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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國珍》終究還是在教堂裡找回平靜

    【愛傳媒朱國珍專欄】我在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領洗。當時是個出生不到三個月的嬰兒。
    電影《教父》有一場令我印象深刻的畫面。當男主角麥可在教堂宣誓成為教父的當下,也是他決定血洗黑幫五大家族的同時。這段將罪惡與淨化反覆穿梭在神聖儀式與街頭屠殺之中,令人不寒而慄,也成就影史上平行蒙太奇的經典畫面。
    而我,則是對影片中全身被純白絲綢綾緞包裹,面露天真且安穩倚靠神父懷中準備領洗的嬰孩印象最深刻。
    我常常思索著當我受洗時,是不是也是這樣聖潔的畫面?當然,我出生的年代已趨太平盛世,戰爭與殺戮的砲聲或許偶爾還在年邁的父親耳邊響起,但是他以微薄肉身全然承受時代造成的悲劇,從未將一絲一毫命運的無奈轉嫁到無辜的嬰兒身上。也因此,我才能安然成長,直到現在。
    我領洗之後,自然也有了聖名德蕾莎。但是我父親的鄉音濃厚,他常常將Teresa念成「ㄉㄟˇ ㄌㄚ ㄙㄚ」聽起來像laxi(垃圾),為此,我一度埋怨為什麼妹妹的聖名可以是瑪莉亞,而我卻是戴拉撒。在我成長的年代,社會氛圍不太能夠容許質問,因此這個童年牢騷自然也無解,所有的大人面對小孩的提問,制式回答經常是「你問那麼多幹什麼!」。我父親對我解釋了幾次修女的故事,但是最後他發現我實在駑鈍,選擇一笑置之。找不到答案的我,也只能乖順地在周日晨間繼續去教堂參加主日彌撒。一直到面臨升學壓力之後,才用考試做藉口,在難得的假日睡到自然醒。
    天主教的彌撒,從聖詠團開始唱詩歌到神父主禮,整個儀式感已經內化到我基因中。我很喜歡聽聖歌,即便我的歌喉不佳,但是在教堂裡跟著眾人和聲,也就不會覺得自己唱得特別難聽。我念金華女中時,學校就在聖家堂附近。
    這棟一九五三年開始建立的聖家堂,巍峨矗立在新生南路上,彷彿召喚著我這個頑冥不靈的教友,尤其是某日在路上收到聖家堂徵求聖詠團成員的傳單,這件事在我心底掀起漣漪。
    想想自己太偷懶,總是用各種理由怠惰主日彌撒,不如這樣吧,我去聖家堂應徵唱詩班,如果成功,就可以一邊唱聖歌一邊參加主日彌撒,應該很好玩。
    當時國中學制,週六上午必須上四節課,中午十二點放學。我在某個周六下午前往聖家堂「試唱」。當我看到歌譜時,我發現我以前在成德天主堂根本就是去亂的。此刻,翻開《賀三納》歌本,我看著音符卻完全唱不出來,還需勞煩老師提詞提音。
    也不知道是過度緊張或是生疏,從我喉嚨發出來的聲音,連我自己都不忍卒聽。陌生的合唱團老師非常慈悲,她最後仍然接受我的毛遂自薦,溫柔地對我說:「歡迎加入聖詠團。我們除了每周六下午固定練唱,星期三晚上也是練唱時間。」
    什麼?星期三晚上?我要寫功課。
    我的內心小劇場不斷翻湧、猶豫、遲疑。選擇困難症發作。
    細胞生物學家布魯斯・立普頓在《信念的力量》提到:「啟動生命機制的,是單細胞對環境的『覺知』,而不是它的基因。」立普頓博士透過各項數據與科學實驗告訴我們「孩子的基因反映的僅只是他們的潛能,而不是命運」。
    過去三十多年,我不斷重複當年渴望成為聖詠團團員,好不容易得到機會卻又放棄的模式,讓生命陷於徬徨。成長的道路上,我的腦海裡始終烙印著一個在聖誕節受洗的純真嬰孩,卻又被外在更多江湖險惡覆蓋。直到年過半百,我終究還是在教堂裡找回平靜,雖然我仍舊膽怯地混在人群裡唱詩歌,但是,經過歲月洗禮,漸漸明白平安喜樂其實來自內心的沉澱。
    以前我非常害怕聖誕節,很恐懼面對那種眾人歡樂唯我獨憔悴的窘境。如今,我透過理解讓自己接受這份禮物,而且期許自己能夠在信仰的支持下做到真正的奉獻。
    立普頓也提到:「終止暴力最好的方法,了解我們是靈性的生命。我們需要愛,就像我們需要食物一樣。僅僅思考不可能幫助我們攀登下一個進化梯級,一如不可能只靠閱讀就能改變我們的孩子。加入志同道合的人所組成的團體,共同朝向提升人類文明的目標努力,他們了解『大愛者生存』是唯一可以確保健康人生和健康地球的倫理。」
    我會一直唱聖歌,在天主堂或是任何地方。孤獨時也不再害怕,因為我知道我很幸運,擁有一份源源不絕,來自於愛的聖誕禮物。

 


作者為大學講師、作家、廣播主持人,曾創下連兩年獲林榮三文學獎雙首獎記錄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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