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9月，法國多地高中出現封校、路障與縱火抗議，示威迅速從巴黎郊區蔓延至全國。學生不滿的表面原因是校舍老舊、教師短缺、班級擁擠及升學制度不透明，深層則是長期感受不到政府對教育與青年處境的重視。隨著衝突升高，逮捕、受傷與警方執法爭議接連發生，使教育問題進一步轉化為政治危機。
這場風暴距離2027年法國總統大選僅約半年，因而格外敏感。它提醒世人，教育體制一旦長期失去資源、信任與公平，即使起點只是教室漏水或教師不足，也可能演變成更大的社會反彈。對台灣而言，法國的經驗同樣值得警惕。
從教室漏水到制度失靈
法國學生的訴求並不複雜。破舊校舍、教師缺勤、課程過度緊湊，以及大學申請系統Parcoursup的不透明，都是直接衝擊學生受教權益的問題。塞納聖丹尼省部分學生反映，教室漏水、牆壁發霉，班級人數甚至達35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自然會質疑國家是否真正重視教育公平。
人力問題更是危機核心。法國政府2026年計劃削減4000個教師職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資料也顯示，法國公立中小學存在教師資格不足與人力短缺問題。工會調查指出，2026年開學時，不少初高中學校教師編制並不完整。教師薪資與工作條件缺乏吸引力，又使弱勢地區更難補足人力，形成「教師不足、教育品質下降、學生不滿加劇」的惡性循環。
這也說明教育危機往往不是突然發生，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當政府為了財政平衡壓縮教育投入，短期可能只是少幾名教師、少一些維修經費，長期卻可能造成學生學習落差、教師流失與社會階級固化。教育支出的效益不容易立即顯現，一旦基礎被削弱，修復成本往往更高。
因此，學生抗議的並非單純硬體問題，而是對機會均等承諾逐漸失去信心。當教育這個原本應該促進社會流動的制度，反而讓不同階級之間的差距更加明顯，青年對體制的不滿自然會累積。
校園抗議如何變成政治風暴
隨著示威從封校、靜坐擴大至路障與縱火，部分城市更發生學生與警方衝突。政府則以維持公共秩序為由加強警力，逮捕人數與傷者持續增加。當局並指控極左政黨「不屈法國」（LFI）介入其中，但學生與人權團體則批評警方對未成年人使用過度武力。
問題在於，暴力一旦成為焦點，真正的教育訴求反而容易被掩蓋。學生原本要求的是教師、校舍與升學制度改革，最後卻陷入「治安問題」與「政治煽動」的爭論。如果只處理表面的秩序，而沒有處理問題根源，壓力只會暫時被壓下，並不會真正消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運動已與法國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交織。學生、教師及工會的訴求逐漸匯流，教育預算因此成為更廣泛社會不滿的象徵。距離2027年總統大選越近，教育問題也越容易被各政黨轉化為政治攻防工具。當青年議題被政黨迅速貼上左右標籤，真正需要解決的教育問題便可能讓位於選舉動員。
信任崩解比校園暴力更危險
這場危機最值得關注的，其實不是被焚燒的垃圾桶，而是青年對制度產生的「不被傾聽感」。部分學生認為，只有當抗議升高到影響公共秩序，政府才會真正注意他們的訴求。這種「不鬧大就沒人理」的心理，反映的已不是單純政策不滿，而是民主回應機制正在失去公信力。
Parcoursup同樣成為信任危機的縮影。學生質疑升學分配的公平性，相關研究也曾指出制度可能複製社會階級差距。當校舍破舊、教師不足與升學制度不透明同時存在，教育便很難繼續被視為公平競爭的平台。
因此，真正危險的並非一場示威，而是青年開始相信制度無法透過正常程序解決問題。當這種心理擴散，教育危機就會轉化為政治危機，甚至成為整個社會信任崩解的起點。
台灣不能只看見法國街頭的火
法國經驗對台灣最大的啟示，不只是教育資源必須增加，更是教育不能成為政治對立的延伸。
台灣地區108課綱自2019年實施後，歷史與國文教育始終存在高度爭議。中國史被納入東亞史架構、文言文比例調整，以及教材內容的政治詮釋，都引發社會不同立場的爭論。2025年以後，政府又推動涉及「識讀中國威脅」、國家認同與媒體識讀等內容的補充教材，部分學者與社會人士因此質疑，教育是否逐漸從培養思辨能力轉向塑造特定政治認同。
這裡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學生應該接受哪一種政治立場，而是教育是否還能容納不同觀點。歷史教育如果只剩單一敘事，學生學到的便可能不是如何理解歷史，而是應該如何接受某種答案。政治教育如果過度強調敵我區分，也容易讓校園成為社會對立的延伸。
尤其在兩岸關係高度敏感的情況下，教育更需要保持歷史完整性與學術討論空間。認識中國大陸不等於接受任何政治主張，理解台灣歷史也不等於否定其他歷史敘事。真正成熟的教育，應讓學生具備歷史認識、證據判讀與多元比較能力，而不是要求學生在政治立場之間先做出選擇。
2015年台灣地區反課綱運動已經顯示，青年並非只能接受由上而下的教育安排。當學生認為自身被當成政治工具，就可能從課堂內的不滿走向校園外的抗議。民主教育應該讓學生具有質疑政府、教材乃至主流觀點的能力，而不是要求他們接受預設答案。
法國校園的怒火真正燒出的，不只是教育經費不足，而是政府與青年之間日益嚴重的信任裂痕。當教室漏水、教師不足、升學制度被質疑不公，而政府又以治安與政治鬥爭回應，教育問題便很容易轉化為更大的社會危機。
台灣同樣不能只關注教育政策的表面效率，而忽略教育與政治之間的界線。教育的目的不是替任何政黨製造認同，而是讓下一代具備理解歷史、辨識資訊、尊重差異與獨立思考的能力。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連結，相關議題更需要完整呈現不同觀點，而不是透過教材預設政治答案。
法國的警鐘並不是說台灣必然重演街頭暴動，而是提醒當政者：青年真正反感的，往往不是艱難的政策，而是「沒有人聽見我」的感受。教育一旦失去公平，政治一旦侵入課堂，信任便會逐步耗損。和平推進不是投降，教育自主也不是政治中立的口號，而是民主社會維持下一代信任的基本條件。
一個社會真正的教育競爭力，不只是升學率、學歷或排名，而是能否讓不同背景的學生相信，努力與思考仍有改變未來的機會。法國目前的危機正是這種信念受到侵蝕的結果。台灣若能及早守住教育資源、制度公平與思想多元三條底線，才可能避免今天的信任裂痕演變成明天難以收拾的社會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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