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關係法》1979年4月即完成立法程序，但其後40年間美國行政部門、國會、智庫通過全面落實、擴大闡釋、另立新法等方式，使該法原先模糊的部分變得清晰，甚至強行塞入原本不存在的內容，增加其打「台灣牌」的籌碼。
1979年1月26日，美國總統卡特向國會（美第96屆國會）送交一份關於如何安排對台行政事務的草案，即所謂「台灣綜合法案」（Taiwan Omnibus Legislative Bill），主要談及通過設置「美國在台協會」，來處理日後美台非官方關係。
以國內法介入他國的先河
2月28日，民主黨籍眾議員紮布洛基（Clement Zablocki）向眾議院外委會提交《台灣關係法》草案（H.R.2479）」。3月28日及29日，國會眾參兩院以不到兩天時間快速通過《台灣關係法》。4月10日，卡特正式簽署，成為公法(Public Law 96-8.)，生效日期追溯至1979年1月1日起。
《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大陸一般稱之為《與台灣關係》）是美國的一部國內法，法案共18條，這直接開啟了美國以國內法形式來介入他國內政的先河，給中美關係帶來巨大障礙。
表面看來，1979年4月10日卡特正式簽署後，《台灣關係法》就已經完成立法程序，但後來的發展過程遠比這複雜，美國行政部門、國會、智庫等分進合擊，通過全面落實、擴大闡釋、另立新法補充等方式，使得《台灣關係法》原先相對模糊的內容變得更加清晰，甚至強行塞入該法原本並不存在的內容，以進一步增加對中國大陸打「台灣牌」的籌碼，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行政部門不斷進行僭越
《台灣關係法》僅「授權美國人民同台灣人民之間的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此規定的核心要義有二：一是僅是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之間維持一定關係，而不是美國政府與台灣當局維持一定關係，也就是說，如果嚴格按照該法規定，美國政府與台灣當局是不能往來的，至少是沒有被法律授權的。二是雙方之間僅能維持商務、文化等領域的關係，對於政治、軍事等敏感性極高的領域層面，雙方不應有所往來。
但後來的美台關係發展表明，美國在處理台灣問題時已完全僭越了《台灣關係法》的相關規定，在過去40年中美台關係絕對不止是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的關係，美國政府從來都是直接介入，而且介入程度之深，遠遠超越商務、文化等層面。
在戰略層面，美國歷任政府所推行的亞太政策中，都會將台灣視為重要戰略支點，川普的「印太戰略」尤其如此，美國高官多次表示，「台灣是印太戰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政治層面，美台官方互動日益密切，例如1995年美國邀請李登輝訪美、2016年川普與蔡英文通話，都徹底打破了此前雙方關係的「禁忌」。台灣經濟部長、國防部長、外交部長、陸委會主委等都多次赴美訪問，美國也曾指派內閣級官員訪台，近期美台雙方更鼓噪蔡英文在「過境」美國時訪問華盛頓，並到美國國會發表演講。
在軍事層面，除對台軍售，美國現在更直接對台灣的軍事戰略布局下「指導棋」，並在防務產業、軍事演習等領域加大與台灣合作力度，在2017至2019年連續三年的《國防授權法案》中，都專門設立台灣條款，要求增進與台灣的軍事關係。
美力圖轉向「三公報三法」
長期以來，美國官方所宣稱的「一個中國政策」都是以「三公報一法」為核心意涵，即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由於依據美國的制度規定，法律的效力本來就在公報的效力之上，所以「三公報一法」在實質上本身就已經向台灣傾斜。但以「台灣連線」為代表的美國國會「親台勢力」並不滿足，還想進一步制定更為「親台」的政策。具體表現在：
一是監督行政部門認真落實《台灣關係法》。事實上，在《台灣關係法》制定後的第二年（1980年12月12日），美國參議院就通過「台灣關係法執行情況：第一年」決議案(S.Res.564)。此後美國國會就不斷加碼，反覆重申《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要求白宮和國務院認真落實，如1985年7月11日眾議院拋出「重申《台灣關係法》，要求國務卿必須就此項法案的執行情況提交年度報告」(H.Amdt.307)。1999年6月8日，國會在對當年《國防授權法案》的補充條款中，專門增設一條「落實《台灣關係法》」（S.Amdt.576）。
