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陳朝平專欄】我是在念建中時入的國民黨。
入黨，倒不是因為我的政治細胞比較發達，也不是我對國民黨的豐功偉績有甚麼特殊的感覺，更不是因為我對那時掌政的國民黨大員有甚麼孺慕之情。
說來可笑，我入黨純粹是一個不甚美麗的錯誤。
民國58年，咱們念建中時，校方仿效當時的學生公車月票，設計了一張記錄學生缺點的卡票，凡是學生犯錯，教官得按情節輕重，用類似車掌小姐剪月票的剪子，在卡票上剪下一個個的洞洞。記憶中，彷彿1個洞是缺點，3個洞是警告，6個洞是小過，18個洞就是大過。
那時，每天上學入校門，教官的「雷達眼」，最愛搜索制服褲扎得窄窄的，大盤帽拗得翹翹的、皮鞋樣式不合學校規定的，以及頭髮過長的同學，揮手指示一旁值勤的糾察隊攔下違規的同學，接著，教官就會氣喘喘地跑過來，要同學掏出計點卡，喀擦一聲，剪上一個洞洞。
也不知是我的男性賀爾蒙作祟，還是我的青春期發育全集中在頭皮之上，那時，我的頭髮長得特別快，其他同學剪個三分頭可以撐上一個月，我呢，才兩個禮拜便華髮茂盛，即使戴上大盤帽也遮不住。
頭髮長得快，再加上瘋足球，瘋到穿著皮鞋就衝到建中沙漠踢將起來，皮鞋開口笑，第二天只好穿著不合格的黑皮鞋，上學闖關。
就這樣，高一下學期，開學沒幾個禮拜，我的計點卡已是千穿百孔了，只因為平日還能做個壁報，幹些好人好事，博些嘉獎抵銷缺點警告，要不，早就「黑榜題名」，連名帶姓高掛訓導處的公布欄了！
多虧教官有好生之德，再說，咱不抽菸、不打架、不給班上找麻煩，怎麼看，都不算是壞學生，於是，教官有令，「陳同學，明天請你父親到教官室來談談，看怎麼樣能不讓你被記上小過！」
第二天，父親如約到校，我隨侍在側，戰戰兢兢，面見教官。不料，父親憑著三吋不爛之舌，又是嚴厲教子，又是殷殷詢問教官的期別，不經意中，還娓娓道來他當年跟隨某些長官的故事。
鬧到最後，咱教官不再稱呼父親為陳先生，而是左一聲老大哥，右一句老大哥，再接著，教官說了：我看這孩子挺優秀的，我們黨就是需要這樣優秀的青年。教官都稱讚你優秀了，你不入黨，不就是不給面子？父親也說了，不管它了，就入個黨吧！入了黨，教官以後比較不會找麻煩！
就這樣，「教官有暗示，老爸有指示」，那個暑假，咱這優秀的建中學生就入黨了！入黨儀式挺隆重的，就在行政院對面台北市議會樓上的市黨部舉行的，入黨的介紹人，咱教官當仁不讓，入黨的監誓人則是當時的國民黨市黨部主委，黨證的字號則是組徵字開頭的。
入了黨，有啥好處？坦白說，我還真不知道。班上同學都知道，我是有名的「大砲」，有名的好辯。高三上三民主主義，我尤其愛跟梁效今老師唱反調。
不知是不是黨證護身，反正，梁老師從沒找過我麻煩，我也因為課堂上歷經辯證，聯考時，三民主義考了個90分以上的高分，考進了當年的國民黨黨校——政大！也算是入黨後、冥冥中自有天算吧！
我記得當時確有傳聞，政大學生，必須入黨。不過，新生註冊時才發現，傳聞終究是傳聞。別說沒人強迫你入黨，壓根人沒有教官教授提過這事兒！
或許是精通日文的父親曾經在上海負責遣返日本戰俘，又曾擔任情報局的客卿，還曾參襄贊韓戰1萬4千個證人起義來歸，功在黨國檔案，大學4年，從為被組織交付過任務，也未曾被某某單位吸收過。
大三時，老蔣去世，天有異相，朱堅章老師在他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課堂上，要我們各自表述對老蔣去世的看法，我依然大放厥詞，也不見哪個穿制服的來關切一番。
