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go

程金蘭/後疫情時代 階級兩端的教養壓力?

    拼升學拼私中,台北市私立初中考試如火如荼的在前一陣子剛考完,孩子考不上要別無選擇的去唸公立國中要傷腦筋。但是孩子連續幾週東奔西考,考上3校要如何選擇也無法開心,四處找圈內人打聽又比較,耗弱心神,選讀哪裡也真是頭痛。
    台北市教育現場是國小六年級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延後開學也延後待在學校七月中旬才畢業離校。但是竟然有兒子考上私中後媽媽不准他去學校改去補習班,這媽媽說「待在學校上那些沒用啦!」
    這媽媽無視體制和旁人眼光,很驕傲孩子考上私中,然後自動不讓孩子到校就直接在四月中旬超前部署進國一先修補習班,提前半年時間去上國一的國英數生物課。
    超前部署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焦慮。
    台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藍佩嘉,在台灣武漢肺炎疫情持續+0的5月初來電台談她的《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的書。
    她結婚沒生孩子但看周邊做父母的朋友養小孩都很焦慮,擔心做太多、做太少、做不好或做不對,激發她深入學校和家庭,近身做田野調查來理解和拆解這焦慮的來源。
    我和藍佩嘉老師見面就談超前部署,台北市東區學校父母面對考試升學,一直都想方設法的提前起跑,提前超前部署,家長和小孩壓力都很大。
    「不要輸在起跑點」這金句被批判是錯誤觀念,但現實世界積極超前部署是真實不平等的起始,更超前的父母,從懷孕開始就部署到外國生產拿出生地國籍。
    藍佩嘉老師對於台灣教養做全景透視的研究,她和團隊除選擇四所學校進行田野深入學校和家庭以外,她還另闢蹊徑,展開九個家庭11位私立小學家長做調研,其中分成超超前部署到國外生小孩或買護照等必需要持有外國護照才能入學的國際學校和以出國留學為目標的私校國際班。
    這類家庭年所得中位數(保守估計)超過300萬元,接近台北市家庭所得分布最高的20%,家長職業多為醫生、律師、工程師、建築師、經理人。
    另外以本地升學為目標的一般私校,年所得中位數接近200萬元,略高於台北市家庭所得分佈的40%,,職業分佈較多元,包括一般上班族和公教人員。
    藍佩嘉老師將台灣的教養問題放在台灣過去二十多年經濟全球化的結構環境下做梳理,一是認定1980年製造業資本外流東南亞及中國,有移動能力的中產階級。
    二是受到衝擊的勞工階級,在外勞人數自1990年持續攀升,除因應人口老化及照顧短缺的監護工,製造業和漁業移工也持續成長,目前超過70萬人。
台灣社會失業率在2000年後明顯攀高,低學歷中年男性是高危險群,也是跨國婚姻組成的的主體。
    她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勞工階級家庭表面上看起來沒有明顯經濟困境,但都是靠現金卡平衡生活債務缺口的卡債族,疫情壓力下,容易成為經濟弱勢或信用破產的金融惡性循環債務擴大家庭。
    藍佩嘉和研究團隊走訪,一、都會中產階級(台北市中心化名天龍國小)進入明星學區買房設籍的經濟條件不低,全校1500名學生,學校統計資料的低收入戶和隔代教養家戶數為0.5%,單親比例8%,新移民家庭比例4%,但是有不少是白人父親和台灣母親的組合。
    藍佩嘉指出,這學校的孩子早熟,面對陌生人很會應對,而小二學生的對話經常是「好累,好忙」,他們星期一到星期日,母親花很大力氣規劃照表操課的才藝,拼素養,但是中間有空檔時就會聽到孩子喊「好無聊」需要更高門檻的好玩玩意兒來吸引注意力和投入。
    放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發現,這某班28名學生,其中1/4七人的爸爸長年在海外工作飛來飛去,他們原本期待和小孩有更多的相處,有別於童年過去和父親的疏離,不料卻為賺更多的錢和給予更多的文化和經濟資源,重蹈覆轍,海外工作拼經濟提供更多的智能和才藝學習和更高檔的玩具,卻犧牲和孩子相處時間。
    藍佩嘉指,全球化從不同面向形塑階級文化的親職經驗,和不平等童年,父母本身的跨國流動經驗,會傾向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教養,在支持西方教育與外語能力的需求,鼓勵雙語或是出國遊學培養跨國資本。
    二、都會區勞工階級(新北市某舊社區,化名河岸國小)有1000名學生,3%為低收入戶,但是母親是來自越南、泰國、印尼或中國的新移民的比例為14.3%。
    藍佩嘉指,這些在新北都市邊緣家庭的父母,多為高中職以下學歷,在貧窮線上掙扎的窮忙族家庭,以服務業勞工、藍領勞工和自營小生意為主,當前社會福利制度看不到他們,在勉強維持溫飽的過日子,通常都背負卡債,現金卡借錢不丟臉,但人生意外跌落,那整個家庭將陷落。這波疫情受災衝擊失業和經濟壓力大。
    三、非都會區勞工階級(宜蘭縣某漁村,化名海濱國小)僅不到100名學生,單親比例15%,隔代教養12%,以及母親是東南亞和中國新移民的比例高達20%。
    階級低端的全球化衝擊是資本外移,工作彈性化和跨國婚姻,剝奪台灣勞工階級男性工作機會和經濟安全,也促使他們前往越南、中國等地覓偶,東南亞新移民的母國語言與社會網絡,一直以來被台灣政府、學校和夫家輕忽,直到新南向政策,被當成經濟部署的資產。
    藍佩嘉指,跨國婚姻離婚、單親和隔代教養的問題多,她走進去看見很多小孩沒有書桌,趴在地上寫作業。
    而且在漁村的工作幾乎是外籍漁工在做,使得先生多半失業,由新移民媽媽扮演家庭經濟支柱的角色,漁村是自然放養方式的教養,有許多是延續阿公阿嬤養大的打罵教育在維持權威和防止變壞。
    四、非都會區,島內移民的的中產階級另類教養理念學校(宜蘭縣實驗學校,化名田園國小)中小學合計500多名學生,外籍或新住民、原住民家庭的比例約為3%,全校僅4位學生是來自低收入戶家庭,沒有隔代教養或單親。
    藍佩嘉指,實驗教育三法修法後撐開一個空間,讓家長選擇適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包括在家自學和實驗學校。
    這些是對升學體制使用教科書、考試、抄寫等傳統學習與評量,反對競爭壓力要給孩子快樂童年的一套心智發展理論,崇尚慢學和全人教育,用心規劃安排的自然成長。
    吸引很多父母斷裂過去聯考補習夢魘者,進行島內移民來此,希望給孩子不同的教養經驗。
    藍佩嘉在武漢肺炎疫情解封前,提出教養是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面對疫情風險勞動階級家庭教養將遭遇更大的經濟動盪挑戰。而中產階級家庭更積極的超前部署彈性和應變。
    疫情之後的全球局勢變化更大,台灣在全球化脈絡的改寫中面對新的風險與挑戰,全球資本和科技與產業變化的機會與不確定性,以及連動影響本地經濟挑戰下,個別父母將以自身階級的動員能力和對孩子未來想像與期待,再謀教養策略。

 


作者為台北電台主持人
●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