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大陸央視今年春節晚會由機器人主導竟然引述經濟路線的辯論，有論點指出：政府大量投資高科技但民眾消費卻始終偏低，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而大陸現在似乎正在重蹈覆轍。
當年蘇聯投巨資發展高科技，但百姓連溫飽都做不到，就像現在大陸政府不斷投資科研、提升生產力，但百姓的平均消費率只有40%左右，低於全球居民消費率平均值的56.6%，也低於中等收入經濟體的52%。
這一派的中國敘事就是：國家將有限財政資源投入產業升級與科技競爭中，意味著對居民消費與福利的投入不足；而中國居民最終消費占GDP比重長期偏低，就是「民生被壓抑、內需不足」的直接證據；結論則是：中國或許在產業上強大，但卻缺乏堅實的居民消費基礎，最終也將因內需不足與社會支持度下降而陷入結構性失衡，以至最後像蘇聯那樣崩潰。
公眾號「小陸師傅」則從「中國產業完整且具規模化優勢，使得消費可以低價且普及」的角度，來反駁「消費占比偏低是因為內需不足」的論點。
據指出，中國消費體系最核心的優勢，在於「低價格、高可得性」的供給結構，無論是食品、耐用品還是交通、教育、醫療，中國居民得以在相對可控的支出水準下獲得充分的實際消費，根本依託於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與規模化生產能力。
中國人均製造品消費量與相似發展階段國家基本持平，僅略低於發達國家水準：2024年，中國每百戶家庭擁有洗衣機99.2台、電冰箱104.8台、彩色電視機108.7台、空調150.6台、熱水器94.7台，行動電話普及率更是超過100%。這意味著在絕大多數耐用品領域，中國居民早已完成從短缺時代向充裕時代的歷史跨越。
看完大陸居民的實物消費後，可以繼續觀察中國一直被人詬病的交通、教育、醫療與住房到底處於什麼水準。
中國目前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高速鐵路網路，總里程突破5萬公里，而同樣以公共交通發達聞名的日本，新幹線系統高鐵總里程僅約3147公里；美國客運高鐵里程只有735公里，城市間長途出行主要依靠航空和自駕。也就是說，在跨城與跨區域流動這一最核心的旅遊基礎設施上，中國居民擁有更高密度的公共交通供給；同時，中國高鐵票價也遠低於國際水準，整體票價僅為其他國家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中國居民的教育水準也不低，2024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76.9%，僅略低於美國（2022年時為79.4%），但高於日本的64.9%；中國高中階段毛入學率為89.84%，美國為95.31%，二者僅相差5.5個百分點。
而在教育負擔方面，中國教育消費呈現出「高供給、低價格」特徵。以大陸階段為例，中國學生就讀同濟大學本科的學費負擔壓力倍數約為0.17，即用0.17倍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可支付學費；而美國德州內學生約為0.20，州外學生則高達0.62，負擔壓力遠高於中國。這意味著中國教育支出總額偏低，並非因為教育消費不足，而是因為公共供給體系較為充足，居民能以更低現金支出獲得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的教育服務。
再看醫療，一，每千人醫院床位數，中國為7.66張，而世界銀行公布的高收入國家為5.37張，全球為3.28張，美國僅為2.74張；二，人均門診次數，中國為6.8次/年，超過美國（3.4次）和OECD均值（6.0次）；三，中國居民住院使用率、住院時長均不遜色於OECD平均水準。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在2020年前後更已超越美國。
中國居民享受更完善的醫療資源供給，但醫療花費卻遠低於發達經濟體，中國居民醫療支出偏低，主要原因是中國醫療服務定價整體偏低。按購買力平價測算，美國醫療價格約為中國的2.9倍，住院價格更高達22.7倍，中國醫療價格水準僅為世界平均水準的33%左右。
進一步對比中國與美日韓德英等國用人均GDP修正後的典型醫療服務專項價格可以發現，中國物耗類項目相對價格並不低，但技術勞務類專案價格顯著偏低，以門診診查費為例，英國、美國約為中國國的9~10倍，德國等國家約為中國的2~5倍。換句話說，中國居民以更低價格獲得了更高頻率的醫療服務，這雖然在統計上壓低了居民醫療消費金額，但並不代表真實醫療消費不足。
既然中國消費低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價格低，因此，「通過提高服務價格、擴大福利支出、拉升消費金額」的主張就站不住腳。
因此，低成本、高供給的產業生態要繼續維持，政府製造業與科技投資的優先順序不應被動搖，只有強大的供給側，才有廉價而普惠的消費側；中國能夠在較低收入水準下實現較高實際消費量，本質上正是供給能力強於同級經濟體的結果。
第二，堅持是公共供給型福利模式，而非全面高價市場化的服務體系。中國教育、醫療與公共交通等領域長期採取「高供給、低價格」的公共化供給方式，使居民以較低現金支出獲得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的服務。這種模式在統計上壓低了居民消費金額，卻在現實中顯著提高了生活可得性；未來社保與公共服務的擴張，應更多是提高覆蓋面與保障均衡性，而非通過提高服務價格或過度貨幣化來提高消費。
第三是以漸進方式推進社會保障擴張的財政可持續原則。人口老齡化正在持續推高養老金支出壓力，社保基金的長期平衡問題客觀存在；過快、過激的福利擴張，可能在短期內提升消費，卻會在中長期形成財政負擔與代際分配矛盾；真正穩健的社保路徑，應是在財政可承受範圍內，逐步織密安全網，而非通過一次性大規模福利化改革，甚至全民發錢來透支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