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可妮報導】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在一年前決定參選，距今正好一週年，他公開當時分享的聲明文章：「為什麼我想從改變高教做起（一）」重申：「參加臺大校長遴選，就是我決心改變高教，重建民間社會力量的起點。」
以下是管中閔聲明：
為什麼我想從改變高教做起（一）
前幾天，為了準備臺灣經濟計量學會成立十週年的大會演講，不免回想起二十多年來推動經濟計量領域發展的歷程。當年返國之際、台灣經濟學界還沒有計量這個領域，我就像隻身處於一顆新的星球、努力在腳下土地尋找希望。歷經十三年的努力，在學術界從培育學生能力、積累研究能量、推動論文發表、組織學術會議等一步步做起，經濟計量學會才逐漸成形。又經過十年的積累，我們終於將計量領域孕育成經濟學門的一方沃土。
回顧計量領域成長經驗時，我不免聯想到高等教育發展與變革的前途。
當年從戒嚴到民主化時代，對於改革臺灣曾有兩條路線之爭：社會改革路徑還是國家改革路徑？改革進程應該先社會後國家，還是先國家再社會？前者主張先深入壯大民間社會，由下而上對國家機器與體制進行變革；後者主張先進入國家機器與體制，由上而下對社會進行變革。在解嚴前後，先國家後社會的變革路徑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於是臺灣的未來被託付在國家變革路線，也託付在中央到地方的國家機器。
然而，整個臺灣變革的框架一直被選舉綁架，以致國家變革路線陷入窠臼。近年反建制的政治運動風潮，雖高舉新政治大旗，但幾次選舉後，終究還是被吸納到國家變革路徑的老路。
過往主張國家變革路徑優先的主要立論基礎就是 “快”，認為取得國家機器後，先進行國家政治變革，再由上而下進行社會變革，則相對快速有效。
經過三次政黨輪替後，我們不妨反思：由上而下的變革路徑真的比較快嗎？民間社會因此更進步也更強大嗎？如果答案為否，那麼我們，尤其是學術界與知識圈的朋友們，是否更該反思，如何回歸社會變革路徑，重新建立民間社會的力量，由下而上的推動臺灣整體變革？
如果從歷史脈絡中爬梳當下高教沉痾，我們會驚覺其中許多問題也是國家變革路線的歷史產物。當年政府的廣設大學政策，以及修憲時無厘頭的凍結了保障教科文預算的條文，都是今天高校經費困境的源頭；大學法幾經修正，反而箝制了大學自主發展與創新的動能。
如今是一個快速變動的世界，臺灣競爭力的高低將取決於我們高教的成敗，所以高教必須積極回應轉型和創新的壓力。
如果我們還是被動的等待國家機器由上而下領導變革，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時不我予，而高教也將無法避免停滯，乃至落後的困境。
我回臺工作迄今二十三年，多數時間都在從事學術深耕與教育樹人的工作。站在這片土地、身為其中一份子，我從未停止思索，如何可以協助臺灣脫出當前茫然尋不見未來的困境。
我曾短暫於政府服務，親身經歷過行政體制所受的束縛與侷限，更加體會由上而下的變革路線為何總難以奏功。如果回到由下而上的社會變革路線，我相信臺大是驅動高教改變，乃至臺灣社會變革，最具樞紐作用的具體場域。
參加臺大校長遴選，就是我決心改變高教，重建民間社會力量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