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孫文學校總校長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一百六十週年誕辰。
每逢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照例會獻花、鞠躬、朗讀遺訓，黨部裡仍然懸掛著孫中山先生的肖像，黨章中也仍然尊稱他為「總理」。然而，儀式結束、音樂停止、人群散去之後，我們不能不沉痛地追問一句：今天的中國國民黨，還對得起孫中山先生嗎？
這不是一句為了批評而批評的話，而是一個資深黨員面對百年政黨的痛心之問，也是恨鐵不成鋼的質問。
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的國父，也是中國國民黨的總理。沒有孫中山，就沒有中國國民黨的歷史正當性；沒有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國家統一的理想，中國國民黨也就只剩下一個參加選舉的政治組織。
直到今天，中國國民黨黨章仍然明白寫著：本黨由孫中山先生創立，以奉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宗旨，力行民主憲政，追求國家富強統一，復興中華文化，並為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而奮鬥。
問題是，黨章裡寫得如此莊嚴，國民黨這二、三十年來又真正做了多少？
孫中山從思想變成了儀式
孫中山先生曾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他進一步指出，思想貫通以後便產生信仰，有了信仰，才會生出力量。
這句話恰好說明了今天國民黨最大的困境：沒有思想，所以沒有信仰；沒有信仰，所以沒有力量。
今日國民黨並不是沒有人才，也不是沒有立法委員、縣市首長及基層組織，而是已經說不清楚自己究竟相信什麼。談選舉時，想的都是「討好中間選民」；談兩岸時，只敢說「維持現狀」；談國家認同時，擔心一說自己也是中國人，就會失去選票；談孫中山時，則只剩下紀念儀式與牆上的肖像。
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高層眼中，彷彿已經不再是一位必須認真閱讀、理解與實踐的思想家，而只是一位在黨慶、誕辰及逝世紀念日時「儀式需要」的人物。
一個政黨如果只留下創黨者的照片，卻放棄創黨者的思想；只保留「總理」的稱呼，卻不願承擔總理的志業，那麼，這究竟是紀念，還是消費？
國父思想退出課堂 國民黨做了什麼？
我必須誠實地說，過去「國父思想」課程的教學方式，確實存在僵化、教條化及考試化的問題。民主化以後，社會要求大學自主與思想自由，也有其歷史背景。民國八十四年（1995年），教育部統一規定大學共同必修科目的制度失去法源；從八十五學年（1996學年）度起，各大學是否將國父思想、憲法與本國歷史列為必修，改由學校自行決定。
所以，不能簡單地把「國父思想退出大學必修」完全歸咎於民進黨。真正值得檢討的是：當舊式、教條化的課程退出以後，國民黨有沒有提出一套適合民主時代的孫中山思想？
有沒有向年輕人說明，三民主義不只是過去的政治口號，也可以回應今日台灣的貧富差距、居住正義、資本壟斷、民主失靈與國家認同問題？有沒有把孫中山的民權思想，轉化為對民主制衡與人民參政的當代討論？有沒有把民生主義，轉化為均富、社會安全與青年發展的政策？又有沒有把民族主義重新詮釋為文化認同、民族尊嚴及兩岸和平的思想基礎？
答案令人失望。
國民黨既沒有守住原來的課程，也沒有創造新的論述；既無力捍衛，又沒有能力轉化。最後，國父思想不是因為被更好的思想取代，而是在國民黨自己的沉默中，逐漸被年輕世代遺忘。
中華史觀被切割時 國民黨又在哪裡？
比國父思想退出課堂更嚴重的，是台灣歷史教育的「去中國化」。
民進黨推動去中國化並不是今天才開始，而是一場持續二十多年、有步驟、有策略的認同改造工程。民進黨長期推動的歷史敘事，是把台灣史從中國史的整體脈絡中切割出來，將兩岸形塑為「一邊一國、一邊一史」，甚至逐步走向「一邊一族」。歷史課本改變的不只是章節順序，而是下一代如何認識自己。
