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震華/華梵大學特聘教授、中華貨幣金融協會理事
台美關稅談判初步結果公布，各界反應複雜觀點多元，從行政院長喜孜孜的｢全壘打｣到被藍營立委說是｢喪事喜辦｣都有，各種評論也因角度不同而褒貶不一。本文要跳脫內容的分析評價，觀察台美貿易結構，提出一個能根本或大幅解決台美貿易問題的政策，提供決策者參考。
去年(2025)，即使在川普對等關稅干擾之下，由於人工智慧(AI)急速發展衍生的全球對半導體的狂熱需求，台灣對美國出口成長了34.9%，經濟成長率預估約為驚人的7.4%，人均GDP也被國際貨幣基金(IMF)預估為3.78萬美元，超越韓國位居亞洲第四。
然而，如此亮麗的表現其實隱含了巨大的風險－對外出口的快速成長幾乎都集中在美國。在短短三年內，台灣對美國出口從2022年的918億美元飆升到去年的1983億美元；貿易順差也從481億美元狂飆到1571以美元，對美國出口額和順差都超過了1千億美元。在極端重視｢對等貿易｣的川普總統和其治國團隊眼中，這其實有如芒刺在背，當然會時時刻刻思考，如何平衡或｢取回｣台灣從美國｢偷走｣的貿易利得才是。
換言之，在台灣早已是一個｢富裕經濟體｣，加上美國｢新保護主義｣盛行的情況下，對美國出口表現卓越，並不見得全是好事－除了帶來更高的貿易盈餘、經濟成長及人均生產以外，同時也對台灣帶來了美國執政當局的怨懟，以及隨時可能祭出的貿易報復，包括額外課徵關稅、強迫購買更多的美國貨品、強迫購買不見得符合需要且經常延誤交貨的軍事裝備、強迫增加對美國無利可圖的投資、為討好美國｢被迫｣配合增加對北京的敵意、進一步惡化兩岸關係。
其中，提高對台灣一般性的關稅，對台灣的經濟安全殺傷力極大，因為台灣相對弱勢的傳統產業難以對抗這種懲罰，加速了傳統產業的弱化和消失；於是產業更高度集中於高科技產業，產業結構畸形發展，造成經濟安全問題。此外，半導體相關高科技業的從業人員從對美出口大增獲得更高的收入，但也提高了消費水準和物價、大買房地產炒高了房價，間接造成年輕人不婚、不育等負面社會發展。
這些因半導體相關產業擴大對美出口導致的負面發展，國內專家不斷提醒政府必須重視，要提出有效政策來加以消彌，但除了央行對放款進行了相關限制、意圖消除房價無限制的上漲以外，財經部門不僅沒有任何作為，甚至繼續以高出口、高成長而沾沾自喜，對美國出口遽增帶來的高度風險(或經濟｢灰犀牛｣)無動於衷，也對迄今衍生的美方｢貿易報復｣樂於配合接受，正在往美國｢經濟殖民地｣的方向前進，令人憂心台灣官僚體系比起過去顯著弱化，已缺乏應對危機的智慧和能力。
筆者願意提出一個處理當前對美貿易巨額出超的有效做法，提供政府參考－就是對美國出口課徵｢經濟安全捐｣。它是經濟學對於｢外部性｣處理模式的運用：目前對美國出口過大對台灣經濟帶來受到各種報復的風險，所以具有負面的｢外部性｣。外部性的風險成本是由全體社會承擔，未能反映在個別廠商的出口成本上，所以成本過低、會過量出口；可以透過課徵｢經濟安全捐｣、提高廠商出口成本(將外部成本內部化)來降低廠商的對美出口，移往最佳的出口數量，消弭過量出口帶來的額外經濟風險。
這種對於｢外部性｣的處理模式經常被使用在廠商的汙染行為，是除了嚴格禁止以外的一種溫和處理模式。當年台灣對大陸投資炙熱時也曾被專家提出，建議對台商赴陸投資課徵｢國家安全捐｣，這裡的建議類似。而安全捐可以有｢基本安全捐｣和｢加碼安全捐｣的區別，前者適用於所有對美出口的廠商，後者根據不同產業和產品特性而有所不同，建議對特別創造出巨額順差的半導體行業課徵｢加碼安全捐｣，出口最大規模的晶片的稅率最高。而只要對美出口有顯著下降時，稅率即可降低，甚至於取消。只有台美貿易相對平衡之下，台灣才能大致免除美國的貿易和投資的進一步需索。
有人會認為對出口課徵賦稅很奇怪，其實國際間案例不少，俄羅斯、印度、阿根廷、印尼、巴西、泰國和中國大陸都對一些原物料或農產品的出口課徵關稅。依貿易理論，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相當壟斷力時，也就是屬於｢大國｣時，被課徵的關稅一部分就會由貿易對手方承擔，無論是進口或出口。川普對進口課徵關稅，也是因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進口國，對分散的出口方課徵關稅會有相當部分由出口國承擔；而台灣半導體對美出口具相當國際影響力，出口關稅自然會由美國進口商承擔一部分。這樣的政策收入，可以投入｢產業調整基金｣、用於強化傳統產業的生產力和分散市場
目前台美達成的關稅談判結果，不見得就是個終極解方；只要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顯著存在，川普隨時可能加碼，對台灣貿易順差進行進一步的｢報復｣，政府不能視而不見，也不能不未雨綢繆，期待政府有魄力地提出化解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