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出版半世紀的軍事心理學經典著作，正在美國國防政策爭議中重新受到關注。英國心理學家、曾有軍旅經驗的迪克森（Norman F. Dixon）1976年出版《軍事無能心理學》（On the Psychology of Military Incompetence），原是試圖解釋英國軍事史上連串令人難理解的慘敗，50年後卻被拿來對照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的軍事改革理念。
《彭博》作者哈蕭（Thomas L. Harshaw）近日撰文指出，迪克森的研究並非單純嘲諷「無能的將軍」，而是從心理與組織文化角度探討，為何軍事體系有時會讓僵化、權威主義、反智與群體盲從取代創新與批判思考。哈蕭認為，這套半世紀前的分析，在赫格塞斯主導美軍改革的今天，意外呈現出高度契合感。
迪克森研究的核心問題，就是歷史上常出現的「獅子被驢子領導」（lions led by donkeys）現象：前線士兵可能勇敢、專業且具戰鬥力，但如果高層指揮官受到錯誤心理特質與組織文化支配，最終可能把整支軍隊帶向災難。
從喀布爾到新加坡 迪克森追問「軍事無能」從何而來
《軍事無能心理學》之所以受到軍界長期重視，與迪克森選擇的案例有關。他研究英國19、20世紀多場軍事失敗，包括1842年英軍從阿富汗喀布爾撤退、克里米亞戰爭、第二次布爾戰爭、一戰西線戰事及1942年新加坡失守等。
這些案例共同呈現一個問題：很多導致災難的指揮官並不是笨蛋，有些甚至相當聰明，但他們可能因固執、教條、權威主義、過度重視傳統或排斥不同意見，無法根據戰場實際情況調整決策。
迪克森因此認為，軍事無能並非單純智力不足，而是人的心理特質與軍事組織文化彼此作用的結果。他特別關注軍事體系如何獎勵服從、形式、階級秩序及外在紀律，並可能因此壓抑創新與異議。
書中最重要警告之一，是軍事體系容易形成「反智主義」文化。當軍人被教育成相信戰爭主要依靠體能、勇氣和服從，而不是知識、判斷及創新時，軍隊就可能逐漸失去適應新型戰爭的能力。
迪克森甚至分析一戰英軍將領海格（Douglas Haig）等人的心理特質，指出固執、秩序至上與權威主義可能在特定軍事組織中被視為優點，最終卻轉化為災難性決策模式。另一例子是1942年新加坡失守的英軍指揮官伯西瓦爾（Arthur Percival）。迪克森認為，伯西瓦爾並非缺乏智力，而是受到僵化、固執與教條式思維影響。因此，這本書真正要問的不是「誰比較笨」，而是：為什麼一個看似專業的軍事組織，最後會讓錯誤的思維變成主流？
赫格塞斯推「戰士精神」 外在紀律被指凌駕軍事思考
哈蕭認為，赫格塞斯目前推動的「戰士精神」（warrior ethos），正好提供一個觀察案例。赫格塞斯並非傳統職業將領出身，他曾在國民兵服役，最高軍階少校，後來成為福斯新聞（Fox News）主持人及評論員，最終在川普政府中出任國防部長，之後更名戰爭部，他的職稱也隨之使用「戰爭部長」。
在哈蕭筆下，問題不在於軍隊強調體能、紀律或戰鬥精神本身，而是當這些元素被提升成衡量軍人價值的主要標準時，可能產生反效果。
赫格塞斯近來強調軍人外表與紀律，包括限制鬍鬚及對軍容提出更嚴格要求；他也公開展示自己的健身訓練，並把「warrior ethos」作為軍隊文化的重要核心。哈蕭認為，這種把「肌肉」與「戰鬥精神」置於突出位置的做法，正好呼應迪克森對「肌肉勝過大腦」傳統的批判。
更具爭議的是，赫格塞斯近期停止五角大廈長期派遣優秀年輕軍官前往頂尖大學攻讀研究所學位。他曾批評，一些軍官到菁英大學受教育後，回來時「滿腦子全球主義與激進意識形態」，認為這些思想無助於提升軍隊戰力。在哈蕭看來，這正是迪克森所說的「反智主義」問題。
軍事教育當然不能脫離實戰，但現代戰爭同樣需要歷史、科技、戰略、經濟、政治與國際關係等複雜知識。如果把高等教育本身視為思想污染來源，而非提升軍官判斷能力的工具，可能反而削弱軍隊理解複雜戰爭的能力。
迪克森曾指出，最令人遺憾的反智主義，往往不是因為人沒有智力，而是因為制度主動壓制了智識活動。這也是哈蕭認為赫格塞斯改革最值得警惕之處。
排斥女性、壓制媒體與崇尚進攻 赫格塞斯「幾乎全中」
哈蕭進一步指出，迪克森在研究軍事失敗時，列出一系列與軍事無能相關的心理及文化特徵，包括把戰爭視為運動競賽、對記者與公眾追問軍事事務感到不滿、對「女性化」抱持恐懼、偏好正面進攻而排斥防禦、過度強調男性氣概，以及對人員傷亡缺乏敏感度等。
