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宇泰、徐超恩專欄】自民國105年（2016）12月，本文第一作者宇泰（毛帝勝）以過去大學3年的時間探討萬丹的人文地理，初步整理出36萬餘字的《初探萬丹史事》，但內文仍有許多未能盡述之事，其中即將在萬丹被人所遺忘的，便是有關鯉魚山的碉堡記憶。
為何這麼說呢？因為，這些日治時期軍事碉堡，目前不是被作為新園第一公墓的墓葬空間，就是被改建成祠廟的一部分。當初進行碉堡製作的「奉事工」，也因為年歲的制約而逐漸凋零。因此，在民國106年（2017），再次到鯉魚山考察，初步完成田野報告，即〈從巡檢司署到碉堡──淺談鯉魚山戰略地位變遷〉，之後民國109年（2020）又因屏東縣萬丹鄉藝術文化協會創會理事長李太豐老師的邀請，宇泰將部分內容改寫引入該會出版之《找尋被遺忘的萬丹歷史與記憶》一書。
事實上，自民國106至109年（2017-2020）這段期間針對鯉魚山的歷史研究並未完成，尤其是針對日軍碉堡型制與設置問題較不為其所擅長，故於民國109（2020）3月，邀請同為歷史學系同時有相關執業6年背景與經驗之第二作者徐超恩參與考察工作，並著重於日治時期鯉魚山空間的部分。故本文以第一作者的尚未公開發表原文草稿為基礎，再增加民國109（2020）以來，在鯉魚山地區內具有碉堡、燒磚廠遺構範圍，即屏東縣仙鯉路、高山路，的考察發現與進一步研究。
鯉魚山，別名萬丹泥火山、鯉魚仔山，古稱小滾水山、下赤山、赤山仔山。該山座於下淡水溪（今稱高屏溪）以南處，東港溪以北處。海拔約三十至五十公尺。由於其地貌有兩塊攏起的土丘，形似鯉魚，因此又被稱作「鯉魚山」或「兩魚山」。
距今約1500年前，鯉魚山與下淡水溪下游一帶便已發展出繁榮的延溪聚落，這讓許多中國、荷蘭、日本等國的商人、海盜（海商）都會透過水路與岸上原住民進行貿易。甚至在民國60年代（1970s）在地人更曾撿有「瑪瑙珠飾」、「玉環」、「青花瓷」等物。根據近代的中研院於該區的考古研究，李國銘曾在〈下淡水往事追憶〉表示：
「萬丹鄉香社村境內的下社皮史前遺址還顯示，可能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有聚落建立在這個離下淡水溪不遠的地方。」
尤其下淡水溪（高屏溪）過去溪面廣闊，使其形成一個天然的良港，由於這個內港靠近鯉魚山，因此在清初統治之時被漢人稱為「赤山溪」、「萬丹港」（非清代左營之萬丹港）或是「中港」。 於17世紀，愈來愈多漢人在下淡水溪出海口處與鯉魚山一帶之原住民進行貿易。直到清帝國治理臺灣，開始將下淡水溪以南之區域納入統治版圖中，並稱該地區為「下淡水」。 而在屹立於下淡水溪南岸之鯉魚山，除了在當地原住民眼中有著聖山般的地位（認為鯉魚山的泥火山爆發是改朝換代的預兆），在漢人眼中亦有著如戰略地位一般的地位。
自從清人領臺後，除了積極地對原先鄭氏東寧國（1662-1683）的統治區域強化管控，同時也對鄭氏未完全掌控處延伸管控，像是位於原鄭氏萬年州（原萬年縣）以南之下淡水地區。為了深入掌控下淡水地區，清廷先將下淡水併入原萬年州行政區改制為鳳山縣，後再下淡水設置巡檢司，以便於治理這塊漢人稀少又陌生新領地。起初，下淡水巡檢司設置於東港，清康熙51年（1712）下淡水巡檢司才正式遷至下淡水溪南岸之鯉魚山山頂。根據陳文達纂之《鳳山縣志》記載：
「淡水巡檢司署：原在下淡水東港；水土毒惡，歷任皆卒於官，甚至闔家無一生還．康熙五十一年，巡檢趙元凱移建下淡水赤山之巔（作者按：鯉魚山頂）。秩滿，轉遷。淡水司之陞始此。今仍之。」
從地理上來看，設置於鯉魚山頂的巡檢司署除了座於下淡水溪與東港之間，可便於管控山麓一帶聚落以及稽查鯉魚山南北兩處之港口。且，巡檢司署位在下淡水溪南岸平原的最高處，也表示著清廷在此地所樹立起的威信。
