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楊德遠專欄】清代牡丹社事件之後，沈葆楨被任命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治理台灣。他深知唯有提升台灣人的素質，才能保衛台灣，因此辦教育是治理台灣的最重要的事，故在廣東、福建用很優厚的待遇條件，招募200位年齡在20-25歲之秀才、貢生來台辦教育。
這批人才，銅鑼鄉分到兩位，其一吳秉睿秀才(致民國中吳景豐校長的祖父)，其二是吳秉哲秀才(三義國中吳瑞興主任之祖父)。
分到三義的，則是余壁堂秀才(余阿俊的父親)。當時官府撥出育英國小現址及其周邊的土地給余壁堂，於是就在育英國小現址蓋房子，設立私塾，晚上教授漢學、武功，白天種茶。
因為余秀才有抗日行為，日本人來了之後，不准台灣人學習漢學，故他離開了西湖，遷到鯉魚潭繼續教漢學，被日本人再度禁止，又轉到薑麻園的宣化堂茅草屋(今聖衡宮前身)繼續教漢學。
後來因日本皇民化運動，全台禁止所有的私塾教漢學，余秀才只好到豐原后里開武術館、賣藥；光復後再被邱阿通(雕刻大師邱耀彬的祖父)請回，繼續在崩山下魏定慶宅繼續教授漢學。
今天我們到各宮廟的角落，可以發現會有一大堆的善書出現，為什麼呢？這些善書的內涵只有兩種，一是因果報應，二是忠孝節義。這種現象的根源，就是中國大陸儒家文化傳承到台灣，留傳在庶民百姓的痕跡。
大陸先民渡海來台，深知教育是一切的基礎，故帶著教育文化來台。在沒有官府辦理教育的地方，只好自己教自己的孩子，於是私人興辦的書院、學堂、義學、私塾。因日本人禁止漢學之教授，所以這些私塾老師只好轉進宮廟，透過神明掩護繼續上課，透過解籤，繼續傳承忠孝節義、因果報應的儒家文化。但日本人發現宮廟經常是抗日的基地，等到實施皇民化運動，再度禁宮廟，推動神明升天運動，要求所有的神明送到台北集中燒毀，稱是神明升天，其實是摧毀漢人文化。
但日本人不禁佛教，所以這些讀書人、社會菁英又設立很多看起來似佛教又似道教的「鸞堂」，藉由扶鸞的儀式，自己擔任乩身、唱乩、錄乩，把錄下的乩文編輯善書，放在各地宮廟，繼續傳承千百年中國人不變的忠孝節義、因果報應的儒家文化。
作者為教育博士，國小校長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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