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振源/駐新加坡代表
2026年7月20日，新加坡總理公署發布了一份簡短聲明，再次展現新加坡政府對公共誠信的高度重視。聲明宣布，費紹爾辭去穆斯林事務代部長、內政部高級政務部長、國會議員以及人民行動黨黨籍。
事件的起因，只是一封寄到總理公署的電子郵件。一名女性民眾附上她與費紹爾在網路上的訊息往來，指控遭到騷擾；費紹爾則反控對方騷擾自己。警方完成調查，並徵詢總檢察署意見後，確認雙方均未觸犯任何刑事法律。換言之，就法律而言，這是一件「沒有犯罪、沒有違法」的事件。
然而，費紹爾仍然離開了政壇。黃循財總理給出的理由十分簡潔，卻意味深長：費紹爾的行為「未達政務官與國會議員應有的標準」。
這句話說明了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法律只是最低標準；對掌握公共權力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人民對其操守的信任。政治人物除了不能違法，更必須符合高於法律要求的道德標準，因為一旦公職人員的操守受到質疑，受損的不只是個人的聲譽，更是政府多年累積的信任資本。
費紹爾自2006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連續五度勝選，深耕基層近二十年；2025年大選後才剛獲擢升為穆斯林事務代部長。然而，一封電子郵件，便終結了他的政治生涯。政府並未以過去的功績作為減輕責任的理由，而是選擇以一致的標準維護制度的公信力。對新加坡而言，制度的可信度永遠高於個人的政治成就。
這並非個案，而是新加坡數十年來所建立的政治文化
1986年，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因涉入貪污調查，在案件審理期間自殺身亡；2023年，國會議長陳川仁與國會議員鍾麗慧因婚外情辭去職務；同年，「里道大宅」爭議爆發，兩位部長租用國有優質洋房引發外界質疑，政府立即交由貪污調查局獨立調查，再向國會公開提出完整調查報告；2024年10月，前交通部長易華仁因收受不當利益及妨礙司法程序，被法院判處十二個月徒刑，成為近代新加坡最高層級遭定罪入獄的內閣部長。
新加坡對公共誠信的維護，不僅體現在究責，也體現在對名譽的捍衛
2026年7月14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判決《彭博社》及其記者須分別賠償內政部長尚穆根與人力部長陳詩龍各23萬新元。案件源於2024年底一篇有關優質洋房交易的報導。法院認定，相關報導足以讓一般讀者認為兩位部長刻意以不透明方式進行房地產交易，以規避洗錢審查，屬於嚴重損害人格、品行及專業聲譽的不實指控。
有人認為，誹謗訴訟可能對新聞自由產生寒蟬效應；也有人主張，若任由毫無根據的指控侵蝕政府清廉形象，修復人民信任的代價將遠高於訴訟本身。無論採取何種立場，都反映出新加坡對公共誠信這項國家資產的高度重視，甚至願意承受國際輿論的批評，也要守護制度的可信度。
真正值得觀察的，其實不是費紹爾辭職，而是黃循財總理如何詮釋這起事件。他坦言，再完善的人才甄選制度，也無法保證政治人物永遠不犯錯；政府真正的責任，不是承諾「永遠不會出現問題」，而是在問題發生時，以公開、透明、迅速且一致的方式處理。他甚至表示，類似事件過去曾發生，未來也可能再次發生；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必須依循相同的標準。
這句話的真正意義，在於重新定義人民對政府的期待。政府承諾的，不是「永遠沒有壞人」，而是「無論誰犯錯，都會受到相同標準的檢驗與究責」。前者只是神話，後者才是真正值得人民信任的制度。制度的可信度，不在於從不犯錯，而在於犯錯之後，是否能以一致的標準面對、處理並承擔責任。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信任資本是指人民對政府及其制度的信任，這種信任能夠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減少治理摩擦，並提升政策執行效率，是一個國家重要的制度資本。當人民普遍相信政府依法行政、公平執法、誠實說明並勇於承擔責任，政府便能以更低的治理成本推動改革，社會也能將更多資源投入發展，而非耗費於彼此猜疑與政治對立。
新加坡在2025年國際透明組織「清廉印象指數」排名全球第三、亞太第一；根據《2026年愛德曼信任度調查報告》，76%的新加坡民眾信任政府，不僅使政府成為新加坡最受信任的公共機構，也是全球已開發國家中政府信任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兩項國際指標相互印證，顯示新加坡長期累積的信任資本，已成為其重要的制度優勢。
這使新加坡政府得以將更多行政資源投入建設，持續推動攸關國家長遠發展的結構性改革，而非消耗於無止境的政治對立與社會猜疑。例如，提高消費稅、調整組屋制度、推動碳定價、引進外籍人才與興建綜合娛樂城等重大政策，在許多國家往往容易演變成「政府是否欺騙人民」的政治攻防；但在新加坡，社會討論多半聚焦於政策本身是否合理，而非質疑政府是否別有用心。
對新加坡而言，最珍貴的國家資本是人民相信政府會依法行政、誠實面對問題、勇於承擔責任。這份信任資本，不僅降低了治理成本，更建立了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成為吸引國際投資、維持高效治理與保持全球競爭力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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