哈蕭認為，赫格塞斯在多項特徵上都能找到對應。例如，赫格塞斯曾公開反對女性擔任戰鬥角色，認為女性加入作戰單位並沒有讓軍隊更有效率或更致命，反而使戰鬥變得更加複雜。赫格塞斯強調「戰士」而非「防衛者」概念，甚至曾提出「我們訓練的是戰士，不是防衛者」的說法。
在哈蕭看來，這與迪克森所描述的「反女性化」文化及對進攻的偏好存在相似之處。問題在於，現代戰爭並不是單純比較誰更勇敢、誰更強壯，而是涉及情報、後勤、電子戰、無人機、網路作戰、精準打擊、防空系統以及人工智慧等高度複雜的能力。
如果軍事文化把「勇猛」本身當成最高價值，可能反而讓指揮官低估防禦、撤退、分散、偽裝或等待等同樣重要的軍事選項。
另一個引起哈蕭關注的問題，是赫格塞斯與媒體的關係。當戰爭造成傷亡與重大成本時，軍事機構需要接受國會、媒體及公眾監督。但哈蕭認為，赫格塞斯對戰地記者的態度，及五角大廈對媒體報導方式的限制，都與迪克森所警告的「不喜歡被追問軍事事務」特質產生呼應。
赫格塞斯今年3月20日曾在五角大廈記者會批評媒體，指責所謂「不誠實、反川普的媒體」只會淡化軍事進展、放大成本並質疑政府決策。哈蕭認為，這種對批評與外部監督的排斥可能形成資訊封閉。軍事組織一旦只願聽見符合既定方向的資訊，指揮官就可能在戰場出現重大變化時仍無法及時修正判斷。
這也是迪克森研究最重要的教訓之一：真正危險的不是犯錯，而是沒有任何機制允許錯誤被指出來。
無人機改寫戰場 美軍若只崇尚「硬派」恐跟不上新戰爭
哈蕭對赫格塞斯的另一項批評，是軍事文化可能與科技變化脫節。俄烏戰爭已證明，無人機正在改變現代戰場。低成本無人機可進行偵察、校射、攻擊，甚至直接摧毀高價值裝備。戰場的「數量」與「成本交換比」重新成為重要因素。
但這與傳統軍事思維形成衝突。美軍長期擁有世界最先進戰機、航母、飛彈與精準武器，但現代戰爭的問題是，昂貴武器能否持續大量生產，以及面對大量廉價無人機、飛彈時，是否仍具備足夠的彈藥庫存與生產能力。
哈蕭因此認為，如果軍事領導人過度強調勇士形象、體能與傳統軍事榮譽，卻忽略無人機、人工智慧、自主武器、電子戰等新科技，就可能重蹈迪克森所分析的錯誤。
這也是為什麼迪克森的理論直到50年後仍具吸引力：成功的軍隊不是最會重複過去戰法的軍隊，而是最能適應下一場戰爭的軍隊。
哈蕭也提醒，不能把所有軍事問題都歸咎赫格塞斯本人。美軍目前的裝備、訓練、組織結構及軍工產能，是數十年政策累積的結果，不可能由一名國防首長在短時間內完全改變。因此，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赫格塞斯正在影響的「軍隊心理」。
軍隊是一個高度階級化組織，上級價值觀會逐漸向下傳遞。如果年輕軍官看到晉升、榮譽與認同越來越取決於服從、外表、政治忠誠及「戰士形象」，而不是批判能力、專業知識與創新精神，那麼長期下來，整個軍事組織的文化都可能發生變化。
退役美國陸軍將領麥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也曾警告，年輕士兵容易受到高層語言影響。如果他們開始認為「我們比較優越」就是軍事文化核心，軍隊可能逐漸失去專業軍人的紀律與判斷力。
「以實力促和平」還是只有實力沒有和平？
這場爭議最後又回到川普政府最常用的一句口號——「以實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哈蕭認為，這概念本身並沒問題，美國冷戰時期的嚇阻政策就曾建立在強大軍事能力與外交、聯盟及戰略判斷相結合的基礎上。
問題是，如果「實力」被單獨抽離，變成只崇尚攻擊、武力與戰士精神，而忽略外交、談判、嚇阻及對戰爭後果的評估，那麼「以實力促和平」就可能只剩下「實力」。
迪克森認為，戰爭本身存在一個根本矛盾：軍隊的任務是使用暴力，但真正優秀的軍事領導人又必須控制暴力，不能讓攻擊衝動反過來支配戰略。
這對今天的美國尤其重要。美國擁有世界最強大軍事力量，但力量越大，戰略判斷錯誤成本越高。如果一個軍事組織缺乏容納異議的能力、過度崇尚服從、排斥知識與創新，又把攻擊精神視為最高價值，那麼軍力越強，錯誤決策可能造成的後果也越大。
哈蕭說，《軍事無能心理學》出版50年後重新受關注，真正的「預言」或許不是迪克森預測了赫格塞斯，而是他指出一個至今仍未消失的軍事組織難題，也就是軍隊最危險的敵人，有時不是戰場上的對手，而是指揮體系內部不允許自己承認錯誤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