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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傳媒郭冠英專欄】我對習賢德記得最深的,是他寫的「二二八時,誰殺了這個空軍小兵?」一文。(1997.2.5聯合報) 5月22日中午,我起床,看到微信:「習賢德昨猝逝。」我很驚訝,因為他12號才請我吃飯。那天之前,剛好是疫病爆發,我還是去了,他邀了18人,主要是因疫病,只有8人群聚。 知他逝,有幾個人來問我到底是如何,他們都很可惜沒有去那天的群聚,沒見習的最後一面。這我才知我是我是「補滿伍」的。被邀的郭克勇是10號邀,不能來,他就問習,你找了郭冠英沒?習說,有。其實他是到了11號才找我,說:「明天中午,我宴客,歡迎閣下同樂。」大概是怕我多講話,但是那天都是空軍,主客還是U-2飛行員張立義的兒子,他也不能來,結果當天還是我在講。 習老喜歡勸菜,老毛病。我還制止他,說,你這些爛菜,我們老了都各有所好,你怎知人家喜歡什麼?有次是我請客,他也給人挾菜。習又好客,叫了十多人份的菜,結果「又是我,帶一大堆菜回家,有一盤肉放冰箱現在還沒吃完,等一下去吃,紀念他。」 我因為去拿菜,晚出來,我以為大家在門口沒拍照,後來郭克勇轉來一張合照,才知有拍,我就在趕上了在習身邊。 習每次給我大量的微信,多了我有時沒看,到後來我翻前面的老訊,才知餐後他立刻寄了五張照給我,還留言:「後會有期!健康第一!」 巧的是,前些天我翻日記,剛好看到2019年6月12日記:「午起,習告張立義去世。」而我沒想到的是,我看日記那天正是12日。 習的葬禮是6月7日舉行,是他70歲的生日。 郭克勇寫了「看不見,可是你依舊存在」來悼念這位空軍子弟。 He was a man who didnt have a lazy bone in his bodyby Gay Talese 郭說:「1997年我任職駐美舊金山辦事處時,無意間在聯合報海外版,看到一位署名習賢德所寫「二二八時,誰殺了這個空軍小兵」的投書,那年正好是事變50週年,國內在民進黨推波助瀾下,將這樁歷史不幸事件,煽動民眾走向族群撕裂、仇恨外省人的社會運動,在如此氛圍之下,看到有人挺身而出,為一位遠從安徽隨軍來台的孤身士官許天保,在事變期間,駐守空軍嘉義機場時遭到暴徒殺害,至今仍未平反,也沒得到賠償,憤而投書發出不平之聲,讓我深受感動,只是無緣親見本尊,引以為憾。」 後來是23年後,2020年感恩節前夕,郭克勇與習才初次見面;後又與最後一名U2的飛行員蔡盛雄見面,看到習對空軍歷史的熟悉與專業,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他只與習相識180天,郭說這是他交往最短的摯友。 郭說:「習精力充沛,講話中氣十足,對採訪與寫作有著無限的熱情,結果卻在創作力仍然旺盛的階段,戛然而終。」 習賢德最推崇U-2陳懷,曾拍了他的紀錄片。2012年9月,陳懷殉職50周年,習又安排陳的大陸家屬來台弔祭,受到官方殊榮禮遇。 習當過短暫的外交官,後來還是做新聞工作,任輔大傳播學院副院長。我都忘了他有高血壓、做過心導管手術,他是21號下午是順道給老同事送防疫物品時,忽然休克倒地驟逝。 習講話總是,激動亢奮,心膽俱裂,尤其談到228被扭曲的歷史。 習找到的空軍小兵是許天保,228時在嘉義水上機場被暴徒殺害。 習說:「四十多年來,其遺骸就一直平靜地安厝於新店碧潭空軍公墓95號墓位。碑文刻載,許氏是為保衛基地陣亡。這很可能是唯一刻載軍職人員在228死難的碑記(當時福隆的汪烏家碑尚未發現)。 筆者是第二代外省人,至今不忘在屏東出生,眷念育我長我的雲林縣南陽國校。因此,有人詢及籍貫,筆者總是亦莊亦諧的告訴對方,正確說法應該是:江西省屏東縣北港鎮人。但是官方的身分證已經無法證明我的先祖源自江西,戶籍資料也無法證明我在北港媽祖廟鼎盛的香火中長大。 可這並不能減損我對第二故鄉的認同,深信還有許多外省子弟也有相同的情懷,凡是在228後出生的一代,究竟有什麼理由必須承受228式的原罪和仇恨? 