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沒有休息，邀請黃淑嫻老師對談，主題是：「六七暴動與台港文學傳播座談會」。
六七暴動（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從1967年5月6日開始，至同年12月基本結束，是一場左翼運動的激化行動，同時受到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及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影響。其後，對於香港與臺灣的文學傳播，引發了一連串的衝擊與影響。
黃淑嫻教授從歷史和文化面先介紹67的背景，還介紹了馬朗的馬朗〈太陽下的街）、劉以鬯〈動亂〉、方龍驤〈迷失的晚上〉。和龍剛導演的電影《昨天今天明天》（1970）。
方龍驤的〈迷失的晚上〉，回應六七暴動前夕前的天星碼頭事件。小說沒有現代風格化的敘事，但細緻的現實主義筆法，能深深的打動讀者。小說的名字是〈迷失的晚上〉，從內容我們知道這是關於一九六六年四月香港宵禁期間的故事。當年蘇守忠在天星碼頭絕食抗議加價，他被捕後引發九龍騷亂，港英政府出動防暴隊和發射催淚彈，香港實施宵禁。
有趣的是，小說不是寫社運英雄或者暴動人士，他們都是故事的背景，主角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名為「黐線成」，他在士多工作，每天送米送油送麻將給附近的居民。除了看鹹書和賭錢外，他的生活沒有其他。那天他看到街上的人三五成群，而老闆特別緊張，但完全不知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最搞笑的是老闆趁宵禁把麻將租金「雙計」，租客大罵，最後也無奈接受，不然他們在宵禁夜可以做什麼呢？麻將加價要比天星碼頭小輪加價的影響來得更貼身。
小說走入俗世生活 ，對小市民不無諷刺。外面風頭火勢，阿成竟然無知地在街上遊蕩，最後與暴動者一起被捕。小說的結局是一場審訊，阿成完全不明白法律的程序，更不懂殖民地官方的話語，就這樣「黐黐線線」地認了罪，被判入獄。
天星碼頭加價影響了民生，但在一般的論述中，所謂「民生」是很概括的印象，但小說家敲門走進每家每戶，看到的是具體的階層和狀況。方龍驤寫到天星小輪加價與阿成何關？以他窮貧的生活，一年其實都不會過海一兩次。我們或可以簡單地批評阿成對社會的無知和冷漠，小說無疑對他有諷刺，但不是無情的諷刺，他的無知和冷漠帶出了天星小輪加價事件以外更多殖民地社會的問題。
小說最後的一幕，阿成在法庭認罪後，低頭望著自己破爛的鞋子出神。小說從輕鬆的節奏，一步步轉到沉重的步伐，作者的筆法依然保持冷靜的距離，讀者的思考就從結局開始。我們關心小說如何以虛構的形式回應社會現實問題，不以立場先行，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可近可遠，可實可虛。六七暴動是歷史課的重要一章，同時也可以從文學來理解，讓我們看到不同背景的人如何回應這場重要的時代動亂。
劉以鬯的〈動亂〉中，他以物件來寫暴動的各個面向冷靜、機智與諷刺。
比較特別的是龍剛導演的《昨天今天明天》，這一部電影是香港電影史上直接與六七暴動扯上關連的電影。
黃老師指出，電影於1969年拍攝，於1970年12月10日公映，拍攝期間，六七暴動已經完結了，港英政府開始積極為香港市民建立本土身分，遠離民族主義，而香港左派則跌進迷惘孤立的狀態。《昨》在這個後六七時期拍攝，但電影的命運告訴我們，雖然暴動早結束了，但影響力仍然不弱。
《昨》改編自卡繆的小說《瘟疫》，可算是一次自由改編吧。電影把場景搬到香港，片頭從抽象的空間到具體的香港尤其出色。故事講述香港發生了一場鼠疫，老鼠在工廠開始出現，然後病毒散播至整個香港，香港成為疫埠，市民死狀恐怖。最後，在現代的科研和有心人的努力下，香港終於有救，回復正常繁榮。
電影最重要的故事還在背後。電影本來大概是兩小時長的，但現在只剩下72分鐘，是非常誇張的一次刪剪。龍剛在《龍剛》（2010）一書中接受訪問，他說到電影還未上映，已經受到左派的警告，阻止電影上映，又說他是港英特務。結局，電影被狠狠的剪短，更從原來較明顯帶諷刺意味的片名《瘟疫》改為《昨天今天明天》。龍剛說在這麼多年，他都不知道電影公司管理層與什麼人聯絡，為什麼電影還未公映已引來問題。這些疑問隨着導演在2014年逝世隨風而去了。
陰魂不散，電影完整的劇本幸好還在，可以讓我們看到龍剛原本的構思。為何這電影在後六七時期，還會遭到這樣的厄運？《龍剛》一書中，盛安琪詳細列出電影與劇本的分別，例如電影的男主角本是聯合國文化組的特派員，後改為世界雜誌的特派員，抹掉了帝國主義的身分。另外，電影有一個名為保羅的新聞工作者，他在電視台主持《昨天今天明天》時事節目，報道鼠疫的情况，最後他為了救人而犧牲，是非常正面的人物。在劇本中，這人物原稱為林博，在電影還未公映前，《文匯報》已有文章批評林博實指林彬，在電影中得以美化等等。我們一般理解六七暴動完結後，香港在政府的設計下步向繁榮與穩定，但《昨》的遭遇，包括電影還未放映前已有人「看過」，及其後的「自我」或「他人」的審查，這讓我們感到當時暴動的影響還相當嚴重。
龍剛無疑是才華出眾、膽識過人的導演，《昨》就算是被剪了超過一半，故事仍然完整，我們還可以看到導演的創意，鏡頭帶出城市不安的情緒，劇本涵蓋社會不同階層，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然而，電影一方面被左派為難，另一方被非左派的知識分子批評維護建制，靠向殖民地政府的意識形態。我認為這一點是最耐人尋味的，電影在殖民、本土和國族之間如何定位？電影確實有向港英政府方面傾斜，但我同意陳智德的看法，電影最後還是寄望於作家和記者而不是政府，這與肯定政府意識形態的立場不一樣。
黃老師分享後，顏訥（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翁智琦（政治大學台文所博士候選人），也報告我們近期研究的發現。
謝謝黃美娥老師百忙中，帶領一群關心台灣與香港、澳門文學發展的研究生與會。還有好幾位專家學者，一起在「欒樹下書房」分享心得。
作者為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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