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蔡詩萍專欄】龐建國教授輕生這悲劇，我是很難過的。
於私，我們夫妻跟他們夫妻都熟識；於我個人呢，我是在大學時參加校內的即席演講比賽，認識當時唸研究所的龐建國。我們都鍥而不捨，連年參加，也就熟起來了。
後來，他出國唸書，再相遇，他是台大社會系教授，我則擔任雜誌總編輯，在「後蔣經國年代」波瀾壯闊的潮流裡，他選擇從政了，從國民黨栽培的「中山獎學金人才」，轉往新黨，選上台北市議員。後來再成為親民黨立委。
親民黨立委這一段，還有他與我個人的一段插曲，當時我大舅許信良（已經非民進黨籍了），也在台北市南區參選立委（當時選制台北市分北區南區，都是複數選制），大舅要我幫他站台，我去了，但我同時也替龐教授站台（我說過了，因為是舊識），結果，龐上許下，我大舅還蠻不諒解我的！
後來，馬英九選總統，我去當了總部發言人，選後，國親合作，龐教授歸隊藍營，亦被賦予重任，細節都曾有新聞報導過了，我就不贅述了。
我想歸納的是，其實，從龐教授的從政歷程可以一窺藍營的劇烈變化。
新黨，親民黨，到幾度分裂後的國民黨，基本上，藍營呈現了結構上分歧的事實，這既是路線之爭，卻又是台灣政治「本土化」「民主化」的必然拉扯。
從蔣經國的「革新保台」，到「吹台青」政策，都不過是之後這一系列本土化、民主化的前奏曲而已！
但正因為蔣經國只完成了初期的佈局，便驟逝，留下的權力爭奪戰，讓佔據副總統位子，又擁有第一位台籍總統優勢的李登輝掌控了國民黨，他為了鞏固地位，當然要拉抬本土力量，加速民主腳步，這便讓許多原來在國民黨內的外省精英，感覺很不是滋味了！
然而，若從歷史的洪流來看，民主化若勢不可擋，難道不會帶來劇烈的本土化嗎？本土化的幅度大到一個程度後，難道不會量變到質變，整個改造「政治的典範」、「權力的符碼」嗎？
必須說，這個轉換過程，是要付出代價的，不是嗎？那麼多台灣民主前輩，為了這個民主化付出青春，甚至寶貴生命！國民黨能抗拒多久？
然而，對過去的黨外，到現在的民進黨，它們大致上承接了「民主化」與「本土化」兩相融合後的「台灣化」歷程，使得民進黨成為「民主台灣化」的最大受益者！
但對國民黨呢？麻煩大了！從新國民黨連線，到新黨，都無法擺脫對國民黨快速本土化後的不適與失調。至於有沒有權力鬥爭呢？懂政治的，都知道這是廢話！有權力資源的地方就有權力鬥爭，蔣介石的時期有，蔣經國的時期何嘗沒有？！
當然，李登輝的年代也不可能沒有！
所以，說李登輝借民主化「權鬥」外省集團，這根本沒有什麼好意外的，只能說，「負隅頑抗」的外省權力精英，太不了解本土化，民主化，所必然導致的「台灣化」了！
因而，某種程度的心理失落，某種程度的權力失落，毋寧也是必然的。
國民黨內的本土化引發的激烈衝突，在李登輝出走後，看似告一段落，但對國民黨，更嚴厲的考驗其實才開始，因為，全面台灣化的民進黨，以更嚴厲的競爭手法，迫使中心價值混亂，隊形殘破不堪的國民黨，逐步失去全面競爭的核心能力！
這樣的簡略回顧，多多少少，可以詮釋類似「我的老朋友」龐建國教授的「失落感」。當他留下「不公不義的台灣，我生不如死」的遺言時，完全凸顯了他內心的激憤與不安。
要理解他，唯有透過台灣政治本土化，民主化，最終台灣化的過程，方能理解他的失落。而更讓他失望，或難過的關卡是，那麼讓他悲憤的「不公不義」，為何無法形成一股波瀾壯闊的反彈力量呢？
說得再悲壯一些，當他感覺不公不義時，是不是反而更多的台灣選民卻不那麼覺得呢？這樣的認知落差，恐怕才是迫使龐建國教授「走上絕路」的內在壓力！
我想起他當年在台大認識我時，唸的是三民主義研究所，出國拿的是國民黨中山獎學金，他的優秀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台灣威權時期「國家」（state）與經濟轉型（economic transformation）的關聯性，到他選擇新黨，親民黨，重回國民黨的人生路徑來看，他都是「不折不扣的藍軍」。
但藍軍就這樣，在時代的洪流中，被「台灣化」擊潰了，外省族群拋不下「大中國意識」的，也在台灣化的典範概念下，愈發疏離失落了！
這樣的悲觀意識，催化出「絕望中的孤絕感」（類似龐建國教授的），亦催化出「憤怒的戰鬥意志」（類似戰鬥藍的心境），可是，這種悲觀意識之所以悲觀，乃因，它給台灣的主流價值，主流選民越走越遠了！
我為「我大學時代演講台上的競爭老友」龐教授惋惜，那麼好的一位學者老朋友！但我也為他孤絕的悲劇意識，深深感到不安，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的變數，需要藍綠陣營，藍綠領袖更大的格局來化解。
畢竟，我們真正的敵人，是對台灣民主威脅最大的中共體制，不是台灣內部政黨競爭的彼此！
作者為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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