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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一新專欄】羅大佑反威權 怒問民進黨的政治良知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前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

「我看不起你賴清德!」華語樂壇音樂教父羅大佑,11月10日接受唐湘龍《飛碟早餐》專訪時,痛批賴清德總統與民進黨政府,質問當年高舉民主、人權與言論自由旗幟的民進黨,為何掌權後竟然變了樣?這番怒吼的分量,不只在於言詞激烈,更在於一位走過戒嚴、民主化與政黨輪替的文化人,以數十年累積的思想與文化良知,向掌權者提出嚴厲的道德質問。

「流行音樂教父」羅大佑(左)10日接受唐湘龍《飛碟早餐》專訪。圖/翻攝自飛碟聯播網YT頻道

「流行音樂教父」羅大佑(左)10日接受唐湘龍《飛碟早餐》專訪。圖/翻攝自飛碟聯播網YT頻道

羅大佑的歷史地位,不只來自華語流行音樂的創作成就,更在於不向政治權力低頭、拒絕任何政黨壟斷真理的獨立人格。他不需要政治人物認證自己的價值,也不必依附執政者取得聲望。當年面對國民黨威權統治,他敢於質疑;如今面對民進黨長期執政,他同樣不願沉默。改變的是掌權者,不是他對權力的警惕。

反威權精神 不隨政治風向轉變

清鄭燮《竹石》寫道:「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真正的文化風骨,在於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轉變,仍能守住良知與獨立判斷。羅大佑的可貴,正是不因某個政黨曾經反抗威權,就賦予它掌權後永久的道德豁免權。

1986年民進黨成立時,台灣仍處於戒嚴年代。當年的黨外人士冒著政治風險,爭取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保障言論自由,反對國家機器壟斷政治正確,主張人民不應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受到壓迫。這段民主運動的歷史貢獻不容抹煞;正因如此,今日掌權的民進黨,更應接受嚴格的道德檢驗。

羅大佑早在2025年7月22日便公開批評大罷免,以「賴罷免、賴皮罷免」形容這場政治動員,並表示「這要大破功才行」。隨後32件立委罷免案全數遭到否決。這個結果雖不能代表所有選民對政府的全盤態度,卻足以說明,聲勢浩大的政治動員未必代表真正的多數民意。

一年多後,羅大佑再次公開批評賴清德,延續他對掌權者一貫的質疑。從當年的國民黨威權到今日的民進黨執政,他所堅持的反威權精神,始終未曾改變。

鄭南榕以生命爭取自由 賴清德還記得嗎?

1989年4月7日,《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因刊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遭當局以涉嫌叛亂偵辦,在警方強制拘提時自焚身亡,年僅41歲。他以生命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成為台灣民主化歷程中不可磨滅的歷史印記。

清末秋瑾《對酒》寫道:「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秋瑾為理想犧牲生命,鄭南榕為言論自由付出生命。相隔近八十年的兩位先行者,以生命留下共同的警示:自由與尊嚴從來不是掌權者的恩賜,而是人民不容剝奪的權利。

2018年4月7日,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曾與蔡英文總統共同出席鄭南榕殉道29週年追思紀念會。八年後,賴清德已成為中華民國總統,更應將追思化為保障言論自由的實踐。當年親自追思鄭南榕的賴清德,今天是否仍願秉持同樣的民主理念,尊重公開批評自己的羅大佑?

羅大佑這次專訪的一句話令人深思:「我們都是被管理的人,怎麼會被管理的怕了呢?」這句質問直指民主政治的根本:人民授權政府行使權力,絕不是授權政府要求人民服從,更不是讓人民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心生恐懼。

從民主自由到司法廉政 掌權者的政治良知

民主制度之所以存在,目的在於權力制衡,而非讓掌權者利用行政、司法、考試與監察體系的制度優勢,壓制民意機關的監督。當缺乏國會多數支持的執政黨,仍試圖將政治意志凌駕國會監督,人民有理由質問:民主憲政的權力制衡,究竟還剩下多少實質作用?

自由不只是憲法條文上的保障,更在於人民能否不受恐懼地表達不同意見。當政治批評動輒遭到貼標籤、網路圍攻、側翼炎上,甚至被質疑是否忠於國家,部分民眾便可能選擇沉默。

當年民進黨爭取的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如今掌權之後,難道只能容得下百分之百支持自己的聲音?當政治恐懼逐漸取代自由辯論,寒蟬效應便可能成為民主社會最令人憂心的警訊。

司法是民主憲政最後一道防線,絕不能淪為打擊異己的政治工具。當重大政治案件接連引發選擇性偵辦與司法雙重標準的質疑,執政者有責任維護司法獨立,讓檢調依證據辦案,而非讓政治立場左右法律適用。

若國家安全與司法正義的名義被用來壓制政治異議,昔日令人痛心的「白色恐怖」,很可能以「綠色恐怖」的形式重現?

至於貪瀆與公共資源的濫用,更是檢驗執政者政治良知的試金石。掌權者若一面高喊勤政清廉,一面對官員失職、利益衝突與公帑浪費缺乏有效監督,便是在侵蝕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民主不是取得政權後的永久免責權,政治人物更不能把反威權的歷史功勞,當成今日取得執政權後恣意揮灑的權杖。

當權力迷失於恐懼動員 誰來守護民主初衷?

羅大佑的怒吼,重點不在措辭,而在掌權者是否背離民主初衷。從當年質問威權,到今日批評執政黨,他所堅持的,是不因權力易手而改變的監督標準。

賴清德身兼總統與民進黨主席,不應將政黨選舉利益凌駕國家領導人的責任。從政治心理學觀察,掌權者對失去權力的焦慮,往往會轉化為更強烈的控制慾,試圖透過政治動員、資源分配與議題操作鞏固權力。

當「戒慎恐懼」成為選舉語言,國家安全議題便可能淪為政黨動員的工具;當行政資源的分配也開始服從政黨選舉利益,國家治理更可能被選舉算計所綁架。

政治良知不是在追思典禮上高談民主自由,而是在面對尖銳批評時,仍願意接受監督,並為自己的政治決策承擔責任。

民主不是民進黨的政治祖產,更不是掌權後永久持有的道德勳章。賴清德總統需要回答的,不是羅大佑為何憤怒,而是民進黨掌握權力之後,究竟還剩下多少當年反抗威權、追求自由的政治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