%，並致力於加強對退役自衛隊員及其家屬的支援，創設對防衛相關設施周邊土地所有權轉移進行管制的制度。日本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更將對中關係表述從「最重要的兩國間關係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被認為是明顯的外交倒退。 這種「嘴上喊對話、手上忙對抗」的做法，中方顯然不會接受。林劍明確回應：「嘴裡喊著對話，手上卻忙著對抗，這樣的對話沒人會接受」。 北京拒絕為對話而對話的戰略邏輯 從北京的視角來看，高市早苗的對話提議缺乏實質誠意。中方多次強調，對話不能脫離共識基礎，更不能成為日方在國際場合營造「願意溝通」形象的表演。北京的要求十分具體：撤回涉台言論、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國大陸對日政策顯示出穩定性與連續性。外交部明確表示，中方對日政策不會因為日本某次選舉而改變，並敦促日方撤回高市涉台錯誤言論，以實際行動展現維繫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基本誠意。與此同時，中方在經貿領域的反制措施持續升級。2026年1月，中國大陸依法對日實施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直擊日本軍工產業核心要害；2月下旬限制措施進一步升級。日本媒體亦報導，中國大陸對日反制「正在產生影響」。 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曾表示，要改善當前的日中關係，「首腦會談非常重要」，強調將盡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腦在11月深圳APEC峰會期間會談。然而，東京一方面希望促成峰會，另一方面卻不願在涉台言論上做出讓步，這種「既要對話、又不認錯」的策略，在北京看來不過是試圖在不付出政治代價的前提下緩解外交壓力。 日本安保轉向加劇中日互信赤字 高市早苗政府的安保政策調整，進一步加深了中日之間的互信赤字。高市在施政演說中強調，日本周邊安全保障環境正加速變化，變得更加複雜且嚴峻，政府將在年底前修訂安保三文件，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她還承諾支持國際刑事法院及國際法院等國際司法機構，維護並強化基於法治的國際秩序。 這些政策調整的背景，是日本對中國大陸軍事力量持續增強、中俄及俄朝合作不斷強化的戰略判斷。然而，從北京的視角來看，日本加速「再軍事化」的舉措，加上高市在台灣議題上的強硬立場，構成了對戰後國際秩序和區域穩定的雙重挑戰。中方明確表示，日本極右翼勢力若誤判形勢恣意妄為，必將遭到日本人民的抵制和國際社會迎頭痛擊。 在這樣的氛圍下，即使高市在APEC峰會期間有機會與習近平在會場握手或短暫寒暄，距離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雙邊高峰會談仍相去甚遠。2025年10月，高市曾在韓國慶州APEC峰會期間與習近平首次會談，雙方確認將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然而，那次會談發生在高市發表涉台言論之前。此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同樣的場景在深圳重演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 高市早苗與習近平能否在2026年11月的深圳APEC峰會期間舉行雙邊高峰會，答案取決於一個核心變數：高市是否願意撤回或修正其涉台言論。在當前條件下，這個變數的答案是否定的。高市政府選擇在安保領域持續推進強硬路線，同時以「對話開放」的姿態維持外交彈性，但這種兩手策略在北京眼中缺乏誠意。中方已將撤回涉台言論設定為不可繞過的對話前提，而高市至今不願跨越這條紅線。 中日關係的改善需要雙方共同付出努力，但當前的主動權更多掌握在東京手中。若高市真心希望在其首相任期內實現與習近平的正式峰會，她需要在言論和行動上做出實質性的調整。否則，深圳APEC峰會期間的中日互動，恐怕只會停留在會場走廊的禮貌寒暄，而難以升級為一場具有實質意義的元首會談。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