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子儀／吶幫人樂團統籌執行長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
南台灣極具指標性的音樂季「大港開唱」不久前剛剛落幕，因應政治上立委大罷免的議題，出現不少志工在場外入口周邊號召連署，但引起網路上陸續出現一些「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的呼籲。音樂與政治有可能完全脫鉤嗎？
2024年第35屆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得主巴奈在發表感言時，曾說：「不要以為流行音樂跟政治沒有關係」！其實，不只流行音樂，縱觀歷史文化，可以發現音樂與政治緊密關聯的蹤跡。首先，「政治」指的是什麼？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說，「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稱為「政治」。而在「劍橋辭典」中「政治」（Politics），是指政府的活動、立法機構成員的行為，或試圖影響一個國家治理方式的人的行為。可見政治和大家的事情、政府的行為和國家治理有密切關係。
音樂源於生活 與管理眾人之事密切相關
音樂為什麽離不開政治？主因之一是，政治的主流意識會影響到樂團的生存，符合執政黨政策主張的樂團便能拿到補助？很明顯的「樂團」能否生存，離不開「執政黨」的扶持。必須注意的是，音樂不像政治宣講，不必然侷限在言語的框架中，也不盡然只為特定的政治立場服務。再說既然「政治」是治理「眾人」的事，並意欲影響國家治理方式的行為，那麼與眾人、國家及治理，有關的音樂必然源於眾生，必會反映社會脈絡，與民眾在言論自由下的訴求或批判；所以，音樂不會只是代表狹義的政黨訴求而已。正是如此。音樂與政治無法脫鉤，因為政治與音樂同源於生活百態。
西洋音樂在巴洛克（Baroque）時期時，音樂家普遍依附於貴族、教會而生，絕大多數的作品是為上流社會社交所作；直到古典（Classical）時期，隨著啟蒙思想的影響，民主自由的理念萌芽，作曲家的生計由最初依賴宮廷、教會，更多轉向獨立創作；作曲家更能自由表達自我的感情與意志。例如大家熟知的貝多芬（L. v. Beethoven），曾將其曲樂獻給拿破崙，後因拿破崙稱帝，憤而更改樂曲第三號交響曲標題《英雄》。而後在浪漫時期中，個人情感的展現益越發被強調，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如蕭邦（F. Chopin）受到波蘭十一月起義啟發，創作了《G小調第1號敘事曲》；又如柴可夫斯基（ P. Tchaikovsky）為俄法戰爭所譜寫的《1812序曲》等，許多舉足輕重的音樂家們，皆因大環境的影響，創作了令人驚嘆的與「政治」相關作品。
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施行戒嚴，禁歌最多時高達898首，當局以各種理由，查禁政府認為有問題的音樂作品。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等權利不再受限，地下音樂遂逐漸浮出水面。直至今天音樂界百家爭鳴，獨立樂團在追求創作自主、不受商業擺佈下，音樂更貼近社會、生活。音樂表達社會各個階層的聲音，例如：林生祥的〈我等就來唱山歌〉、羅大佑的〈鹿港小鎮〉、滅火器的〈島嶼天光〉、閃林樂團的〈護國山〉，都是膾炙人口的音樂。現今音樂的發展非常多元與自由，在各種音符樂聲的交織下，多元民主雖然跌跌撞撞，卻邁向民主鞏固，音樂與政治攜手而進！
音樂與政治無法一刀切
走筆至此，還是要問：真的可以做到「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嗎？強制性的把音樂與政治一刀切，是否就是真正的中立呢？獨立的搖滾樂隊「萬年青年旅店」創作的〈這顆行星所有的酒館〉，其中的歌詞寫到「把一切交付於夢境和優美的浪潮，在這顆行星所有的酒館青春，自由似乎理所應得，面向渙散的未來只唱情歌看不到坦克」歌曲嚮往著自由青春的情歌，希望不受到意謂國家權力的坦克，會不會感慨政治無所不在呢？又何必自欺欺人的硬把音樂與政治強制隔離？
當音樂不再只是娛樂，開始承載眾人生活的意識與話語，見證權力的輪替、世代的更迭與興衰，在酒館裡唱情歌的我們，是否也該抬頭聽聽窗外，那些經常被忽視的旋律，不被刻意政治化的生命音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