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之後，賴雅之前（二）〉
張愛玲離開中國到香港後，經濟窘迫。她是在美國新聞處找到翻譯工作糊口。即便，她曾是淪陷區上海最紅的作家，但，二度來到香港，不但港大無法復學（沒錢），連生活都大成問題。
這段期間，張愛玲翻譯了海明威、愛默森、歐文的作品，但《張愛玲與賴雅》作者司馬新透露了，除了海明威，其他作者她都不喜歡。
於是呢，翻譯便成了苦差事。
張愛玲很有名的一段話，談翻譯時，她說：「我逼著自己譯愛默森，實在是沒辦法，即使是關於牙醫的書，我也照樣會硬著頭皮去做的。」
但我知識成長初期，接觸到《愛默森選集》，並未注意譯者是大名鼎鼎的張愛玲！只覺得譯筆流暢，讀來順遂。
我相信，不少人，在讀「今日世界出版」的一系列美國名著時，泰半也不會留意到譯者。這是翻譯路上，譯者的宿命。
作家兼及翻譯，並不乏其人。村上春樹因為喜歡《大亨小傳》，還特地把它譯為日文。但，前提，是喜歡，或有使命感，想譯出來，讓更多人讀到。像張愛玲那樣，不得不譯，確實悲哀了。
翻譯為生的同時，張愛玲動筆寫小說。是長篇小說。《秧歌》是這段時期，張愛玲最受矚目的作品。《秧歌》是先以英文撰寫。之後，張愛玲親自翻譯成中文。
現在沒證據，說張愛玲寫《秧歌》的初衷。不過，《秧歌》的英文版，確實一開始便受到英文出版社青睞。出版後，書評反應相當不錯。按理講，這應該是張愛玲成功的敲門磚才是！
可是，西方書評卻多著墨於共產政權初建立下，中國農村的劇變，反倒對張愛玲最擅長的，最在意的，角色性格等藝術性，不太感興趣。
換言之，是著重《秧歌》的主題性，遠超過它的文學性。張愛玲一下子掉入「反共的時代旋律」，而非，重回她在上海時期，文學風潮上的旋風。這對她，應該感觸極深吧！
這衝擊，非同小可。因為，張愛玲予人不擅長寫長篇小說，先是敗於《連環套》的瑣碎嘮叨，再來是貼上「反共文學」標籤的《秧歌》，這前後兩次印象，都讓張愛玲要打入西方文學重鎮，再創張愛玲流行，受到挫折。
但《秧歌》在「反共」意義上成功，是濟急的活水，暫時挹注了軟囊羞澀的張愛玲。可是，也讓張愛玲，捲入一宗蠻奇特的公案。
張愛玲在《秧歌》之後，不多久，再推出《赤地之戀》。在小說成就上，它遠不及《秧歌》，而且遠遠不及！正因為《赤地之戀》很不理想，不少張迷好奇，為何張愛玲會寫出這部長篇？
對照張愛玲自己說辭，以及，其他的資料，大致可以確定，《赤地之戀》是「有關當局」「授意」下的「產品」。而非，張愛玲主動想寫的題材。
為什麼？理由也不難想像，還是為了生活！
當然，我相信也一定有張愛玲想再試試，能否以英文小說再次叩關的嘗試。「有關當局」是美國新聞處。「授權」是指，主要框架都已設定好。說是「產品」，乃因，張愛玲只在框架範圍內，加工生產。
依照《張愛玲與賴雅》作者司馬新的記載，「美國新聞處委任張愛玲作為主要作家，還有別人協助寫成的，可是越幫越忙，使小說中部分內容幾乎下降到宣傳品的水準，恰如張愛玲想逃避的那種在大陸的應時文章，這對她生命的諷刺勢必使她感到悲哀。」
後來研究張愛玲旅美生涯的司馬新，筆下顯然同情張愛玲。但張愛玲在當時，應是走頭無路之下，不得不然的痛苦選擇吧！
作者為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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