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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富陽》「抗戰日」談「抗戰史」

        【愛傳媒程富陽專欄】今日是「七七」,中日戰爭到底起於何時?其實,兩岸學者仍有些爭議。有部分學著從1931年1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中國東三省算起,以中國大陸學者居多。我中華民國則以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事變」,作為八年抗戰的起點。
      
         很多歷史紀錄都撰寫,就是因為先總統蔣公於上世紀20、30年代,其有鑒於總體國力之不足,若與日本過早接戰將危及國安,而將政略設定為「先安內後攘外」;但此舉,卻反讓中共得以配合前蘇聯國際共產的國際戰略期程,利用提前以抗日口號的策略,消弭被當時國軍殲滅的危機,並藉機壯大與發展;此等論述,不免有事後諸葛之議。

         事實上,早在1928年的「五三慘案」,蔣公就認定「中日必將一戰」,依據已解密的《蔣介石日記》所揭露,在其1931年10月7日的日記中,就清楚紀錄「倭所要我者,為土地、軍事、經濟,與民族之生命。但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非惟於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而透過其日記,我們亦可得知,到了1935年《何梅協定》,日本要求中央軍與國民黨退出河北時,蔣介石就決心不再隱忍,準備要與日本一戰。

         無奈1936年,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和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卻無法洞悉當時蔣委員長對日的內心戰略企圖,竟然於該年的12月12日,共同導演一場劫持蔣委員長的「西安事變」;但也因此事變造成舉國譁然,讓當時支持中共的國際共產蘇聯驚覺蔣委員長,已是當時領導中國對抗日本,得以減緩日本藉經略中國,進而指染蘇聯的唯一領袖;中共因此受到國際共產壓力,被迫釋放蔣委員長,並與國軍合作。
       
       而隨日本的軍事動作提升,直至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事變」,國民政府也啟動修正「先安內後攘外」政略,而正式轉為「聯合抗日」的戰略軸線。但反觀中共,雖在「西安事變」後,暫時解編解放軍,並正式納入國軍「新四軍」,以統一對日抗戰,但毛澤東卻於黨內指出,抗戰是中國共產黨發展之絕好良機,其策略是「七分發展實力,二分應付政府,一分抗日」的路線。

         因此,至1940年7月,中國共產黨部隊已增至近40餘萬人,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民兵,除反抗日軍外,也常與國軍發生武裝衝突。最後,中共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獲得蘇聯將日本六十萬關東軍的全部軍力移交,成為其爾後國共內戰的雄厚實力,並藉此一舉擊敗國軍。

        但綜觀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到1945年8月10日,日本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的無條件投降為止。總結中國八年抗戰中,大會戰(10萬人以上) 達22次,大型戰役(萬人以上)達 1,117次,小型戰鬥(團旅以下) 達8,914次。總計中國軍民傷亡約三千六百萬人;而我國軍傷亡即達三百二十二萬餘人,其中陣亡約一百三十二萬人,陣亡將領達250人;而編入國軍體制內的共軍隊損失只有五十八萬餘人,其中陣亡十六萬餘人。

         中國對日八年抗戰,雖說國軍與共軍合作抗日,但誰主誰從,誰利用抗戰發展壯大實力,不言可喻;而台灣於戰後,得以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重返中國祖國懷抱之功,又豈非是當時由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國府。歷史並沒有消失或改變;但今天,只因綠色執政的「台獨夢」仍在蠢蠢欲動;自然選擇忘記這段中華民族的抗日往事。

         於是,今日台灣教育,中國史成了「東亞史」;日本的二戰侵略史成了「戰爭史」;原住民莫道魯夫的抗日史,成了地方的「抗爭史」;對日抗戰的受降史成了一紙「紀念史」;世界攸關中國列為強權的開羅會議,成了無關緊要的「世界史」;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簽字的波茨坦宣言,明言臺灣回歸中國成了「未定論」;中華3千年的文化史,也就成為單純的「藝術史」。

         然而,誠如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詩句:「不信青春換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今日,我們除於抗戰日回顧這段黃埔國軍的抗戰史實,並藉此嚴正告誡綠色執政者,不要對歷史擅作竄改,而企圖使其灰飛煙滅;時間雖會過去,但昔日的典型終究猶在殷史;我們既身為中華民族一份子,又豈容這段中華民族的抗戰史實,就此葬送在短視政客的「滅史史觀」中!



作者為退役上校,目前為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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