台灣不可能一直靠省籍鬥爭來檢視民主純度,更不可能靠無止盡的仇恨做為奪權手段。台灣的未來又如何能託付於如今沉醉於造神和建國運動的朝野先知們。在二二八強調寬恕,卻仍令人感到一絲陰冷的氣氛中,值得秉權者深省。」 習後來又出了《警察與二二八事件》一書,卻因此以否定二二八而被威脅求處五年徒刑。他悲憤的寫了「當我為228出版坐牢,誰為我坐監惜別」(2016.2.29聯合)一文:「退休前夕,驚覺「躺著也中槍」竟非童言兒戲。綠營要求增列違反憲法保障的基本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否定二二八罪責」;更嚴重違反且羞辱了「台獨建國烈士」鄭南榕高舉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敢問藍營諸友:有誰願挺身為無辜受辱的學者舉辦「坐監惜別」?或再次衝撞立法院,讓世界看到覺醒憤怒的「青天白日花」?」 2018年8月,習突然說,我們去五股看看賈景德、吳鐵城、陳儀的墓地。那次我在一石坊前拍了兩張同一角度的照片,連著看,習賢德好像是個突然出現又消失的幻影。 我反覆看了很久。 習最後一個視頻是:「你最後的十年會是什麼情況?」叫人不要活在病痛裡多年而離世。 習賢德倒沒有,他快樂缺氧而終。 須文蔚在懷念文說:「他是個極度認真的記者,他說過在聯合報擔任記者時的一個故事,我常在課堂上轉述。 1980年代末,黨國大老張群病危,聯合報的一位長官交代他截稿後,到榮總的加護病房外守著,萬一印製前傳出噩耗,務必及早告訴編輯檯,好把紀念專輯排上第二天的報紙。可沒想到老先生相當硬朗,幾週都挺了下來。 一天,加護病房的護士走出來對他說:「張家的後代,就屬您最孝順,每晚都守在這裡!」 還有在《端》傳媒上有則報導,出現了他的身影:「2016年的一個攝影棚裏,媒體人及政治評論者郭冠英訪問習賢德,郭冠英說:「請你等一下說明,當時為什麼群眾會打嘉義機場?警察怎麼被打死的?這根本是場『暴亂』。」 習賢德說:「這樣吧,不管228事件是怎麼樣的50周年60周年70周年,我在公開場合都會先問三個問題,如果我有機會倒轉時空,我面對那些受難者,我面對那些暴徒,我面對所有的目擊者,我都共同問三個問題。第一個,你們殺人沒有?第二個,你們有沒有亂殺人?第三個最重要的,你們殺了外省人沒有?因為很多人講,外省人沒死,因為舉不出憑證,但是我花了3、40年的時間研究中華民國空軍保護台灣,而空軍的主力部隊幾乎都是外省人。就在碧潭空軍烈士公墓95號墓位,就有許天保這位空軍烈士,當年就為了保衛嘉義基地而陣亡的。我在聯合報寫讀者投書,王曉波都給我寫信,我很意外。 有一位在台南住在南門路地的一位叫何邱蕙的老太太,他說那一天她先生跟這位烈士,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保衛嘉義基地。然後其他人的陣亡。因為暴徒過度的兇悍,過了不久就搭了空軍的專機回到南京。 我不知道現在談228的這些人,獨派的朋友們、對手們,他們怎麼說228是單純的政治改革?他們所講的官逼民反,官逼?逼到去占了水上機場。我做為一個空軍的子弟,我深深的不以為然。 馬英九年年哭,我讀者投書建議他到碧潭空軍烈士公墓,他只到陳懷這些著名的烈士前面行禮,就是不敢到許天保前面去行個禮。 而許天保這個烈士呢,除了台南的那個老太太,在安徽的家屬還來的一封信。大感意外,還把家譜都寄來了,來這封信幹甚麼呢?據報當地的台辦也知道,可以申請新台幣600萬,信問到我,我說對不起,你一毛都領不到。因為按照當時相關的條例,軍公教頂多就是補償,空軍烈士又不是飛行員,恐怕就這樣草草了事。不要說我們基金會去年還補償了一個日本受難者,我們慰安婦一毛都沒賠到。這筆糊塗帳啊,我作為一個納稅義務人,交了這麼多年的稅,覺得我們花了新台幣72億這個賠償金,到現在也沒有換到社會的和諧與共識,到現在反而族群的撕裂還越來越嚴重。 