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取自Pixabay（CC0 PublicDomain）
「追求公共30年，一朝回到解嚴前。」看到最近公廣集團的諸多爭議，讓許多人不由得有此感嘆。其實不只30年，早在還沒解嚴之前的1973年，當時在黨國體制下就有大老主張成立公共電視；1982年，行政院新聞局決定成立公共電視節目製播中心，1990年進一步成立公共電視建台籌備小組；1998年公視開播。
什麼是公共電視？簡單說，就是不受政府干涉、不受商業扭曲，真正屬於公民的電視。從最近的紛紛擾擾來看，很多人已經悲觀認定：公共電視根本不可行，因為政治力無所不在。有人期待文化部介入，直接決定董事長人事，這其實是大走回頭路。
筆者在20多年前就曾經撰文以「周處除三害」來提醒公共電視在擺脫了政治與商業這兩派的控制之後，要當心沒有他律，反而更不能自律，於是公視本身也成為危害公共精神的一害。是否不幸言中，自有公評。
公共電視是董事長的嗎？是董事們的嗎？是員工或工會的嗎？當然都不是。公共電視屬於所有公民，不只是經費來自於全民的納稅錢，也應該服務全民。
理想好說，實踐卻難。從董事的提名與審查開始都充滿了政治力。制度再理想，仍要具有良知的人落實。
公視的問題在哪裡？說穿了，在於台灣欠缺真正的公共精神土壤，當社會普遍不看重公共價值，只看黨派、只求權位、只想利益，又如何奢談公共電視？
公視的危機，也可以從台灣欠缺公共知識分子與公共領域看出。如果說台灣的公共電話比公共知識分子還多、公共廁所比公共領域還大，或許戲謔卻又寫實。
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提出的公共領域概念，固然有資產階級的限制，但論述重點值得肯定，就是期待每個人都可以平等、理性對話，而不受政治、經濟力量的干涉或扭曲。台灣的公共廁所越來越多，公共領域卻越來越少。
至於公共知識分子，薩伊德與波斯納兩位思想家都曾經分享見解，前者期待知識分子應該勇於說理及挑戰權威，後者呼籲知識分子積極貢獻社會，而不是死守象牙塔。台灣的大學很多、學者更多，可惜有些學者不碰公共事務，有些學者積極討好權力當局，有些學者只會黨同伐異。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太少，比起逐漸消失的公共電話還要少。
選擇性的正義絕對不是正義，就像呼籲黨政軍退出媒體或是反媒體壟斷，當然不能分藍綠。如果只是針對藍營或旺中，真正目的是反藍或反中，何不直接挑明？而當年跟著民進黨上街呼喊「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知識分子如今哪裡去了？民進黨今天敢將黑手伸進媒體，不就是這些政客、學者的搖旗吶喊助勢？更何況還有些學者因此躋身公廣集團的高層。「反旺中」更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骨子裡就是反中，卻以反壟斷為名，如今看到公廣集團的全面綠化、獨化，許多人才幡然醒悟，難道不是最大的諷刺？
一路走來，筆者為了公視批藍也批綠，日前有人警告：「有家有負擔，公然批判蠻幹的政府，很替你擔心。」身為學者，就算只能狗吠火車，依然要言所當言。狗年在即，就是要大聲地吠，期待民主台灣的公共精神永生不死。（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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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賴祥蔚／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中華傳播管理學會理事長，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lai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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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登載於《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