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珊珊專欄】起初，我們面對疫情，像一次緊急而全面的非常事態。然而隨著病毒的變種，世界各國起伏不定的染疫峰谷，以後見之明來看，疫情其實更像是一種「常態化的非常態」。
常態化的非常態，意思是我們為了應付病毒的傳播，勤加消毒、不離身的口罩、非接觸的網購外送，逐漸成為了我們的生活事實，竟然也就這樣塵埃落定了。當初為了應急，暫時使用的措施，一次性消耗的用具，在慢慢常態化的過程中，它本質上應急的性質，卻沒有相對應的改變。
好像一張椅子斷了一隻椅腳，為了應付明天來訪的客人，先暫時用膠帶纏繞起來撐過。可是隨著客人散去，椅腳斷裂而暫且黏上的膠帶卻被忘掉，隨著主人一次次的使用，慢慢失去黏性、開始搖晃鬆動、重新再貼上新的膠帶，椅腳卻始終沒有得到穩固的修復。
沒錯，在疫情發生的當下，總有許多事情需要立刻去應對它。可是人最後還是要回歸生活，如果總是得過且過，那些膠帶總是忘記拆下，誰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們會遇到無法應付的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暫時擋得下、能夠「ㄍ一ㄥ」得住，問題就迎刃而解。甚至某種程度上，「ㄍ一ㄥ」成為一種台式的美德──可是我們忘記了，那歸根結柢一定有些地方正在劇烈拉扯、緊繃、左支右絀、亮起紅燈。有一些事情，我們不去面對，不代表就能夠一直撐住、不出問題。
隨著電商、外送、網購崛起，生活型態越來越回歸居家生活的同時，能源以及氣候的問題也在不斷加劇。伴隨防疫採取一次性耗用的餐具器材、外送所產生的龐大垃圾量，加上待在家中使用的電器設備，在運行數十年的舊有電力系統下，如何維持生活所需穩定的能源供給，又能夠跟上國際減碳的必然浪潮，是台灣近期有感且持續發生的議題。
那就是這場疫情之下，我們一直頻繁更換、卻又從未真正解決問題的應急膠帶。
疫情的確大幅改變了生活的樣貌，只是我們也要記得，人才是塑造自己的生活最重要、也最有影響力的推手。
我常常想起德國在2016年開始推動自備購物袋的運動。那最初並不是由政府強制規定的政策，而是德國政府和代表零售業的德國貿易協會之間設定的協議。從超市、百貨、服飾店一系列的連鎖商店開始收取購物袋的費用，目標在2018年達到超過80%的購物袋都要收費。這項協議簽訂一年以後，德國一年的塑膠袋使用量從56億減少到36億個。
這如同現今台灣的許多購物袋收費規定，然而德國能夠在減塑上得到成效，也關乎他們當地的生活習慣、消費的場域不同，以及民眾自發性的配合。
「沒有提供塑膠袋？好吧，我就自己帶袋子出門。」當地人「習慣成自然」的聲音，除了顯示自備購物袋、不使用一次性購物袋的意識已經完全進入每一天的日常，這其實也反映了人的調適能力，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改變。
如果從德國回看台灣，會發現台灣的減塑政策，雖然自2018年開始起跑，然而限塑政策的場所，其實並沒有限制到台灣人日常最多使用一次性用品的傳統市場、小吃攤位等地。而在疫情的來襲之下，一次性餐具被大多數人視為「較為衛生」的選項，加上外送產業盛行，又更加廣泛的使用。根據統計，六都在2021年5至6月，疫情進入三級警戒的期間，垃圾量都增長超過20%。
疫情下，防疫的當務之急讓我們擱置了某些議題的關注，可是這些事情，其實和疫情是同樣的急迫。「病毒會過去，垃圾會留下」──我總會想像：這是台灣抵禦疫情以後，樂見的後果嗎？有沒有更好的方式，既能夠降低病毒傳染的風險，也不會製造那麼多一次性的垃圾？
面對新冠疫情已經過去兩年多，許多研究也指明：一次性餐具和重複使用的餐具，只要有經過良好的消毒過程，避免暴露在容易接觸的開放空間，同樣都能阻絕病毒傳播的風險。相對的，若是一次性餐盒、餐具在存放的過程中沒有注重接觸的風險，病毒附著以後，同樣會有染疫的可能性。