那順著這個空軍烈士我就講,台灣是軍公教一家,軍警都不分家,228,我覺得應該要提醒一件事情,1947年元旦中華民國才行憲,再往前推1946年12月24號聖誕節前晚上,北平在低溫的情況下,北京大學一個旁聽的女生,還是沈葆楨、前清大臣的後代曾孫輩,叫沈崇的,據說她被被強姦了,於是在半個月之內,在中國共產黨有意的反美的串聯之下,爆發的全國性的示威運動,包括台灣省。在台北街頭領銜抗議,大標語牌前進的其中一個,就叫李登輝。 我要談這一段就是,228的爆發並不偶然,那是一個二次大戰之後,全世界經濟凋敝,政經失序的一個年代。在冷戰序幕還沒有拉下的時候,國共內戰還在方興未艾的時候。我們在台北街頭爆發的這些衝突,其實是有徵信的,幾乎可以公開的文檔沒有不公開的,到現在我們根據行政院賴澤涵教授領導行政院最後的報告,元凶找到沒有? 今天第三度政黨輪替了。民進黨請問你們,今天除了228變成你們的國慶,你們還有甚麼黔驢技窮的招數?包括柯文哲,你的祖父都死了,都在受難的7年後過世了,你還在哭哭啼啼,說是受難者家屬,今天228事件基金會董事長換了很多人啊,公開的查一下名單吧,其中有六個共產黨員。平安地回到大陸,照樣報了死亡失蹤領了600萬。有82個是白色恐怖時代,的跟228不搭軋,被槍決了,也當作228的烈士。 600萬不足惜,我珍惜的是我們在解嚴之前,我們軍民團結一致對外,守住了反共的長城。那個時代不是讓我們眷戀戒嚴法,而是這樣優秀的正統的中華文化的繼承者,使我們壯大,在精神上的壯大,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在70週年這是我個人的感概。 至於要談到警察,其實一言以蔽之,在開羅宣言發布之後,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對於光復台灣已經有固定的步調,於是有各種的接收台灣的組織,其中我最關注的就是接收日據時期台灣警政,設在福建省梅列縣,梅花的梅排列的列,中央警官學校第二分校,設了一個台灣幹部訓練班,簡稱叫台幹班,我問御用學者為什麼你們不研究警察與228?結果那人說:行政院的228小組是一個政治任務。我想,那政治任務就是不求真相。為了政治利害,各取所需。 那既然國史館不做,行政院228小組不做,那我向228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來做,當時給新台幣20萬,我自己貼18萬,印了200本,成本是一本1900塊。因為所有受訪的警察,我是普遍的寄信發問卷,但是很感慨的是,有些信件是地址已經異動收不到,有一種是女兒代他爸爸回信,他接到你掛號信前三天過世,訪談不能進行。 還有明明開著車子帶著我研究助理,下了高雄交流道,家屬還先打了電話說歡迎,到了鹽埕區開了一條門縫。說你回去吧,我後悔了。我把門縫打開,說怎麼回事?他說我怕,我說你怕甚麼?怕報復。 在李登輝執政的12年,再加上陳水扁的8年,我們所有的史觀從李登輝在義務教育裡面,加了一個違章建築,叫認識台灣,扭曲了228的定位。把明明的暴徒當被害者,把明明要恢復國土的21師,當作鎮壓血腥部隊。 現在死亡失蹤都賠新台幣六百萬的,你要你提出申請,幾乎沒有否決的,到現在不到900人,可就連馬英九在內、呂芳上,前國史館館長在內都說,少說兩萬,我謝謝他們承認有兩萬,兩萬怎麼算出來的?兩萬減到900的那個差額,坐實了在光復初期,有多少死於溝壑的,多少沒有設戶籍的外省人? 到現在你說是兩萬,汗牛充棟獨派的著作你去翻翻看,四萬、五萬、十萬、二十萬、四十萬的都有。謝長廷在高雄選市長的時候,照他講的的那個數字,一天要殺400多人,是這個樣子嗎?台灣的人口還謝謝日據時期的統治,日據時期的戶籍資料,一張紙都沒有丟,那哪有大屠殺的數據? 我對於空軍的戰史略有研究。解嚴之前,台灣海峽的最後一場空戰之前,1963年最後一場空戰之前,政府遷台之後的任何一場空戰,都是中華民國空軍主動挑起的。飛進大陸的空域,我們甚麼都不怕,除了膽子大,除了技藝好。我們在冷戰的格局之下,我們代表全中國。