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標籤蘇宏達

越南觀光旅行團 150 多個人，抵達桃園機場以後，在第一時間內就幾乎全數落跑，顯示我們新南向出了大問題，絕不是張景森一句「吃燒餅哪有不掉芝麻的」可以笑笑帶過。我的看法是，蔡總統的新南向，一開始就犯了六大錯誤。　東南亞是我們的鄰居，也是我們重要的夥伴，因此自一九六０年代開始，中華民國就不遺餘力地經營和東南亞關係。最早南向政策的重點，是全力吸引當地的僑民資金，發展台灣經濟；招收當地華人子弟到台灣唸大學，建立他們對台灣和中華民國的向心力；輸出流行文化，發揮台灣軟實力。於是，東南亞僑資支撐了台灣早期的經濟起飛；當年的僑生蔡明亮、周永明、譚健常、鍾怡雯等，最後都成為台灣最優秀的導演、企業家、作曲家和作家；台灣歌星影星一度紅遍東南亞；遍佈當地的僑社和校友會，更是今天台灣前進東南亞的重要平台。　因此，新南向其實沒那麼新。而刻意標新立異，正是新南向的第一個致命傷。因為標榜新，所以缺少省視過去的空間，只一昧地求新求變而罔顧事實和台灣有限的資源。譬如，最早只涵蓋東南亞十國，但是為了和過去區隔，又把印度等南亞國家全部列入，最後甚至擴及南半球的紐西蘭和澳洲，全部加起來有近廿個國家。這些國家本身的發展程度、國際地位、社會結構、與台灣的關係差異極大，全部放入一個政策籃子裡，就註定新南向的命運多舛。　新南向的第二個致命傷是沒有戰略。台灣和東南亞的關係，應該要放在整個外交的大戰略下去構思。但是蔡政府至今，沒有提出任何外交整體戰略，只有單一個新南向政策。沒有戰略，新南向政策就失去了方向：是要組建隱性抗中同盟嗎？要成為台灣海外生產基地？還是要爭取他們來台投資？　第三個致命傷是反中論述。東南亞也好，印度也好，雖然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和擴張都懷有戒心，甚至恐懼、敵視，但是沒有一個國家、一個領袖、當地企業會明明白白地和打著反中旗幟的台灣政黨站在一起。民進黨的去中、反中、仇中論述，反而成了台灣前進東南亞的絆腳石。　第四，沿著反中論述發展，新南向政策對內就成了民進黨鬥爭國民黨兩岸路線的工具，目的是要營造馬英九時代所謂向大陸傾斜的錯誤，進而否定國民黨的兩岸路線。新南向遂成了民進黨的內鬥槓桿，失去了檢討改進的空間。好像承認新南向有問題，就等於肯定了國民黨的兩岸暨外交路線。　第五，則是政治掛帥。當新南向政策對外支撐了反中論述，對內變為內鬥槓桿，政治考量就凌駕於專業判斷。譬如：針對給予泰國免簽，外交官員要求對等的堅持，警政單位對泰國娼妓和毒品輸出的憂慮，移民署對於非法居留的擔心，都在政治考量下變得微不足道而刻意被忽視。　第六，短視急功。為了要支撐上述民進黨的政治論述，新南向政策遂不得不短線操作，顧不得必要的配套和長遠的規劃：陸客不來，就得招攬東南亞的觀光客，於是免簽和補貼就變得必要；拒絕陸生，所以對東南亞和南亞學生廣開大門，教育部遂透過資源操控，誘迫大學院校在極短的時間內提出宏大的南向計畫；阻止赴陸投資，因此催促國營企業前進東南亞。結果，一切急就章，漏洞百出：觀光客非法偷渡，留學生成了廉價黑工。　因此，我們實在到了應好好檢視新南向的時候了：首先是不要標榜新，而是要放在過去六十年的歷史脈絡裡，承認並檢視過去的成敗，才能去蕪存菁，再出發。其次，則要徹底和反中論述、對內鬥爭脫勾，才能免於政治掛帥。最後，蔡政府應快快擬定台灣的外交大戰略。如此，才能從長遠和宏觀的角度，為台灣規劃出一個將來不論是那一個政黨執政，都能夠繼承且發揚光大的好南向政策。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　●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粉絲專頁，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十二月八日，我前往東吳大學出席蘇啟誠處長的追思會。會畢，悲憤之情壅塞於胸，遂提筆寫下：追念啟誠老友一文，記下追思會中，受邀者如何斥責謝長廷在燕子風災中無能失職，又細述蘇處長如何被逼迫寫下檢討報告、自我批鬥、自述五大根本不存在的罪狀；處長夫人親唸出蘇處長遺囑最後一句：不想再受羞辱時的傷痛。會場明白拒絕任何現職外交部人員出席，也不接受任何官方的花圈花籃。　但擱筆後，會場上蘇處長九十一歲高齡母親直挺挺站在愛子遺像面對，堅毅而未落滴淚的表情浮現眼前：大悲無淚，提醒我，尊重逝者，體恤家屬。遂將文章塞入紙海、束諸高閣。　但是，政客終究是政客。沒想到吳釗燮、謝長廷、管碧玲等，卻迫不及待地利用一個年輕人的無知和輕率，發表謬論，企圖誤導輿論，為自己卸責脫罪，遂引來輿論一片撻伐，真是天理昭昭。　蘇處長的犧牲實在令人痛惜，更是國家的損失，但全體台灣人若能因此清楚看到，當前政治任命的大官如何扭曲體制、欺壓常任文官，破壞國家治理，進而決心撥亂反正，則蘇處長的犧牲將重於泰山。　我們是一個有嚴重政治對立、政黨鬥爭和社會分裂的國家，未來的政黨輪替的時間可能更短、速度更快，而政黨的分布也可能會越來越碎片化，由兩黨走向多黨。如果我們放任政治任命不斷擴大，那麼每一個政黨上台，就會大幅更換、甚至莫名創設無數職位。但是，政治任命沒有任何客觀的條件限制，惟一的依據就是政治立場，以及與當權者的親疏遠近。結果形成：經驗不能傳承，人才無法培育；裙帶大於能力，顏色先於人品；政治庸才指揮專業文官，政黨考量優於國家利益的扭曲，直接威脅到台灣的生存和發展。　因此，我們應該要限縮政治任命，擴大、鞏固文官體系，讓健全的文官體系成為我們台灣在政黨鬥爭和社會對立之中，穩定向前的力量，維持國家的治理能力。按照這個邏輯，以外交部為例，就應該立即採取下列措施：　第一，外交部應該立即公開條列所有必須政治任命的使館和代表處各級職位，並詳述理由。　第二，外交部應立即將所有非屬必要的政治任命官員免職，改派常任外交官。　第三，考試院應針對如何改進外交人員的招聘、訓練、培育、考核乃至汰換等加以檢討，並提出具體改進方法。　如果我們可以按照上述步驟進行改革，那麼蘇處長的犧牲就將重於泰山、永留青史，成為中華民國文官史上一動容的篇章。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　●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粉絲專頁，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