清廷雖說將巡檢司署設置於鯉魚山山頂，由於下淡水地區為未完全「開發」之地區，使得來此赴任的歷任巡檢司皆因水土不服染病殉職，使得官方開始打算將巡檢司署裁撤至他處。 然而，在清康熙60年（1721）農曆四月，杜君英起義抗清，佔領鯉魚山山麓的新園庄，不久之後，杜君英與同為反抗清帝國的朱一貴勢力整合，釀成轟動全島的朱一貴事件。
農曆5月，朱一貴勢力佔領了臺灣府城、諸羅縣城等漢人聚落，僅差下淡水溪以南地區尚未佔領。於是在農曆6月中旬，朱軍溯溪登岸，全面進攻鯉魚山與新園一帶，並佔領統治下淡水地區的最高統治機構（巡檢司署）以及能掌控下淡水溪與東港的平原至高點。當時，朱軍想藉著佔領鯉魚山與之巡檢司署表明著其已經擁有著對整個下淡水地區的合法統治權。只是這個現象沒有維持很久，很快地，在農曆六月底，1萬2千餘名萬丹客家壯丁在萬丹上帝廟（今萬泉寺北極殿）高舉大清皇帝萬歲牌，組織七營義軍（之後演變為六堆），擊潰入侵下淡水的朱一貴軍隊，也成功地將鯉魚山與巡檢司署奪回。
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清帝國勢力又進一步地下淡水以南地區進行拓展，由於對南部地區的生疏，官方在清雍正9年（1731）年正式決議將下淡水巡檢司署遷至大崑麓（今屏東縣枋寮鄉）進駐。雖說官設巡檢司署南遷，但原置於鯉魚山的巡檢司署之官衙仍完善的保留著，並以「萬丹巡檢司署」做為區別。作者相信，清帝國官方應有派駐人員進駐於此。
然而，在巡檢司署南遷的指示還不到一年，清雍正10年（1732）農曆四月，原朱一貴的殘黨吳福生率眾於鳳山縣岡山起事抗清，並迅速地南下佔領萬丹巡檢司署，並將衙署建物焚毀，以防清軍反攻時進駐原巡檢司署處以便於對吳福生勢力的作戰。關於此，在《重修鳳山縣志》中記載道：
「南路流棍吳福生，乘北路番變未靖，與商大概等謀搶陴頭。事覺，臺鎮王郡遣游擊理容引兵應援。福生等於三月二十八日夜焚岡山營，二十九日復焚舊社汛塘；虎頭山、赤山各處稀樹賊旗。」
雖說吳福生反清事件很快地被官軍與侯心富所領導的六堆軍隊平定，官方也有此更加肯定鯉魚山一帶的重要性。因此，為了維持原先下淡水巡檢司在下淡水溪與東港一帶平原所進行的稽查工作，於是改設置縣丞署於下淡水。由於原先巡檢司署已經被吳福生黨人焚毀，因此新設之縣丞署設置於下淡水溪與東港流域之間的聚落──萬丹街。此外，官方亦在鯉魚山山麓設置新園汛（後改為塘）以作防守工作。
只是在清末，官方開始將綠營的汛塘進行整併與裁撤，在清光緒二十年（1895）出刊的《鳳山縣采訪冊》記載：
「新園塘，在港西里新園街，縣東二十里，舊有營盤，同治六年被水衝壞，現租民房二間、駐額外一員、兵二名。」
雖說在鯉魚山一帶的汛塘營盤因下淡水溪暴漲或改道而被沖毀，但官方仍舊承租民房給予駐守官兵進行辦公與協防。一直到清光緒21年（1895）5月，日本人進駐臺灣島開啟日治時代為止，鯉魚山或是下淡水溪一帶始終為清帝國官軍駐防的重要地段。然而，在進入新的時代以後，日本人是否會承襲呢？並會如何規劃呢？而這個重要見證，即是碉堡。究竟碉堡有何秘辛呢？我們下一回繼續探討。
第一作者宇泰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王氏研創文史主編；第二作者徐超恩為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學士、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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