但是很痛心的事就從228的史觀被扭曲開始,我們所謂的鄉土教育,開始去中國,開始以中國為恥,以本土作為正統,最可悲的是中國國民黨也跟著拿香拜。本土的結果是不可能超過民進黨無恥,所以到現在分崩離析,二度丟掉中央政權,藍營內心深處淌血。 在70週年,沒有任何的怨懟,如果當年的鎮壓部隊他犯了甚麼錯誤。劉雨卿師長,他的名單是誰提供?今天有太多的史料可以證明,當時有太多的土豪劣紳是在搶奪日產,今天這些史料全部都被湮滅了。 陳儀難道是口耳相傳獨派著作裡面的暴君嗎?完全不是,人選甚至是正當的,他還有一個日籍的夫人,他有他廉潔之處,或許他自己有一點托大,譬如把兩個師調到東北去了,造成台灣防務的空虛,但是他的清明、他的勤政,到現在有太多的文字資料來支撐獨派的史觀是錯誤的。 當年228的動亂是一個地方性的事件,但是沒有想這個地方性的事件,慢慢變成獨派的建國運動,而這樣不斷的正當化的結果,造成國民黨史觀上的動搖,很難再撥亂反正。今天並不為蔣中正,我們老總統講任何的話。我這有分資料,是民國47年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普遍發到聯隊的東西,是甚麼?請注意看,注音台語會話。他在部隊裡面推廣羅馬拼音的台語,這是我偶然在舊書市買到的。民國47年代表甚麼?發到部隊是10月,823砲戰剛打完。部隊裡面外省老兵很多,但台灣充員戰士更多,在蔣公內心深處,絕對是希望族群共和,但是這個史料被忽略了。 所以在228七十周年的前夕,有人不斷指控國民政府在學校推行國語運動,說甚麼讓人家掛牌子,讓人家罰錢。可是讓我成長的雲林縣南港鎮南陽國小可沒這樣的事情。我的同班同學叫蘇治洋,他的妹妹叫蘇治芬,媽媽叫蘇洪月嬌,她的丈夫叫蘇東啟,也就是獨派所講的雲林起義。蘇治洋,一個台灣10歲的小學生,在父被捕的那天清晨,指著一個外省籍的我的鼻子說,等我爸爸從牢裡出來,要殺光你們外省人。 我10歲,聽得懂閩南話,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傳播的仇恨是甚麼?我小學畢業之後,就沒又再跟我同學聚過首,我看到他們全家在台灣民主過程裡面,當縣長當立委當台灣省議員。我對外都說我籍貫是甚麼,江西省屏東縣北港鎮人,我們外省第二代,生在這邊,沒有政治權利,但我有我的學術自由,有我的言論自由。但是從六年前開始,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學術自由了。因為陳其邁為首的28個民進黨立委,要立法院提案修法,幸好政黨協商擺進冰庫。就是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裡面,以我為例,以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系主任的著作為例,可以比照納粹屠猶的罪刑徒刑五年,關完了出來再犯,五年,五年五年關到死。 我不知道民進黨政府所定的紀念鄭南榕的言論自由日是甚麼?鄭南榕今年死而復生的話,葉菊蘭也是我們輔大的傑出校友,我要問問我們的葉學姊,妳的丈夫做為一個福建外省人,為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死。你的學弟習賢德今天因為台獨,重回當年的白色恐怖,請問我們相互追尋228的真相,花了這麼大的心血血汗,賠出了新台幣72億,換到的是甚麼?希望大家給我答案。 我再重申一下,在任何場合我都問三個問題,你們殺人沒有?你們有沒有亂殺人?你們有沒有殺外省人。 習賢德做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主任時,寫了《警察與二二八事件》研究的發現與省思。 他說,至今有關研究,多數只是朝野各自表述的「政治任務」,因此,原本有助於還原台灣光復初期警政治安結構與地方派系的基礎性探討,經常流於斷章取義;懷抱仇中意識的幕後操盤者更藉助「轉型正義」之說,集體推卸一切人之所以為人的法律道德義務,長期鼓吹「抵抗官方暴虐,民間造反無罪」的仇恨史觀,處處倒果為因,刻意模糊歷史真相,讓真正無辜的亡魂淪為單方指控與悲情論述的廉價工具。 