令人遺憾的是，二○○八年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上台後，雖然沒有讓民進黨政府制定的「九八課綱」直接實施，而是暫時回復「九五課綱」，後來又制定「一○一課綱」，但始終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陳水扁執政時期所建立、以杜正勝「同心圓史觀」為基礎的歷史教育架構。台灣史仍被從中國史的整體脈絡中抽離，獨立成為一套歷史敘事；台灣史與中國史彼此分列，實質上延續了「台灣、中國，一邊一史」的認知框架。換句話說，馬政府雖然調整了部分內容與用語，卻沒有改變課綱背後的根本史觀，反而以國民黨執政的身分，延續並接受了民進黨所建立的歷史敘事結構，無異於替「去中國化」的課綱背書。
等到後來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第二任期時推動「一○三課綱微調」時，不僅為時已晚，所做的也只是枝節修補，始終未能從根本上重建以中華民族、中國歷史與中華民國發展為一體的完整史觀。但是，即使如此，國民黨當時的執政團隊，包括立法機構以及部分的執政縣市首長，對於「課綱微調」是否應堅持，也是以開放態度或冷漠以對，而未能堅持微調。2016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隨即廢止微調課綱。
這段歷史最令人痛心之處，不是國民黨完全沒有動作，而是即使全面執政，仍然無法提出一套具有學術基礎、社會說服力與民主正當性的中華史觀。好不容易做了「課綱微調」，卻沒有勇氣堅持落實，更沒有形成長期的文化與教育工程，最後人亡政息，民進黨政府一紙命令便被廢除。
2018年通過、2019年起逐年實施的一○八課綱，民進黨政府強調並未刪除中國史，而是將中國歷史置於東亞及世界互動的架構中理解。然而，問題正在於：中國史不再以一部具有完整發展脈絡的國家歷史呈現，而被拆解到東亞史及各種專題之中。學生或許會接觸若干中國歷史事件，卻愈來愈難從夏商周、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到近代革命與中華民國，建立完整的文明傳承與歷史認同。
當中國史作為一個完整敘事逐漸退出年輕人的歷史課本時，國民黨做了什麼？
面對這一場持續二十多年、有步驟、有策略的認同改造工程，國民黨並非始終在野。國民黨曾經重新執政，掌握過中央行政權，也曾經在立法院擁有多數，有過權力，也有過機會。可是，當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連結被一寸一寸切斷，當中華文化被逐步抽離，當下一代對「中國」從陌生走向疏離，甚至走向敵意時，國民黨高層，究竟做了什麼？
必須平實而論，過去二十多來，國民黨高層對於史觀問題的態度是冷漠的、是輕忽的，甚而有些是無知的。如果國民黨當時的執政團隊、重要幕僚、政方首長、立法委員，只要有幾個人能夠強烈地表達立場，馬英九也不會在史觀問題上如此孤單與懦弱。因此，馬英九當然要概括承受所有責任，但我不會只指責馬英九，而是要責備國民黨那些有權力的人。今日台獨史觀可以如此囂張，這是國民黨內有權者的「共業」所致，而這些人如今仍多是國民黨內的有權之人。
今日國民黨有些高層及立法委員，終於開始談論「去中國化」與錯誤課綱的危害。這當然值得肯定，但我還是要問：十多年前，當我與一些朋友站出來捍衛中華史觀、對抗台獨史觀時，你們在哪裡？當時我們看不到你們的聲援，等不到你們的力挺。我們為遏制台獨史觀而自費出版歷史教科書時，你們表現的是如何的事不關己。當年輕人的歷史認同正在被重新塑造時，國民黨高層為何沒有把這件事當作攸關政黨生命與兩岸和平的重大工程？
今天幾場記者會、幾次立法院質詢、幾句反對去中國化的口號，固然聊勝於無，卻無法掩蓋過去長期的沉默與失職。我要問的不是國民黨高層現在說了什麼，而是當年有能力改變方向時，為什麼沒有真正採取行動？當歷史教育的根基被改寫時，國民黨為什麼沒有把守護中華史觀，當成一場不能退讓的文化保衛戰？
歷史教育不是一次記者會，而是十年、二十年的扎根。民進黨知道如何透過文化、教育、媒體與制度改變認同；國民黨高層卻以為選舉前喊幾句「反對去中國化」，便算完成了責任。
