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哥倫比亞總統第二輪決選於6月24日完成計票，右翼候選人德拉埃斯普里耶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以49.66%得票擊敗左翼塞佩達（Iván Cepeda）。《路透》（Reuters）指出，這位從未參選公職的政治素人，靠著緊扣治安、犯罪與公共安全，收攏了大批對現況不滿的選票。
表面上，這只是哥倫比亞又一次政黨輪替；放大來看，它讓人窺見整個拉丁美洲政治版圖的重新洗牌。
拉丁美洲進入動盪時刻
近年來的拉丁美洲，壓力四起。委內瑞拉強震奪走大量生命，照映出區域國家在災害治理與政治秩序上的脆弱；毒品犯罪、黑幫暴力、非法移民、通膨與反建制情緒，更在拉丁美洲各國以不同形式層層堆疊。政治右轉並非偶然，而是社會積弊長期發酵後的必然。當人民覺得現有政府已經無法提供安全與基本生活秩序，選票自然會轉向承諾強力治理的新力量。這裡所謂的右翼，並非傳統的保守派，而是高舉秩序、安全與主權的新民粹力量。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便指出，拉丁美洲新右翼的崛起並非孤例，而是一群政治人物不約而同，操起更直接、更強硬、更近川普味的語言。他們未必同屬一黨，卻都把治安、邊境、國家主權與反菁英，擺到政治敘事的核心。
新右翼不是單一樣貌
阿根廷總統米雷（Javier Milei）靠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與反建制怒火竄起；薩爾瓦多總統布格磊（Nayib Bukele）以鐵腕掃黑換來高支持；智利保守派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緊咬非法移民與治安；巴拉圭、玻利維亞也接連冒出強調秩序與主權的新聲音；而2026年7月4日，秘魯也由保守派的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勝出，進一步顯示拉丁美洲右轉並非孤立現象。樣貌各異，底色相同。
古巴是另一種注腳。它不在新右翼之列，卻始終是美國西半球政策中最具象徵意義的對手。從冷戰記憶、共產政權延續，到俄、中在加勒比海周邊的身影，華府對古巴的戒心從未真正淡去；一旦川普重提西半球主導，古巴勢必再被擺回反共與區域安全的棋盤之上。
唐羅主義浮上檯面
近來美國媒體開始以「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形容川普（Donald Trump）把「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嫁接上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重新宣示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分析，這不只是老名詞翻新，而是把反非法移民、反毒、制衡中俄、扶植理念相近政府，一併收進同一套戰略框架。其中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色彩昭然若揭。華府一旦決意重耕後院，區域政治自然隨之擺盪。
不是輸出，而是交會
若把拉丁美洲的右轉一概視為川普「輸出」，未免太過簡化。哥倫比亞苦於毒品與武裝組織，阿根廷長年被通膨與貨幣危機拖垮，薩爾瓦多曾深陷幫派血腥，智利則因移民與治安讓保守勢力急起。這些國家轉向右翼，主因在於內部治理早已逼近臨界點。
右翼不是川普一手催生的；是各國積累已久的內在病灶，讓秩序、安全、邊境與主權這套語言逐漸打動民心，川普政府才順水推舟，把它們收編成帶有美國戰略色彩的後院政策。唐羅主義真正值得深究，在於它從來不是空喊的政治口號，而是各國內政焦慮撞上地緣的算計。
新秩序仍待檢驗
拉丁美洲的轉向，對包括台灣在內的民主社會具有警示意義：選民最終衡量的，往往不是理念是否正確，而是政府能否重建安全、穩定且可預期的生活秩序。十九世紀的門羅主義，旨在阻卻歐洲列強介入美洲；二十一世紀的「唐羅主義」，則是在大國競逐與內政焦慮的交錯之下，重新確立美國對西半球的戰略主導。
一旦秩序與安全成為決定選票的關鍵，右轉浪潮仍可能持續擴散；「唐羅主義」能否真正塑造拉丁美洲的新秩序，仍有待時間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