歷經政黨二度輪替,叫囂「追究元兇」卻根本找不到真切憑據的政客集團,無一敢於謙卑面對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代表國民政府自福建來台接收警政業務的「中央警校台灣幹部訓練班」一千多位忠貞師生目睹暴亂的證言,反而刻意將暴徒恣意妄為。打砸燒殺的卑劣無恥犯行,一律包裝為「武裝起義」,美化成抗爭有理的「英勇行徑」。 《口述歷史補遺:中央警校台幹班的集體記憶》,考證台幹班結訓來台前後的重要見聞,接收日據時期警政崗位的經過,分析光復初期台灣各縣市士紳集團及派系的生態,並以三十七位受訪警官在二二八暴亂期間的慘痛回憶為核心,個別記錄各地暴徒恣意妄為的非法行徑。解嚴前諸多重大國定紀念日如今都已不再放假,因此,充滿妥協意味的「和平紀念日」與「雙十節」,早已成為意識形態對立各方選擇性認同的「國慶」;至於放假的嚴肅意義,從來都只是對峙者的自娛獨白。 與無條件平反浪潮同步的「本土化」新威權,早就變身為背叛「一中憲法」的台獨建國部隊,霸占教科書編審的定義與解釋權,更鎖住不敢恢復國統會的無腦政府咽喉,讓文化大陸與唐山故土成了必須畫清界線的惡魔。 仇恨語言每天都在寶島上空迴盪,國會殿堂上語言暴力流彈四射,形成公然撕裂族群,卻毫無法律責任的可憂亂象;朝野應以討論核四存廢的精神,從速研議《族群平等法》草案,以有效杜絕朝野謾罵對立的歪風。 嘉義機場的故事,由習賢德引出,還有很多可談。 ●評論文章,不代表i-Media愛傳媒立場。
【愛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二二八為什麼很快就被鎮壓?近年來研究台灣歷史並且出版《台灣島史記》的前立法委員蔡正元3月14日指出,二二八是失敗的政變,失敗的原因則是因為農民沒有參與,以及當年疫情非常嚴重,影響了很多民眾的參與意願。 蔡正元分析指出,二二八只是部份都市內的本省人不滿陳儀統治,所以「發起暴動屠殺無辜外省人,開始政變。」所謂的取締私菸只是火苗,這個火苗給了本省民兵有了奪取政權的機會。 蔡正元進一步指出,陳儀請蔣介石調兵協助鎮壓,結果卻在短短幾天內不費吹灰之力就鎮壓成功,「為什麼這麼快就鎮壓成功?原因很簡單,本省人的民兵政變,沒有獲得絕大多數本省農民的支持。」 蔡正元說,當年台灣的鄉村農民人口佔80%,農民的態度發揮非常大的作用,單靠部份台籍日本兵、本省黑道流氓,和受日本人教育長大的高中大學生合流產生的民兵組織成不了事。 至於農民,因為戰後農業產量快速提升,所以對政變不感興趣。蔡正元以經濟數據指出:「二二八那年通貨膨脹嚴重,但是那年的經濟成長率超過10%。」 蔡正元認為二二八「政變」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疫情嚴重:包括肺結核、天花等傳染病肆虐嚴重,所以都市居民參與政變的意願也被削弱。「那ㄧ年光肺結核、天花就死了2萬名本省人,這些死亡人數,也被二二八說謊份子偽造成二二八事件本省人的死亡數字。」 針對二二八真實的死亡人數到底有多少,蔡正元也根據具體的統計數據分析指出:「遭暴動攻擊死亡的外省人死亡432人,政變中鎮壓死亡的本省人死亡681人。外省人失蹤85人,本省人失蹤177人。」按人口比例,外省人死亡與失蹤的人數比例高得多。蔡正元認為:「若說誰是二二八的劊子手,本省人肯定多於外省人。」 蔡正元在他的臉書文章更感嘆指出:在現在的政策之下,本省人不論是無辜或是暴徒都獲得賠償,至於外省人不論有辜或無辜通通不賠償。「本省人只要被找去訊問超過三小時,就可以獲得賠償,外省人即使被羈禁、被強姦、被毆打,也通通不賠償。」 蔡正元認為其實二二八背後也有國民黨內鬥的因素,二二八政變領導人,更有國共鬥爭和國民黨左右派鬥爭的特質:「二二八最成功的領導人謝雪紅是共產黨人,民進黨提都不敢提。」不願意選邊站被陳儀羈押的李友邦是國民黨左派,民進黨也不想提。二二八政變,其實具有國民黨內部政變的特質,國民黨幹部分裂成兩邊對著幹。 國民黨出身的蔡正元,在歷史寫作上只看事史實,不問黨派,兩大冊厚重的《台灣島史記》在應該批評國民黨政策或用人錯誤時,也完全不客氣,令人印象深刻。
