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對魯迅和臺靜農這對文友而言，卻是例外。魯迅恃才傲物，文字冷峻，待人寡淡，年輕時已是文壇祭酒，對人從不輕易贊一詞。但對臺靜農卻評價極高，曾説「臺君，為人極好」。魯迅也在主持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中，收錄自己和臺靜農各四篇小說，是當時入選最多的兩位作家。兩人惺惺相惜，大有「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杯酒」的況味。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魯迅的名句，早年，他就以筆代劍，橫掃千軍，獨步中國文壇，睥睨群雄。四十四歲那年，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來自安徽霍丘縣純樸憨厚的晚輩臺靜農，他仔細批閱這位後起之秀的「天二哥」「地之子」「吳老爹」「紅燈」「新墳」等以郷土為題材的小說，嘖嘖叫好，擊節讚賞。相差二十一歲的兩人，從此結爲忘年交，見面時，詩酒唱和，分手後，魚雁往返。臺靜農曾去信魯迅七十四封，魯迅覆函六十九封，收在「魯迅書信集」中的就有四十三封，異地相隔時，他們藉著文字，吐露對國事的看法，和對彼此的思念。
人生如萍聚，相交十一年後，魯迅就不幸辭世了，臺靜農悲痛莫名，擲筆三嘆，「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鍾子不存，牙琴嘆息」。這其間，臺靜農也命運多舛，曾因文賈禍，三次遭縲䊶之災。有一次被拘囚在安徽老家老虎橋牢房，險些喪命。
民國三十五年，台灣光復的翌年，臺靜農應台大中文系系主任許壽裳之邀，由四川間關萬里奔波，渡海來台任教，當他走進空蕩蕩的教室，竟看不到半個身影，他叼著煙斗，站在講台上，茫然四顧，書空咄咄。隔年，才來了葉慶炳和陳詩禮兩名轉學生，葉慶炳後來也曾在輔大中文系執教。
當時，有人建議乾脆廢了中文系，臺靜農期以為不可，他說「只要有中國，有中國文化在，就不能沒有中文系」。民國37年，許壽裳在台大宿舍，不明不白的被利斧砍死，繼任的喬大壯返上海，在蘇州梅村橋，因憂憤國事，「阮醉屈沈」投江自盡。臺靜農只好臨危受命，接長了台大中文系主任的職務，自此一接就是二十年，為台大中文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治學嚴謹，兼容並蓄，創立了一派學風，他對學生循循善誘，授課時，如老吏斷獄，要言不煩，課堂上，學生無不如沐春風，越來越多的學生為仰慕他而來。
可是他的學生，對眼前這位謙冲自牧，和藹可親的教授，竟從來不知他就是三十年代中國新文學的點燈人，也從來不知他和魯迅的交往，他絕口不提往事，他將過往的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過去的橫逆和苦難，讓他選擇了韜光養晦，明哲保身。他像一張瘖啞的胡琴，不再發出琴音，却全力提攜後進，讓他們唱出嘹亮的歌聲。
來台後，他棲身在台北溫州街台大日式木造校舍。取名「歇腳庵」，不料此一歇腳，就是四十多年。這間小小的書齋，留下他多少的故國之思和無盡的鄉愁。他曾賦詩一首「老去空餘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雲。無窮天地無窮憾，坐對斜陽看浮雲」。他徘徊斗室，痛飲酒，談離騷，寫下「戰後來台北，教學讀書之餘，每感郁結，意不能舒，唯時弄毫墨，以自排遣」。
政治高壓的年代，他將所有的煎熬痛苦，藉書法表現出來，在奇逸的草書，端凝的隸書，一點一捺一撇中，留下他生命的斑斑墨淚。
臺靜農平時最喜明末倪元璐的書畫，他常書寫六朝詩文，筆勢行走如刀，用筆奇險，戈戟森然。張大千外雙溪故居的「摩耶精舍」匾額，即是出自他的手筆，張大千曾評臺靜農的書法「三百年來，能得倪書神髓者，靜農一人」。後來臺靜農將「歇腳庵」更名，張大千亦贈「龍坡丈室」一匾，懸掛書房。
臺靜農台大退休後，應輔仁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王靜芝的邀請，前來新莊任教。我因系別不同，未列門牆，但常在校園裡，見到他長袍馬掛，大袖飄飄的身影，對這一代碩儒，無限欽仰。多年以後，我服務中視，見到貌似日本影星三船敏郎進階版的臺益公。臺灣姓臺的甚少，我好奇地問他和臺靜農有何關係？他䀹䀹眼，曖昧的說「不熟，但他都陪我媽媽睡覺」。明白了，原來他們是父子關係。臺君喜歡手談，常以牌會友，我曾多次到他東湖家中切磋麻將。一別又是經年，我懷念這位老友，午夜夢回，常被他「胡了！」的爽朗笑聲一驚而醒。
靜老一生，每飯必酒，菸不離口，完全違背了養生之道，竟也享壽八十九歲，1990年他辭世時，大陸著名書法家啟功淚流不止，他說「驚聞靜翁噩耗，不勝悲痛。平生師友之誼，竟於此畢」。哲人日已遠，當台大拆除溫州街的龍坡丈室，昔日的詩酒書香，已化為一縷輕煙時，大陸卻在安徽六安業集區南大街，興建了一座四間瓦房的「臺靜農紀念館」，讓後人瞻仰一代儒者的風範，參觀的人絡繹不絕。
寄跡江湖，心存魏闕。臺靜農在海島臺灣四十四年，終其一生，再未踏入故國半步。他和摯友魯迅，死生契闊也已逾一甲子，前塵往事，不思量，自難忘。相信他們在天國，已心無顧忌，正煮酒論英雄，看濁世濤濤，萬寂殘紅一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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