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6日政府大規模逮捕台師大、台大學生，藉此鎮壓學生運動，時任台大校長傅斯年警告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如果你敢造成學生流血受傷，我就跟你拼命！」不過過去幾年來接連有學者歐素瑛、陳翠蓮、周馥儀指控傅斯年「當起言論警察」、「與學生代表劃清界線」，作家張若彤痛批：「連傅斯年都被潑糞，就有些喪心病狂了。」發文獲台大前校長管中閔等按讚。
張若彤曾撰寫《如是228》等「228三部曲」，他近日重貼2020年發文，談傅斯年在當年四六事件中的角色，到底是救援者、還是加害者？張若彤說，為了查證所謂「傅斯年是加害者」的論述，他網購了幾本書，又跑了一趟國圖，找了原始資料，結果發現所謂前述3位學者的說法根本不正確。
首先，歐素瑛2011年說傅斯年在事件之後，當起了言論警察，處分了未經師長同意召開記者會的學生代表；2018年及2019年，陳翠蓮及周馥儀也各自持同一說法。
張若彤跑去找該說法根據的原始資料〈國立台灣大學布告，卅八卯刪校第六九四一號〉，發現其實學生被懲處，並不是因為他們「未經校方同意召開記者會」，而是因為學生代表擅自「使用校長室召開記者會」，並欺騙校方說是他們自己開會要用。
張若彤說，換句話說，這個指控傅斯年「當起言論警察」、「與學生代表劃清界線」的說法，根本是明顯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從歐素瑛開始到陳翠蓮到現在，九年的時間，中間或許還有同行審查，居然無人挑戰。這真的是個警訊。
另將傅斯年描述成加害者的說法中，最致命的說法，實際上是引用國民黨將領陳誠回憶錄，稱傅斯年告訴陳誠：「你做，我有三個條件：要快做、要徹底做、不能流血。」似乎是說傅斯年不但沒有保護學生，還要求陳誠趕快抓、徹底抓。
張若彤說，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早有研究者李東華於《光復初期台大校史研究》提出完整結論，傅斯年要求官方「速辦速決、被捕學生先送法院、軍警不得開槍避免流血事件」。所謂的「要快做」，不是指立刻抓、馬上抓，而是指「不能以冗長的程序羈押耽誤學生課業與學籍」之意；所謂「徹底做」，應是「要有真憑實據今後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找學生麻煩」之意。
張若彤說，台大被捕的學生大約40餘人，遠少於師院的百餘，不但逮補的過程中學生沒有流血，不但只要不在最初名單上的要求政府必須一律交保，事後傅斯年也以一人擋下了對教職員的「連保制度」：「凡是在台大任教和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沒有左傾思想，我一個人進行保證，有問題發生，我願意負全部責任。」
因此，當歐素瑛說：「傅斯年並非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支持政府的掃蕩行動，致使台大深陷白色恐怖的漩渦。」張若彤則引述傅斯年的說法：「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指人為共產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的學術自由」、「我不能承認『無罪學生為有罪、有辜學生為無辜』」。
張若彤說，聲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又不至於落入「你可以顛覆我、但我不能動你」的腦殘狀態的，真的不多，傅斯年可算一個。
張若彤也砲轟學者林芳玫在《思想坦克》的文章〈當傅鐘成為喪鐘：用媒體與校友的手，甩學生會幾個耳光〉。林芳玫說：「傅斯年提出的條件是『不能流血』，也就是校園內不能流血，出了校園，那就讓軍警特務機構來處理了。『不能流血』在建構神格化傅斯年的過程中，被善意曲解為傅斯年全心全意保護學生。陳翠蓮教授與其他專業學者的研究成果啟發了學生會成員，卻被反智的老校友斥責為『拉下神壇』，暴露出這群校友從來不關心知識與真相之追求，擺明了就是要造神與敬神。面對國民黨的日益衰敗渙散，這群中老年泛藍校友發出悲鳴，傅鐘成了他們自己的喪鐘，敲響著某些校友求知精神之死亡。」
張若彤建議林芳玫回頭看看，如此簡單的史料解讀錯誤，為什麼長達將近十年在「貴圈」中居然無人發現、無人挑戰，還受到許多學生盲目追捧？再看看當時明明還有一位身兼台大高層與台灣省政府高層，政學雙棲的杜聰明存在，卻從未有人質疑他在四六事件中的作為與角色？然後林芳玫可再想想，自己是否有資格指控某些校友「求知精神之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