【愛傳媒黃強波專欄】二二八74週年紀念日來到,這一天照例是民進黨的「主場」,人人皆高音;相形之下,來到「客場」的國民黨,就只能眾絃俱寂,少挨罵就是贏。當然,二二八本是國民黨必須無條件承受的歷史包袱,倒也怨不得人。不過前總統馬英九應邀參加臺北市政府舉辦的紀念追思活動,卻被若干人士指責為「沒有資格紀念二二八」,甚至「消費二二八」,連帶波及主辦方臺北市長柯文哲,讓人好奇:到底誰消費了誰?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2月的臺灣,再過三年半,1950年7月馬英九才出生於香港,那麼他要不要為本事件負責呢?從國家層次來看,曾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是有代替政府對失去生命、自由、財產的受難者和家屬道歉的必要。就如同也擔任過總統的李登輝於1995年2月28日臺北市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儀式上所說的「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並道深摯的歉意。」理所當然也。 另從個人層次觀之,馬英九從政後擔任過行政院研考會主委、法務部長、政務委員、臺北市長、以及總統,陸續參與、推動二二八事件的調查、平反、賠償及紀念工作,並以國民黨主席及總統的身分,多次道歉。一路走來,許多受難者及家屬,從原先不滿、排斥,到願意接納、認同。這不須筆者多言,僅舉一例:當年參與南投「烏牛欄戰役」與國軍交火的二七部隊幹部黃金島,與同是受難者的廖新發、蕭錦文,以及二二八紀念館創館董事長廖繼斌、臺北市二二八協會創會理事長李文卿、二二八公義和平救世會理事長沈澄淵等遺族家屬於2005年10月首度踏入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強調「以對話取代對立」的黨主席馬英九會談,也代表家屬與國民黨和解。黃金島後來還與馬英九結為忘年之交,親自出席了2008年5月20的首任總統就職典禮。 本省籍受難者張七郎之孫張安滿說:「人不能一輩子活在仇恨中,臺灣要前進,內部就不能再對立、仇恨下去」。外省籍二二八受難者徐征之女徐光也說:「雖然無法抹煞失去父親的椎心之痛,但即使有痛恨,都已成過去,希望臺灣化仇恨為愛,成為愛與和平的社會」。如此胸襟與視野實令人動容,這才是讓臺灣向上提升的動力。 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多數受難者家屬努力化解仇恨,為社會和諧奮鬥之時,卻總是有人侷限於政治利益、束縛於意識形態,只想在傷口上灑鹽。少數人士不接受臺灣社會除了仇怨外,尚有更多的反省、懺悔及包容;甚至不容許因反省、懺悔及包容而化解仇怨。而這樣的心態,也是二二八歷史傷痛至今難以撫平的原因之一。或許有人會批評馬英九是在「演戲」,但講這句話的人可別忘了,他卸任總統已五年之久,現無公職在身,未來亦無出任公職的可能性,是要演給誰看呢? 佛語:「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誰有資格紀念二二八?又是誰在消費二二八?臺灣人雖有不同的過去,但有共同的未來,沒人可剝奪這塊土地上的人紀念二二八的權利。而且馬英九沒有消費二二八,倒是有人消費了馬英九。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照片出處:馬前總統臉書 ●原刊載於奔騰論壇,經作者授權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愛傳媒立場
