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振源/台灣駐新加坡代表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2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25年全球外人直接投資(FDI)在連續兩年下滑後回升6%,達1.6兆美元。但復甦高度集中於少數目的地:前20大目的地吸收逾八成流入量,已開發經濟體成長11.4%至7,235億美元,開發中經濟體僅成長2.1%至9,008億美元。在這波資本重新布局中,新加坡是最突出的贏家之一。
2025年全球前四大FDI目的地依序為美國(2,773億美元)、新加坡(1,509億美元)、香港(1,165億美元)與中國(1,047億美元)。新加坡由2024年的第3名躍升至第2名,首次站上僅次於美國的位置;香港退居第3名,中國連續第二年維持第4名。亞洲吸引國際資本的重心,已由中國與香港雙雄並立,轉為三足鼎立,而新加坡在最新一輪競爭中領先。

六年的資金流向,更清楚呈現亞洲外資版圖的消長。新加坡FDI流入由2020年的711億美元大幅增至2022年的1,365億美元,2023年雖短暫回落至1,266億美元,但隨後連續兩年回升,2024年達1,362億美元,2025年更攀升至1,509億美元,較2020年增加逾一倍。
相較之下,香港FDI流入由2020年的1,347億美元小幅增至2021年的1,402億美元高點,此後呈現波動下行,2025年降至1,165億美元,較前一年減少15.6%;中國則由2020年的1,493億美元攀升至2022年的1,891億美元高峰,隨後連續三年下滑,2025年降至1,047億美元,較2024年再減約10%,較2022年高峰縮減約45%,亦較2020年減少近30%。
此消彼長之下,2025年新加坡吸引的FDI已較香港多344億美元、較中國多462億美元,顯示亞洲新增國際資本的流向正出現明顯轉移,新加坡的領先態勢進一步確立。

資金投向:金融、半導體與資料中心
新加坡的躍升,反映其作為跨國企業區域總部、國際投資平台與金融樞紐的地位,這也正是它與香港重疊的競爭場域。2025年東南亞整體FDI流入由2,225億美元增至2,442億美元,新加坡一國即占61.8%。
實體投資方面,區域資金主要流向通訊、半導體、電子與再生能源等策略性產業。新加坡受土地與電力限制,發展出「新加坡+1」的跨境分工:總部、金融、研發與客戶服務等高附加價值功能留在境內,耗地耗電的資料中心與部分產能則配置到一水之隔的馬來西亞柔佛,再透過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加以制度化。
外資存量:金融保險業吸納近三分之二
依新加坡統計局資料,截至2024年底,流入新加坡的FDI存量達3兆1,304億星元(約2.30兆美元),年增9.5%。按來源地區,北美8,750億星元(27.9%)居首,歐洲7,910億星元(25.3%)次之,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7,160億星元(22.9%),亞洲6,780億星元。美國是最大單一來源國,日本、英國與香港亦名列前十大,前十大合計占72%。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比重偏高,與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等控股架構有關,直接來源地未必是資金的最終所有者。
產業結構上,金融與保險業占FDI存量65.5%,批發零售業13.4%,製造業8.0%,三者合計86.8%。顯示其核心優勢不只在製造業,更在於金融中介、資產配置、區域總部與全球貿易管理功能。
對外投資:全球排名從第9躍升至第6
新加坡不只是資金目的地,也是日益重要的資本輸出中心。2025年對外直接投資達942億美元,較2024年的553億美元大增70%,全球排名由第9名一舉躍升至第6名,是前十大來源地中進步最為顯著者。
2025年前六大依序為美國(2,627億美元)、日本(1,861億美元)、中國(1,744億美元)、盧森堡(1,014億美元)、香港(953億美元)與新加坡(942億美元);新加坡與香港的差距只剩11億美元,幾乎已在同一水平。
截至2024年底,新加坡對外投資存量達1兆6,528億星元(約1.22兆美元),年增7.6%,亞洲以8,660億星元、占52.4%為最大投資區域,歐洲占23.0%,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占13.2%;產業以金融保險業、製造業與批發零售業為前三大,合計占74.2%,形成「吸引全球資本、再向區域配置資本」的雙向樞紐。
三地對照:存量差距仍在,成長動能已經逆轉
若看歷史累積的存量,新加坡尚未全面超越:2025年底中國吸引外資存量3兆7,549億美元居首,新加坡3兆1,692億美元、香港2兆5,874億美元;對外投資存量則為中國3兆5,787億、香港2兆4,382億、新加坡2兆685億美元。
但六年趨勢已相當清楚:新加坡FDI流入增加超過一倍,香港縮減約14%,中國較2022年高點下降約45%。中國與香港的投資中心地位並未消失——中國仍有龐大市場、完整產業鏈與巨額存量,香港也保有成熟的國際金融市場與連結中國的優勢;但新增資本正明顯向新加坡傾斜。
當全球投資日益集中於半導體、人工智慧、資料中心與再生能源,企業考量的不再只是成本與市場規模,更重視供應鏈安全、制度穩定、法治環境與跨境資金配置能力。新加坡數十年累積的開放政策、制度可信度、金融體系與人才生態系,恰好切合這一輪資本重新布局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