民進黨是在做一場長期的認同工程，國民黨則多半只是在進行短期的選舉反應。
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竟然成了黨內禁忌
多年來，我始終主張「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不是否定台灣，而是確認台灣與整個中國在歷史、文化、血緣及憲法上的連結；不是要犧牲台灣，而是希望為兩岸和平建立共同的身分基礎。
我也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與兩岸和合方案，主張以「主權重疊、治權分立」作為和平起點，透過和平協議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建立兩岸共同體，為和平統一創造條件。這些主張未必人人同意，但至少是一套願意正面處理兩岸政治難題的方案，而不是把所有問題留給下一代。
然而，多年前我參選中國國民黨主席時，因為公開主張「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岸統合與和平統一，黨內高層竟有人給我貼上「紅統」標籤，甚至製造「張亞中當選會亡黨」的恐懼。我還曾經公開要求黨中央選舉監察委員會調查：我的主張究竟哪裡違反黨章？究竟哪裡會使國民黨滅亡？
諷刺的是，中國國民黨黨章明明仍然寫著「追求國家富強統一」、「復興中華文化」及「為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而奮鬥」，一個依照黨章談中國認同與國家統一的人，反而被視為黨內異類；那些不敢談中國、不願談統一，甚至逐漸靠近「兩國論」的人，卻成了所謂黨內主流。
究竟是我背離了國民黨，還是國民黨高層背離了自己的黨章？
只喊反對台獨 不足以成為政黨的靈魂
近年來，國民黨有些人終於願意承認台獨史觀對台灣社會與兩岸和平的傷害，也有人開始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是值得欣慰的轉變。
然而，愈是重量級的人物，往往愈不願明確表態；愈接近選舉，就愈擔心說出自己的信仰。彷彿「中國」兩個字是一種選舉負擔，「統一」兩個字則是不能觸碰的政治禁忌。
今日國民黨的兩岸論述，大致只剩四句話：「支持交流、維持現狀、追求和平、反對台獨。」
但交流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和平是努力的結果，不是嘴上的願望；反對台獨只是消極的防守，不能取代一套完整的國家論述。
如果反對台獨，卻不敢捍衛中華史觀；如果要兩岸和平，卻不願建立政治互信；如果自稱中國國民黨，卻迴避「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如果黨章追求國家統一，黨的領導者卻把統一視為不願討論與面對的問題，那麼這個政黨究竟還要帶領人民走向哪裡？
反對台獨，不能成為國民黨唯一的核心思想。因為一個政黨不能只告訴人民它反對什麼，更必須清楚告訴人民它相信什麼、要把台灣帶向哪裡。
只談交流而迴避政治，和平如何到來？
今年，好不容易在中斷多年後恢復國共論壇，卻刻意將其定位為「智庫交流」，議題集中在人工智慧、防災、低碳永續及產業發展等非政治領域。
交流當然有其價值，民生與產業議題也值得討論。但是，兩岸最危險、最迫切的問題，恰恰是政治敵意、軍事風險與缺乏互信。國民黨高層一方面說要追求和平，另一方面卻不敢進行國共政治對話；一方面警告台海可能發生戰爭，另一方面卻不願討論如何結束敵對狀態。
這是什麼樣的和平態度？
如果連自稱最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國民黨，都只敢談觀光、產業與交流，不敢處理政治難題，那麼所謂「和平」，豈不只是競選時用來區隔民進黨的口號？
孫中山先生面對的是清廷追捕、列強壓迫、軍閥割據與革命屢敗。他沒有因為問題困難便迴避，也沒有因為社會不理解便放棄主張。到了生命最後階段，他仍然抱病北上，希望透過政治協商完成國家的和平統一。
今天的國民黨，擁有立法院席次、地方執政基礎與龐大的政黨組織，面對的困難遠不及當年的孫中山，卻連提出一套兩岸和平方案的勇氣都沒有。
