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謝維倩編譯】今年3月以來，疫情席捲全球，何時可以讓生活與工作全面恢復尚不明朗，市場預期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超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接近1929年的大蕭條。
「去全球化」的觀點一直被議論紛紛，特別是中國崛起之後，歐美國家似乎認為全球化為中國帶來的收益比他們多，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逆全球化」儼然漸成趨勢。
「去全球化」的思維有點言過其實，疫情導致的「封城鎖國」只是短期現實，產業鏈區域重組有其局限性，西方與中國的局部「脫鉤」對全球化的影響也是有限的。
「全球化」是指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近代史上的全球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846-1914年國際貿易蓬勃發展時期（工業革命之後），二戰結束至1970年代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內部貿易與投資的擴張與發展，以及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內部的貿易與投資並存時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
1980年代至今，中國、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相繼進行經濟轉型，加入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經濟體系而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為主要特徵。
「去全球化」觀點的邏輯是隨著疫情加劇，各國「封城鎖國」以切斷傳染源，並考慮現存的產業鏈全球佈局，發達國家的領導人特別是美國總統川普表態，要大力降低對外國經濟的依賴性，強化本國製造業的「自主」性。
疫情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已開發國家對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分工的基本認知，疫情結束之後，各國對於旅行的管控，防疫物資的臨時出口限制，都會自然放開，各種受疫情影響的貿易往來，會得到恢復甚至反彈。
疫情後有些國家可能會鼓勵關係國民健康與民生安全的部分產業遷回國內，但這些行業所佔份額極為有限。世界主要經濟體大部分是市場經濟體，企業會從經濟效益角度（成本與市場）考慮其生產佈局而不是堅持本土製造。另一方面，各國政府不可能強制海外企業進行不具經濟效益的轉換，也無法提供補償來幫助其進行轉換。
各國政府更理性的選擇是，在疫情這樣的危機發生後，通過實施緊急狀態，命令國內相關企業（醫療設備）在短期內轉換生產線，生產必要產品，如同美國的做法。政府不需要將危機期間的一些做法常態化，強制相關企業只在國內生產。
部分國家的政府，基於疫情後與它國之間的糾紛，的確可能會採取措施，強制或鼓勵本國企業遷出，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中美兩國之間，而不包括其他所有國家。被強制的企業也不一定遷回本國，而可能遷往其它國家，這屬於全球化的區域結構性調整，而非全球化的逆轉。
「逆全球化」的討論並非始於本次疫情，主要是美國川普政府上台後，放棄多邊主義，並且與各國之間爆發多起貿易糾紛，包括與其盟友和中國之間。 美國挑起貿易糾紛的目的，並不是實施貿易保護、逆全球化，而是認為原有的貿易格局對美國不平等，美國二戰後對其它國家的開放程度高於它國對美國的開放程度（因為美元霸權之故鼓勵企業和民間盡量消費花錢），因而通過關稅等貿易保護大棒，迫使其它國家對美實行更大程度的開放。
儘管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糾紛還沒有徹底解決，雙方保留原先的高關稅，但通過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國的開放程度。 貿易戰導致中美雙方與其它國家貿易與投資往來更為加強，屬於全球化的區域結構性調整，而非「逆全球化」。
目前「去全球化」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和西方與中國的「脫鉤」即「去中國化」問題密切相關，這一「脫鉤」過程始於前兩年的中美貿易戰，並可能由於此次疫情的發生而加劇。中國與西方的「脫鉤」是局部的，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是有限的。
西方對於中國而言，技術方面的比較優勢地位，是其它國家不可替代的，而中國對於西方而言，在廉價勞動力、原物料提供、工業製造鏈齊全等方面的優勢，也難以被其它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完全取代。 雙方的合作空間依然巨大，「脫鉤」只會發生在政治、軍事、民生安全的一些領域，而不會擴展到經濟。
中國與西方局部「脫鉤」並不影響世界其它國家的全球化態勢。無論從意願還是從能力看，中國都不太可能組建一個強大的、與西方完全對抗的經貿陣營。
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不僅包括中國、而且包括前蘇聯與東歐國家加入全球化陣營，俄羅斯與東歐國家的全球化參與，不會受到此次疫情的影響。
脫鉤可能是部分企業從對方國家遷回國內、部分原有貿易往來被內部供給所替代，從而構成「逆全球化」。也可能表現為部分企業從對方國家遷到第三國，這是全球化的區域重組而非「逆全球化」。
全球化正變成區域重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