有些朋友,習慣將我長期爬梳歷史所整理出來的史觀,簡化為「國民黨政府執政者的史觀」,那麼我必須很遺憾的預言,「228」這個慘痛的記憶逐漸不被臺灣人民重視,甚至逐年淡忘直至遺忘,恐怕是可預見的未來。 其實,當1947年,二七部隊領導人謝雪紅,一方面因彈藥無以為繼,另一方面因理念與二七部隊其他主要領導成員出現分歧,而解散二七部隊,謝雪紅離開臺灣,經由香港轉赴北京,而後站在毛澤東身邊,陸續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軍政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並代表臺灣省擔任全國人大代表。 當228期間,台中最後一支抵抗力量「二七部隊敢死隊」的隊長陳明忠揭露了越來越多真相,也毫不諱言地指稱,他代表的是主張以社會主義統一中國,讓臺灣回歸中國的「統左派」。 當1947年,由張志忠、台南的李媽兜、斗六的陳篡地、北港的余炳金、嘉義的簡吉、許分、新港的陳明新、朴子的張榮宗等人,在臺灣嘉南地區各地分別組織反抗國民黨政府的武裝民兵,合稱「臺灣自治聯軍」,「臺灣自治聯軍」共有新港、朴子等八個隊伍,由前台籍日本兵、青年和一般民眾自發性臨時組成。其中的張志忠、李媽兜、許分為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成員,「臺灣自治聯軍」的軍事行動,遭國軍第二十一師圍剿而失敗,1949年10月,簡吉出任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1950年,簡吉被捕,判處死刑;1951年3月7日在臺北馬場町被槍決,但是,2019年2月27日,簡吉的名字出現在228事件72周年紀念日,臺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第三度公告的,撤銷1056位和228事件相關的刑事案件有罪判決暨其刑的名單中⋯⋯。 當越來越多228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姓名,同時出現在「臺灣228與白色恐怖受難者名單」,也出現在中國北京市海澱區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的「北京西山無名烈士紀念碑」,將1949年前後,由中國共產黨派出1500多名特工進入臺灣展開行動,陸續被國民黨政府破獲,最後被軍事法庭公審處決的有1100多人中,已知的846人的名字刻在牆上,成為受中共官方承認並紀念的「臺灣隱蔽戰線上犧牲的烈士」,竟有超過400多人同時也在中華民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至今三次發布的「正式撤銷政治受難者之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名單中時。 當許多「口述歷史」自我承認,1947年3月2日,嘉義民眾與青年學生晚上聽著廣播裡的日語宣傳,各自編成隊伍,分頭襲擊市長官舍與政府機關,攻陷警局接收槍械子彈,最後集中兵力攻打嘉義水上軍用機場,史稱「嘉義三二事件」的時候。 當「雄中自衛隊」宣稱要介入並保護「生命遭受威脅的外省人(請問是誰讓這些外省人的生命遭受威脅?)」,卻又在1947年3月5日攻擊當時由憲兵駐守的高雄火車站的時候。 這也正是目前臺灣民進黨執政者最尷尬的地方。越是大張旗鼓的紀念這些罹難者,宣揚這些罹難者的事蹟,越容易坐實,這些罹難者在當年的時空氛圍與文化薰陶下,其實都是接受了國際共產主義思想,甚至是由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直接或間接指揮,在臺灣發起這幾場「軍事武裝革命」行動。 而聽著日語廣播,穿著日本軍服,高唱日本軍歌,先是由校長與老師率領,打開學校的軍械室,然後再攻擊警局與軍營,取得更多武器彈藥的學生們,當時心裡又在想些什麼? 