大四，修國父思想。授課的張亞澐教授也是一門大砲，課堂上，常見咱師生倆辯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會觸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類的課題。我那時，年輕氣盛，很多想法往往不深思熟慮就脫口而出，也沒見誰來糾正過我。
倒是聽說，張師在西語系上課時，痛責二戰後國共戰爭中的國民黨官員，台下學生認為張師辱及先人，一狀告到調查局，把張師請去談了半天的話！
總之，大學4年，作為黨員的我，絕非積極分子，小組會議不常參加，組織活動，沒啥興趣，我與組織，只能用若即若離四字形容。
大學畢業考預官，我考上的兵種是政戰。據說，就是那張黨證的功用。傳說，錄取政戰官的，絕大多數是黨員。傳說是否屬實，我無從查證。不過，等到我被選拔為三民主義巡迴教官時，總算是證實了三民主義巡迴教官必須是黨員的傳聞！
我必須承認，擔任三民主義巡迴教官時，是我入黨以來，最驕傲的一段時間。也不知是因為能穿上畢挺的「大禮服」，感到驕傲？還是因為能在這麼多人面前闡釋三民主義和國民黨對建設台灣的貢獻而驕傲？還是因為我是黨員、是三民主義巡迴教官而驕傲？
或許是殘留的黨員驕傲感影響，也或許是三民主義巡迴教官的背景，退伍回母校念研究所後，有好一段時間居然積極的參加了知青黨部辦的好些活動，橫向認識了不少他校的黨員高材生。
1979年，台美斷交，我剛返回母校念書，因緣際會，參加了由退伍三民主義巡迴教官組成的「中華民國人文科學會」，次年，人文科學會決議辦一份政論雜誌，對抗當時崛起的黨外雜誌。
我因政大外交系導師李偉成推薦，入社擔任編輯，也因此，認識了許多三民主義巡迴教官的前輩，埋下了日後我「被請辭」中國時報，轉任中央月刊副總編輯的因緣。
雖說，黨證畢竟不是飯票，但我也必須承認那本黨證，有形無形中，確實影響了我的服役歷程和早期的職場生涯。然而，緣起緣滅，怎麼來，怎麼去。1991年第二屆增額國代選舉的過程，終於讓我選擇離開了國民黨。
第二屆增額國大選舉是第一次政黨可以做廣告的大型選舉。當時我已離開媒體，和李志中、丁庭宇、陳哲明、李祖德幾位友人組成「英明決策顧問公司」，承包了國民黨的政黨文宣工作。
簡單地說，承攬這項業務的過程裡，我看到的是李登輝新威權的陰影逐步蔓延開來，我看到的是提名國代候選人對憲政的無知和黑金背景，也看到了國民黨馬屁文化的現代化和進階發展。
不久後，新國民黨連線從黨內崛起，再不久，我熱血加入新黨，成為新黨37位發起人之一。新黨成立後，我因浮沉商海，加上不樂見黨內人事傾壓，決心保留對公共事務的關心，逐步退出政黨，做一個快樂的無黨籍人士。
從那時起，我奔走兩岸數十個城市，眼觀大陸快速崛起，台灣逐步邊緣化，且台灣政黨個個不成材，決定自封為「魅力無法擋黨主席」，拋開藍綠黃白，笑看社會百態，且觀兩岸統獨發展。
近日，因黃國書擔任線民一事遭人起底，網路上也接連傳出呂秀蓮、陳水扁、謝長廷、吳淑珍、葉菊蘭、游錫堃、邱義仁、柯建銘等人早年入檔的資料。凡此種種，許多當事人眾口鑠金喊冤，指責國民黨威權統治，利用線民監控人民云云。因此勾起了我入黨的諸多回憶。
不過，前思後想，我一直很納悶，為什麼許多入黨的同輩人物會被吸收做線民、滲透監控特定對象？
而我，入黨多年的那些日子裡，儘管家境也清寒，儘管阮囊羞澀，卻從未有人試圖吸收我、利用我。是因為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是因為我沒有可被利用的價值？還是，我無所求於人？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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