這顯示了「一次性餐具」不必然等於「比較衛生」，理解了這樣觀念上的迷思，也許就可以為疫情下的減塑生活思考實行的方案。譬如已在國際間開始推行的「無接觸購物模式」，店家和自備容器的消費者在購物過程中不會接觸到彼此的用具，同樣也可以減少染疫風險。
另外，考量到外送使用一次性餐具的便利性，我也想像未來是否能夠透過企業和政府之間設立的新的系統、部門，來逐漸推動餐具循環回收的制度？例如台灣獨特的垃圾車制度，不像各國垃圾清運，民眾先將垃圾集中在定點再由垃圾車統一回收，台灣是在定點定時，將垃圾直接交給巡迴的垃圾車──如果以這樣的方式，發想回收餐具的公共服務，外送餐點、回收餐具是否就能夠成為可行的減塑方案？而各大外送企業是否能夠觀察使用者消費的模式，一起協助訂定、完善循環使用餐具的系統，盡到企業的社會責任，也與國際減塑浪潮接軌？
過去的生活習慣是長久累積下來形成的，要改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它必須建立在良好的配套措施，同時又需要民間、企業、政府三方面的相互配合，可是在台北這樣一座城市，作為「首善之都」的意義，不正是體現在它持續試驗各種未來生活的彈性、韌性與可能性嗎？
疫情這段期間，「超前部署」成為一句時常聽見的流行語，可是當我們預見了短期疫情的走向，是不是同時也可以一起來處理長期能源轉型、社會結構改革的問題？兩年多過去了，疫情帶來改變尚未有消失的跡象，病毒從Alpha、Delta、Omicron，毒性逐漸變弱、流感化，世界各國也慢慢從巨大的經濟、社會震盪中復甦。
回看台灣，前期防疫策略滴水不漏，給予社會充足的時間空間做準備，相對受到較小的衝擊。只是我也時常思考，既然我們已經比別國有了稍微寬裕的準備，人們除了慢慢習慣這樣的生活方式之外，可不可以有更積極性的想像，更多做出實質改變的空間？
在疫情的大浪之中站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台灣的我們好像站得相對穩一點，是不是可以從這樣的基礎上，做好準備去面對國際間的浪潮，一起協助解決全世界要共同面對的氣候能源問題？同時台灣社會結構性長久累積下來的問題，貧富差距的分配問題，居住正義的議題，社會安全網的建構等，是不是也該回頭修復、補上社會前進原本應有的進度？
疫情不只是病毒與人的關係而已，它所揭露的，更多是人與群體的關係。一座城市，如何在一場共同的難關之中，重新回想起人與人之間的同理、共感、互助的關係？當我們每一天都在資源調度緊湊的狀態下度過，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疏散了親朋好友的往來，這個時候的人，最容易像是一座孤島。
只是我也明白，這也是人心最有力量的時候。我總是會這樣告訴自己：保持溫柔，就是保持強韌的同義詞。脆弱的反面不是剛硬，而是反脆弱。每一次從波動中復原、修補，都讓我們更為茁壯。
一場疫情，帶給我們許多原以為是暫時，卻逐漸常態化的非常態，比方說使用外送平台的消費趨勢，工作型態的改變。這些變化可能會延續超過十年以上的餘波盪漾，我們是否能夠在變動之中找到值得保留的一塊，也順勢淘汰掉有些過時的生活習慣？
病毒固然給這座城市帶來了需要時間復原的傷痕，可是在未來修補的過程中，我們能不能不只是「復原」、「復舊」，而是「復甦」，重新生長出更具有柔韌度、抵抗力、機能性的城市面貌？這是一個百年難見的關卡，可是也是長久下來，這座城市難得重新思索的機會。
它要走向哪裡？它要伸出雙臂，勇敢而堅定地，擁抱什麼樣的未來？我依然相信著，疫情之下，只有人性是一座城市的指引。
作者為前台北市副市長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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