越來越多的史料曝光,都將「228事件」以及後續事件重新定義。民眾越來越不相信,228事件是單純的「血腥屠殺」,而是各種不同政治理念與訴求下的「武裝革命」;換言之,這是「軍事行動」,簡單來說,就是「戰爭」。 而這些戰爭,是由誰發動的呢?易地而處,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之下,換做你是執政者,你,又會怎麼做? 與其每年遮遮掩掩,用許多電影般虛構的情節來鋪陳悲情,煽動仇恨與對立,勒索臺灣人民的情緒,然後被一個又一個的事實揭穿,搞得臺灣人民對228越來越無感,倒不如大方的將所有正反兩方的文史資料公諸於世,大方的承認,這就是「軍事武裝革命」行動。 請大家捫心自問,這些人真的是莫名其妙失去生命的嗎?他們為了理念犧牲性命,難道不應該公開真相嗎?二七部隊、臺灣自治聯軍與嘉義民兵等等武裝部隊,真的是遭到國民黨政府與軍隊欺負才武裝反抗的嗎?難道就不能承認他們是為了推翻蔣介石政權而發動武裝革命嗎?再仔細想想吧!若非另有隱情,為何必須要用受欺壓的悲情來包裝228事件?蔣介石政權在後續的白色恐怖時代,動輒以匪諜名義逮捕異議份子甚至處決,這其中又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祕辛? 也請民進黨政府不要再將「228事件」與「白色恐怖」當作勒索臺灣民眾情感的提款機。ATM提款機雖然好用,但是裡面的現金總有被提領一空的一天。 民進黨為鬥爭國民黨不擇手段,如果認為當年在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之下,司法判決草率,應逐案重新審理,而非透過行政力量整批撤銷判決,導致連已被中國共產黨親自證實的共諜都被平反,甚至被中國與臺灣綠營人士同時當作烈士紀念,然後民進黨政府一天到晚用中國共產黨來恐嚇臺灣人民,還研議修法將通匪共諜罪刑提高到最考可判處死刑。 這樣的轉型,沒有正義可言。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記者林可妮報導】又快到了2月28日,當二二八已經成為國定假日,還原當時的歷史真相更有必要。 文史研究者武之璋23日上午在News98電台「民意新連線」節目接受賴祥蔚教授訪談時指出,從他所看到的大量歷史文件資料顯示,228各地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應該不是有特定組織在指揮與動員,因為一來沒有任何蛛絲馬跡的證據,二來也沒有查到任何資料,所以有人說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或是中共在背後策動,恐怕都欠缺充足的證據。 既然這樣,為什麼各地同時發生衝突?武之璋經過多年的研究與分析之後認為,台灣割讓給日本幾十年,很多青年與中年其實在國家認同上已經認同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所以對他們來講,看到當時發生許多省籍之間因為語言不通而發生的誤會與衝突,不免心生不滿,接下來更試圖用武力對抗中國政府,這是一種基於國家認同的自發表現。 有人質疑,如果不是有特定團體在背後煽動及指揮,為什麼帶頭進攻政府機構的台灣群眾會有這麼多槍枝?武之璋表示,陳誠來台灣之後,積極培訓台灣民眾擔任基層警察的工作,訓練了幾千人,這些人都配有槍枝等武器,他們未必直接參加了武裝衝突,但是手上的武器則派上了很大的用場,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上去搶奪日本留下來的軍械庫,於是有了更多武器。不過因為當時日本軍械庫是把武器跟彈藥分開置放,而且大的軍械庫都有嚴格看守,所以發動衝突的台灣民眾並沒有取得更有殺傷力的武器,否則後果更加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