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最早不認為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在中國有實行的條件，但1923年與越飛簽署了聯合聲明，推動國共合作。本文旨在探討他改變的歷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仔細研讀國父孫中山的遺囑，會知道他每一句話皆有所指。
首先，「必須喚起民眾」這句話是改組後中國國民黨的屬性；「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要國人與平等待我的蘇聯親善。
其次，「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前面三本巨著是孫中山的治國理念與建國程序，尤其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畫」，是他尋求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資、外才與技術，共同開發中國的期望。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指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孫中山和日本訣別，與社會主義國家靠攏的宣言。
最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孫中山留給我們努力的目標。
蘇聯積極尋求與中國聯盟
從遺囑中可看出，孫中山晚年已傾向國共合作，並將外援的對象從帝國主義者，轉向反帝國主義者。
1917年蘇聯爆發大革命，列寧取得政權，先後成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共產國際組織，並向反帝國主義者尋求聯盟，東方的中國成為首要聯合對象。此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蘇聯革命興趣不大，但已意識到社會主義將是世界未來的潮流，惟他們心儀的社會主義是歐美流行的改革型社會主義，而非蘇聯革命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1919年五四運動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北京政府處理外交的無能，以及看到各國勞工運動風起雲湧展開，他們開始探索蘇聯大革命，把馬列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一支來介紹及學習。
為尋求中國聯盟，共產國際依列寧指示，陸續派員來華活動，除孫中山外，他們也選擇陳炯明、吳佩孚為結盟對象。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與北京段祺瑞政權對抗，但他的政府卻得不到列強承認，更受到桂系排擠，政權始終不穩。
為了實現中國統一，孫中山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展開內外結盟。因桂系向直系軍閥靠攏，攻打皖系段祺瑞陣營，居於策略考量，孫中山尋求與皖系合作，最後順利回到廣州重掌政權。當時共產國際頻頻派員與孫中山接觸，但孫1918年在上海撰寫實業計畫時，期待英美資本家來華投資，故未將蘇聯當作外援對象。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又派代表馬林來桂林，會見忙於籌備北伐的孫中山。馬林曾在印尼從事共產革命，與印尼回教民族主義者有合作經驗。他認為國民黨過於鬆散，因而向共產國際推薦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並建議中國共產黨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便於伺機取得控制權。
孫中山瞭解，蘇聯的新經濟政策與他的民生主義有共通性，例如：「實業計畫」可減少階級差距，「平均地權」可緩和貧富對立。但當時中國正爆發直皖戰爭，孫中山認為，這是北伐的好機會，馬林向他建議組成一個聯合各階級的政黨，尤其是工農大眾；設立軍官學校，擁有自己的軍隊，以及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等事宜，但都遭到孫中山謝絕。沒想到，一年後的1922年8月，回到上海的孫中山有了重大的改變。
孫中山接受國共合作
孫中山開始進行國民黨的改組，他雖然不認為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在中國有實行的條件，但他還是於1923年1月與越飛簽署了「孫文越飛聯合聲明」，進行國共合作。同年3月，孫中山三度回到廣州，建立了一個強化大元帥權威的政府外，還積極從事國民黨改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以及設立黃埔軍校。
從國民黨改組到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可看出孫中山已全然接受國共合作，讓中共參與代表大會，並使國民黨從「孫中山黨」轉為「國民的黨」，在黃埔建校與建軍上採取了蘇聯紅軍規制。
孫中山改變的幾大原因
孫中山之所以改變，應有以下幾大原因。
首先，孫中山的改變，出自1922年陳炯明的叛變。陳炯明的叛變讓孫中山在上海苦思策略，以求東山再起。此時北方雖由直、奉軍閥共掌北京，因爭奪地盤及組閣問題衝突不斷，加上黎元洪總統被迫去位，曹錕賄選當上大總統，引發各地撻伐，粵奉皖三系聯合夾攻直系。直系吳佩孚雖先發制人，馮玉祥卻陣前倒戈，造成直系大敗，北方混亂，孫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國是。
其次，孫中山的改變，出自日本政府對南方政權的不友善。眾所周知，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抗日情緒逐漸高漲，日本在華盛頓會議結束後，不僅國際地位驟升，在中國的既得權益（特別是滿蒙）亦未被解除。這段時間，孫中山不斷派員到日本，向日本政府尋求支援。
1921年3月，廣州二次政府成立前夕，孫中山邀請宮崎滔天、萱野長知到廣州。宮崎告知日本報導他的南方政府「赤化」、「與陳炯明交惡」及「財政困難」等訊息。孫中山指責日本當局侵略中國，支持北方政府，排斥南方政府，使他不得不轉向別國求援。他期望宮崎、萱野二人能向日本朝野宣傳廣州政府的發展，並給予瞭解與支持。
1923年11月，孫中山致函剛當上日本遞信大臣的犬養毅，請山田純三郎帶回面交犬養毅，「勸日本倘能覺悟放棄侵華政策，亞洲人心猶可收拾，否則，亞洲人心必向赤露而去矣。」此時孫中山已在年初簽署「孫越聯合宣言」，並發表「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從信函內容可以瞭解，如日本願意援助的話，他傾蘇的態度是可調整的。
孫中山最後一次對日本的期望，是11月28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時。他從文化切入，說明東方王道文化與西方霸道文化的差異，並以中國、英國為例。他說，「中國講王道文化，以仁義感化人，尼泊爾至今還尊崇中國為上國；英國講功利強權，用洋槍大砲壓迫人，埃及、印度時刻都想脫離英國。」他接著提到，「歐洲有一個新國家，就是蘇聯，受到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歐洲人都視他為毒蛇猛獸。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所以他要和東方攜手」。
孫中山在演講最後提出「要以王道為基礎，團結亞洲各民族，共同抵抗歐美的霸道文化。」並問日本人「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干城？」
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可說是孫中山與日本訣別的一場演說。對孫中山而言，他多次表達中日要親善，但都得不到日本的回應，連最後一次訪日也沒有日本官員與他接觸。再從現實環境來看，中日俄聯手也不可能，因為日本在中東鐵路及外蒙等問題上與蘇聯有所衝突，何況此時日本侵華的氣燄不斷高漲。
再者，孫中山的改變，在於他對自己的三民主義充滿信心。他雖在1923年進行了一連串國共合作事宜，但他於1924年1月、3月及8月，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民族、民權、民生等三大主義；並公布《建國大綱》。連他北上的行李中都裝滿《孫中山講演集》、《國民黨講演集》、《農民章程及同宣言》、《國民黨週刊》及《三民主義》等8千餘冊書籍。他到北京時，受到眾多手持「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旗幟的民眾歡迎，更增加他要將三民主義推廣於全國的決心，可惜他1925年3月即病逝，中國政局也進入國共紛爭時期。
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孫中山合縱連橫的政治策略，為他創造了勝出政治舞台的條件。他不顧挫折與失敗，為的是要再造共和。不管他透過談判、聯盟、討伐或向外求援，最後都以破滅落空收場，但他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正確性，始終深信不疑。他可說是一位「最能為國家而與內外勢力妥協者」，也是一位「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作者為國父紀念館退休副研究員
●全文見《觀察》雜誌NO.66期，經授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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