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藺奕專欄】台北市長候選人電視政見辯論會，陳時中一開場就自信滿滿提到電影，還邀兩位對手一起看電影。瞧他那股傻勁，台北是下雪了嗎？逐字照稿唸只提「觀影心得」、居然不是「實際政策」，這些幕僚是笨還是混？
到底我們是選市長、還是選影評人？笑死。一大群幕僚平常也沒見你們在看電影、在關心影視產業，你們的市議員刪影視預算比拉屎還快，倒是挺愛蹭的。
身為公司登記在台北市的電影從業人員，我寫這一篇，就是要公開把你們直接壓在地上吃沙。近期有瑞士女導演和我們頻繁接觸談接下來在台灣的拍片計畫，來自日本的下手導演也正式進駐公司，主場景在台北。
另一部擁有美國奧斯卡獎得主大卡司的好萊塢製作之前受香港反送中和疫情影響延宕，上週通知我們即將要在台北重新啟動了。老外們紛紛遠道來台北市取經，台灣電影工業只要有一絲希望，我們自覺就得挺住，不能疲憊、保持庸常。
因為疫情影響了海外大片來台排片，反倒使部分國片在島內獲得不錯的票房成績。我認為無論你在哪一個崗位，每一位影視同業人員都值得被尊敬，每一種類型電影都值得被鼓勵，不是讓你們政客隨口消費操控情緒的。
我當然知道有非常多的影視作品拍得很糟、也很爭議；不公開批評倒不是怕得罪人，而是你在這個產業裡，你會有更多的同理心。
生產者和消費者差別在於，一般觀眾看的是「電影」、消費的是情緒；我看得是電影工業的「成品」、消費的是青春。所以你們會發現，除非特別好的作品，我很少寫影評，這已經是對努力過卻失敗的同業最大的美德了。
對我而言，一部電影始終由四個時間點的流水線構成：劇本完成的時間、拍電影的時間，電影講述的時代以及你觀看電影的時間。 顯然，如果觀眾對於上述生產流程有部分欠缺的理解，便會讓一部電影遭遇完全不同的對待。
近期在中國被熱議的馮小剛導演，他所執導《1942》在2012年上映時，被許多人質疑「消費苦難」，如今它被舊事重提，評分飆升了，片子根本沒變。
疫情即將邁入第四年，當下的觀眾對於苦難也有了不同的認識。 當年主角張國立受訪時說：「人的尊嚴是從肚皮開始的。」
現在連鄭州富士康員工都捧著肚皮逃走了，人們突然覺悟了苦難被呈現出來的意義，特別是當它總被遮蔽的時候。人應該保持對苦難的注視，無論好年頭歹年冬，都是一個嚴峻的提醒。
當今電影工業的危機，不單單在於手機工具普及或是抖音的興起，觀影行為被碎片化管理這麼簡單。
這其實還是服膺居伊·德波（法語：Guy-Ernest Debord）所指認「景觀社會」的樣態：「創造出一個個令人目眩神迷的景觀，引人膜拜、追隨，並在不知不覺中自願被其奴役，進而忘掉真實、迷失自我。」
而製造景觀的途徑，政府可以透過誇飾、說謊、造神、放煙火、來遂行目的。 商業以拍廣告、追捧明星或頭部帶貨網紅；小市民則在社群媒體揭竿群起各種爆料公社雖，然還有電影和戲劇。
漫無目的的疫期，將原本習慣碎片化的手機觀影行為重新聚集，人民開始願意回到戲院，但前提，片子必須好看。
今年中國的國慶檔四部電影裡，三部都是救援題材。《萬里歸途》救海外僑民、《平凡英雄》救新疆小男孩、《搜救》講爸爸救兒子，正所謂「三父一體、家國同構。」
島內電影圈朋友揶揄，如果你連續看完中國十一國慶檔期的這三部電影，無異於接受一次最系統、全面化的「愛國」主義教育。 但我說，《萬里歸途》拍得真好，好到你無話可說。
相較兩岸三地政府傾注支持的電影類型走向，我只能非常含蓄地說，文化輸出的前提一定是經濟層面的，必須擁有全球某些程度市場地位的認可，才能去談後續的所有，否則都是自嗨。
蔡政府上台之後，狹隘島國主義影視政策的下場，讓我們看到鉅資砸向政治正確主旋律的影視作品，在海外的版權市場直接被丟棄、根本乏人問津；在島內，也只能靠親友情緒勒索直銷式的包場、一場一場硬撐。
所以我非常欽佩這些爭議作品的投資方、同情製作方，還有情深義重的包場者。
市長候選人陳時中與其幕僚們只要有我上述百分之一的理解，就不會這麼輕率的開場，而是有更開闊的視野，更有肩膀、積極提出更優化的首都國際影視政策，不是操控悲情跟著哭。
否則，台灣專做低成本鬼片就好啦，尤其你們的演技都不錯、燈打暗一點連梳化都不用，市長沒選上，走鐘獎絕對不孚眾望。
Netflix在南韓鉅資投入的影視作品，有大量北韓的題材，成為行銷全球的票房保證；反觀台灣，在狹隘民族主義的吃沙政客操控之下，我提醒親愛的人民朋友，全方位去中國化的巨大成果，只是會多出一個字，就是：去中國化⋯⋯緣。
自己看著辦吧！
作者為文學奬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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