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震華/華梵大學特聘教授、中華貨幣金融協會理事
勞委會規畫今年引進印度勞工，解決台灣的缺工問題。消息曝光後引發社會熱議，贊成和反對的聲音都有；反對開放的連署人數已達3萬多人，讓勞委會戰戰兢兢，強調會審慎把關，採取循序漸進方式辦理，引進印勞的關鍵前提是：一、企業確實有需求；二、印方執行方案需符合我方要求和把關。我們認為，若未能有效解決外勞脫逃的問題，整體社會未來付出的代價可能遠超過開放的利益，勞委會必須嚴謹從事，否則寧可等到能有效管理後再行開放，不必急於一時。
事實上，在消息曝光後，有兩位業界著名人士已發表意見：一位是三三會理事長林伯豐，他認為鬆綁移工比例上限比來源國更重要，因台灣對外勞確有需要。換言之，他希望政府提高業者可使用外勞的比例，並認為是否對印勞開放並非重要議題。
然而，曾名噪一時的西陵電子董事長吳思鍾，卻撰文強烈反對。他指出，所有引進印度移民或勞工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都搞得焦頭爛額，只要有一人進來，就會變成一群人，而且會只進不出。
以經濟學理來看，引進外勞的經濟效果是非常清楚的正面，因經濟生產一定會增加。但是效益和成本在社會上的分配並不一致：經濟利益除政府透過就業安定基金抽取部分之外，都歸成本下降、利潤增加的雇用業主。
本國勞工和居民可能是｢受害者｣，因工資會因勞動供給增加而下降或成長變慢，且外勞數量一多可能引起犯罪、稀釋社會資源等社會問題，引發民眾擔憂。若真能管理好外勞，對一個缺工嚴重的經濟體而言，應該是好事一樁。
但印度勞工的確比較特殊，除了人種上和國人差異較大，看起來頗不習慣之外，國際媒體對該國偏高的性犯罪報導，造成不少國人的刻板印象，認為引進印勞可能增加性犯罪，特別是讓婦女同胞擔心，生活環境會充滿風險。
然而，這種觀點也引發對立看法，以數據說明移工在台灣犯罪率低於國人，犯罪風險並不會較高。
我們認為，印度勞工是否會帶來較高犯罪率，現有資料仍無法做出明確判斷，若開始時以有限數量謹慎開放，待經驗事實給了清楚答案之後，再進行下階段的決策，是比較妥當的做法。
然而，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台灣社會到底該容納多少外勞總量才是適當，是我們(政府)必須研究的課題。從業者的角度，當然是越多越好，因為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但從勞工角度來看當然是越少越好，因極可能影響其工資的提升。
而從一般民眾角度來看，社會上有一些外籍人士或勞工，增加社會多元文化和國際化可能是好事；但如果數量眾多、且經常集中於某些地方，讓本國居民在那裡反成了｢外人｣，似乎也非民眾喜歡之事。因此，開放多少數量的外勞？該對那些縣市或行業開放多少數量？其實都是應該深入研究的課題，不該長久停留在｢要不要開放｣如此簡單、籠統的問題上。
若因缺乏研究而對上述問題沒有清楚的答案，那麼參考國外經驗不失為一個方法。以同是島嶼而行政嚴謹度廣受推崇的日本為例，日本到去年底引進了257萬人，約為總人口數的2.1%；台灣則引進了約90萬名外勞，總人口占比為3.8%，快達到日本的兩倍。在外勞的逃脫率上，日本只有2%的逃脫比例，而台灣卻高達10%左右，約為日本5倍。
若這些逃脫外勞逐漸形成(秘密)社區，社會也越來越依賴他們的非法服務，將來就會引發是否要｢大赦｣准其長久居留的問題，其後將引發無休止的問題和紛爭，如同美國面對的非裔和墨裔、德國面對的土耳其｢客工｣。
是否要引進印度勞工，我們並沒有特別意見；但若無法解決大量逃脫外勞，卻又要增加引進外勞，相信台灣民意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