這怎能不令人痛心？
國民黨失去的不只是選票 而是靈魂
這些年來，我與孫文學校的朋友持續推動孫中山思想、中華文化與兩岸和合。我們出版了十多本相關著作，舉辦講座、論壇及青年活動，也編寫《本國史基本讀本》、《中華文化基本讀本》、《文言文基本讀本》、《台灣史基本讀本》、《二二八事件讀本》、《孫中山思想基本讀本》、《理想的中國人：孔子教你做君子》、《輕鬆讀懂孫中山的核心思想》、《台灣再光復》，近日更準備要出版約七十萬字的《中國歷史輕鬆讀》，希望在中國史、中華文化、孫中山思想逐漸退出校園之後，仍能為下一代留下一條認識自己文明與歷史的道路。
我們的力量有限，沒有政黨的龐大資源，也沒有政府的行政機器，但我們知道，有些事情即使困難，仍然必須有人去做；有些價值即使不討好，也不能因此放棄。
我不是要藉此證明孫文學校做了多少，而是要反問：一群民間朋友尚且願意投入時間、經費與心力，作為孫中山先生親手創立、曾經改變中國歷史的百年政黨，這些年來，中國國民黨又做了什麼？
國民黨真正失去的，不只是青年選票，也不只是某幾次總統大選，而是自己的靈魂。
一個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的政黨，不可能告訴人民要往哪裡去；一個不敢說出自己信仰的政黨，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真正的信任。
對得起孫中山 不能只靠鞠躬
我之所以如此嚴厲批評國民黨，不是因為不滿，而是因為不忍；不是希望它消失，而是希望它重新站起來。
中國國民黨若要對得起孫中山先生，至少應該重新完成四件事。
第一，重新建立適合民主時代的孫中山思想論述。讓民族主義回答認同與和平問題，讓民權主義深化民主與制衡，讓民生主義回應貧富差距、青年低薪、居住正義及經濟安全。
第二，建立長期的中華文化與歷史教育工程。不能等重新執政以後才臨時修改課綱，而要從現在開始培養師資、編寫教材、建立數位平台，讓下一代了解台灣史不是孤立的島嶼史，而是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勇敢重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不是相互排斥；愛台灣，也可以認同中華民族。國民黨不能因為害怕選票流失，就把自己的歷史與靈魂一起丟掉。
第四，提出可以實踐的兩岸和合方案。從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建立政治互信，到逐步形成兩岸共同體，國民黨必須提出道路、步驟與制度，而不能永遠以「維持現狀」逃避歷史責任。
總理未竟之志 中國國民黨還願意承擔嗎？
孫中山先生在遺囑中說，他數十年致力國民革命，所抱定的主義尚未完全實現，深感遺憾。生命最後一刻，他仍念念不忘：「和平、奮鬥、救中國。」
一百年後的今天，孫中山先生如果看到自己創立的政黨，不敢談中國認同，不願談國家統一；面對去中國化，只會零星抗議；面對台海危機，只會空喊和平；面對三民主義，只剩儀式性的紀念，他在天之靈會作何感想？
中國國民黨如果至今仍想不出一套能夠增進「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同的文化方案，提不出一條讓兩岸從敵對走向和平、從分離走向和合的政治道路，那麼，不只是國民黨忘記了自己的總理，也是這個政黨親手背棄了自己的國父。
十一月十二日，我們當然可以向孫中山先生鞠躬。
但是，真正的紀念，不是低下頭的那一刻，而是抬起頭以後，是否還願意沿著他沒有走完的道路繼續前行。
我期待中國國民黨有一天能重新坦然地說、勇敢地行動：我們以孫中山思想為信仰，以中華文化為根，以民主均富為志業，以兩岸和平統一為責任。
到了那一天，我們才有資格站在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之前，無愧地告訴他：
總理，您的理想，我們沒有忘記；您的道路，我們仍然願意走下去。
（本文為作者參加「和平奮鬥救中國─和平願景論壇」紀念孫中山先生160周年誕辰之論文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