後來美國國會對行政部門的施壓力度進一步加大，如2004年6月23日眾議院通過「重申將毫不動搖地履行《台灣關係法》」。2012年6月6日，國會甚至拋出「國會應該設立一個監督《台灣關係法》執行情況的委員會」的法案(H.R.5902)，想在國會內部成立專門機構，利用國會的監督權，迫使行政部門更好落實《台灣關係法》。
1998年7月7日，參眾兩院聯合提出「關於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對台灣承諾的聯合決議案」（S.Con.Res.107），並在參議院獲得通過。與之類似的還有1998年7月16日提出的「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對台灣的承諾」（H.Con.Res.300）和1999年3月11日眾議院提出的「重申《台灣關係法》」（H.Con.Res.53）。2001年3月20日國會再度提出，「重申《台灣關係法》」（H.Con.Res.67）提案。
為進一步彰顯《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美國國會提出專門法案標榜《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如2003年3月25日提出的「重申《台灣關係法》是美台關係基石」(H.Con.Res.117)。2013年11月13日又拋出「重申《台灣關係法》重要性」提案(H.R.3470)，並在眾議院獲得通過。僅僅大約3個月之後（2014年2月28日），國會又故技重施，拋出「重申《台灣關係法》重要性」（H.Res.494）提案。
此外，美國國會還在許多關鍵節點高調紀念《台灣關係法》，如1999年3月17日眾議院提出「紀念《台灣關係法》20周年」的決議案（H.Con.Res.56），2009年2月23日眾議院又提出「紀念《台灣關係法》30周年」的決議案（H.Con.Res.55），兩者都在眾議院獲得通過。2019年適值《台灣關係法》40周年，估計國會將故技重施，再度提出紀念《台灣關係法》的相關法案。
二是要求對《台灣關係法》的內容進行修訂。隨著亞太情勢的不斷變化，特別是美台關係的不斷提升，美國國會認為《台灣關係法》內容已經「陳舊落伍」，變成了美台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和障礙，因而急需修訂。例如為配合李登輝訪美造勢和法律解禁，1995年4月6日眾議院曾拋出「修訂《台灣關係法》以讓台灣領導人可以訪美」（H.R.1460）。
2007年9月25日，眾議院又提出「美國將依據《台灣關係法》繼續對台售武」（H.Res.676）的決議案，並獲得眾議院一致通過。2009年11月19日，眾議院又繼續提出同一主題的法案（H.Res.927）。眾所周知，《台灣關係法》並未涉及美國對台售武的內容，美國國會聲稱將依據《台灣關係法》繼續對台售武，顯然是想進一步曲解《台灣關係法》的文本。
三是制定新法來補充《台灣關係法》。美國親台勢力認為，美台關係已發生巨變，若繼續以《台灣關係法》規範和引導美台關係，只會削足適履，制約美台關係發展。為彌補缺陷，親台國會議員不斷提出應制定新法來補充《台灣關係法》。如2015年10月28日，眾議員夏波特（Steve Chabot）等人提案「重申《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基石」（H.Con.Res.88），並獲眾議院通過。眾議院如此操作後，參議院也緊隨其後，拋出類似議題的決議案（S.Con.Res.38），在參議院也同樣獲得通過。
「對台六項保證」是雷根時期向蔣經國做出的所謂「口頭保證」，沒有書面記錄，具體內容一直眾說紛紜，未有定案。美國國會將「對台六項保證」與《台灣關係法》等量齊觀，顯然是想進一步夯實美國對台政策的政治和法律基礎。此外，美國國會近年來還頻頻利用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等時機，強行塞入涉台條款，藉此來彌補《台灣關係法》未涉及的內容，如美台軍事關係合作等。
2018年，美國參眾兩院更連續無異議通過所謂《台灣旅行法》，最終獲得川普簽署，成為正式法案。這也是繼《台灣關係法》後，美國國會通過的又一專門提升美台關係的法案，為美台高層人員往來打開了「方便之門」。此外，國會近期還頻頻鼓噪要制定「台灣安全法」，未來若闖關成功的話，美國「一中政策」的核心基礎將由「一法三公報」轉變為「三法三公報」，「三法」即為《台灣關係法》、《台灣旅行法》和「台灣安全法」。
學界鼓吹修《台灣關係法》
1979年美國國會炮製《台灣關係法》時，故意將其中內容進行模糊化處理，為未來的解釋和落實留下足夠空間。美國主流學者對該法這種模糊性多持正面態度，但部分親台學者則認為，該法內容太過於含糊不清，因而應該進一步清晰化處理，明確展現對台灣的支持態度。
作者為北京台海問題時事評論員
●本文由《觀察》雜誌授權刊登http://www.observer-taipei.com
●本文為作者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