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本田善彥專欄】日本戰敗後把保護僑民的責任轉移給同盟國，將前殖民地「臣民」排除在日本人之外，形成諷刺。
日本天皇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透過「玉音放送」的廣播向民眾發表《終戰詔書》，宣布大日本帝國政府決定接受英美中蘇同盟國所提出的無條件投降要求。
日本確定戰敗時，包括台灣和朝鮮在內的殖民地以及中國大陸、東南亞和太平洋各地依然存在有約三百萬名日軍，且超過三百萬民間僑民也分散在各地。
日軍武裝由大本營的指揮系統解除，但當時包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等佔領地都屬於「大東亞省」（專門處理滿洲國和佔領地等統治事務的部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成立）的管轄範圍。按照常理，居住在這些地方的日本國民由大東亞省的駐外單位來負責保護和撤離。但是，日本政府高層在討論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過程中，將大部分時間耗費在如何要求同盟國保證以天皇為核心的「國體」不能有所改變等議題，卻幾乎沒有討論過撤僑等戰敗後需即時面對的棘手問題。
據歷史學者加藤聖文的著作《大日本帝國崩壞：東亞的一九四五年》記載，大東亞省八月十四日發出的機密電報透露了「叫居留民盡可能留在原地定居」的大方針，意味著日本政府戰敗的同時，對駐外僑民擺出了「放著不管」的架勢。對於殖民地的朝鮮人和台灣人，只有「將來發出任何指示之前，按照原有的規定來處理，不可有虐待等處置」。但大東亞省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被廢除，後續的工作也變得不了了之，日方也在之後未發出「任何指示」，從而將保護居民等一切責任都甩給同盟國。由此看得出來，當時日方高層對國民生活的關心程度不高，沒幾個人願意對庶民的生命安全負責，只在乎形式體面，這就是當權者的基本心態。
二戰時的日本帝國針對殖民地喊出過「內鮮一如」、「一視同仁」等悅耳口號，強力推動「皇民化」政策、試圖建立「臣民意識」。但加藤聖文指出，大東亞省於八月十四日發出的機密電報，等於大日本帝國「否定自我」，實際上放棄保護作為「帝國臣民」的朝鮮人和台灣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八月十五日的「玉音放送」是天皇首次透過廣播系統向民眾直接喊話，但天皇所喊話的對象則是排除了朝鮮人、台灣人以及其他族群的那些「日本人」。
同日，NHK（日本放送協會）播出「玉音放送」後，時任首相鈴木貫太郎向天皇遞辭呈。也許鈴木認為，如此可以讓舊時代於八月十五日這一天告一段落，期許新世代由此重建新的日本。其實，大日本帝國本應在「八一五」後開始自我清算，但經過鈴木內閣總辭等一連串事件，帝國的自我清算也不了了之了。
加藤說，此時的日本刻意地與朝鮮、台灣以及滿洲等進行切割，希望作為不包含這些前殖民地的「日本國」重新出發。「玉音放送」後，連日轟炸日本各地的美軍機不再出現，但因為日本政府戰敗而完全喪失對境外居民的保護能力，被日本排除在外的不少前殖民地依然維持戰鬥狀態，甚至於有些地方還擴大了戰火。
上述種種顯示，所謂的日本帝國只是個「日本人有、日本人治、日本人享」的帝國，而不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多民族國家，因此日本戰敗後不願顧及異族臣民的安全與生活也不奇怪。
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於他所撰寫的《日本人的界限》一書中，論及近代日本對沖繩和愛努等國內少數民族以及對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態度，探討設定「日本人的界限」的脈絡。小熊指出，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日本帝國膨脹的進程和形態並非一以貫之，其統治下的少數民族和殖民地居民的定位始終沒有穩固，國內反覆地出現對「什麼是日本、誰是日本人」的辯論。
政策上如此搖擺不定，那麼，一般日本百姓如何看待境內外的異族？日本詩人佐藤春夫於一九二零年受友人之邀旅遊台灣和福建，五年後的一九二五年七月在《改造》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霧社》的文章。文中寫到「霧社事件」爆發十年前當地的模樣。佐藤提及一九二零年所發生的薩拉矛事件（日總督府透過「以蕃制蕃」的手段壓制原住民的抗日活動），在霧社山腳下的茶店裏，藉女主人之口展開事件的經緯：「在薩拉矛社的日本人全數被殺了。」而此時佐藤說：「聽到此傳聞的最初，大家使用『日本人全數被殺了』的說法，以理智地嚴格來講，該說『內地人全數被殺了』才對，當局也應該教導如此稱呼。」
原來在當年，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島內有「內地人（日本人）」、「本島人（台灣漢族）」、「蕃人（原住民）」之別，照理來說這三者均為「天皇的赤子」、「帝國臣民」，就是「日本人」，但於居住當地的日本人眼中，漢族和原住民都不被包括在日本人的範疇裏。這雖是當地日僑不經意說出的一席話，但佐藤春夫以詩人的靈敏度捕捉了日本庶民的真實情感。
作者為日本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中文著作有《保釣運動全紀錄》、《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
● 原刊於《亞洲周刊》2021年35期，經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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