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八日，我前往東吳大學出席蘇啟誠處長的追思會。會畢，悲憤之情壅塞於胸，遂提筆寫下：追念啟誠老友一文，記下追思會中，受邀者如何斥責謝長廷在燕子風災中無能失職，又細述蘇處長如何被逼迫寫下檢討報告、自我批鬥、自述五大根本不存在的罪狀；處長夫人親唸出蘇處長遺囑最後一句：不想再受羞辱時的傷痛。會場明白拒絕任何現職外交部人員出席，也不接受任何官方的花圈花籃。
但擱筆後，會場上蘇處長九十一歲高齡母親直挺挺站在愛子遺像面對，堅毅而未落滴淚的表情浮現眼前：大悲無淚，提醒我，尊重逝者，體恤家屬。遂將文章塞入紙海、束諸高閣。
但是，政客終究是政客。沒想到吳釗燮、謝長廷、管碧玲等，卻迫不及待地利用一個年輕人的無知和輕率，發表謬論，企圖誤導輿論，為自己卸責脫罪，遂引來輿論一片撻伐，真是天理昭昭。
蘇處長的犧牲實在令人痛惜，更是國家的損失，但全體台灣人若能因此清楚看到，當前政治任命的大官如何扭曲體制、欺壓常任文官，破壞國家治理，進而決心撥亂反正，則蘇處長的犧牲將重於泰山。
我們是一個有嚴重政治對立、政黨鬥爭和社會分裂的國家，未來的政黨輪替的時間可能更短、速度更快，而政黨的分布也可能會越來越碎片化，由兩黨走向多黨。如果我們放任政治任命不斷擴大，那麼每一個政黨上台，就會大幅更換、甚至莫名創設無數職位。但是，政治任命沒有任何客觀的條件限制，惟一的依據就是政治立場，以及與當權者的親疏遠近。結果形成：經驗不能傳承，人才無法培育；裙帶大於能力，顏色先於人品；政治庸才指揮專業文官，政黨考量優於國家利益的扭曲，直接威脅到台灣的生存和發展。
因此，我們應該要限縮政治任命，擴大、鞏固文官體系，讓健全的文官體系成為我們台灣在政黨鬥爭和社會對立之中，穩定向前的力量，維持國家的治理能力。按照這個邏輯，以外交部為例，就應該立即採取下列措施：
第一，外交部應該立即公開條列所有必須政治任命的使館和代表處各級職位，並詳述理由。
第二，外交部應立即將所有非屬必要的政治任命官員免職，改派常任外交官。
第三，考試院應針對如何改進外交人員的招聘、訓練、培育、考核乃至汰換等加以檢討，並提出具體改進方法。
如果我們可以按照上述步驟進行改革，那麼蘇處長的犧牲就將重於泰山、永留青史，成為中華民國文官史上一動容的篇章。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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