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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傳媒宇泰、徐超恩專欄】清光緒20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清帝國戰敗，隔年在日本下關的春帆樓和議並簽訂《馬關條約》，清帝國被日方強迫將臺灣、澎湖等領地割讓予日本轄管。在明治29年（1895）5月，條約生效正式治理臺灣與澎湖。起初，日軍在臺的駐防是以前清的重要的駐軍據點（如：港灣、山邊）作為首要防守地帶，而在下淡水溪與東港間的鯉魚山在日治初期並未被日軍規劃為駐軍重點。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鯉魚山一帶基本上處於廢棄狀態，前清綠營所設置的營盤也已經荒廢多時。 昭和18年（1943），日本已經對外發動大東亞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當時在美軍跳島作戰的情況下，日軍研判美軍奪島的登陸點於枋寮佳冬一帶，因此加強屏東地區的防禦工事，但因品物資短缺，軍事防禦設施的構築也隨之改變，鯉魚山位於平原的制高點，因此便利用地勢優勢，將部分軍事設施地下化，藉此解決物資短缺的問題。 因此，日軍在臺灣各個港灣與溪口開始興建防禦碉堡，以防盟軍登陸臺灣，取得絕佳的作戰地理。其中在臺灣東北的頭城金面山以及西南的萬丹鯉魚山處開始進行碉堡群興建工作。在這裡，第二作者引用洪致文先生在民國104年（2015）1月26日，魚其部落格「飛機場的測候所」發表的〈二戰時日本軍隊的「臺灣限定」防空塔〉內文指出： 「依照一份二戰中後期的『臺灣島築城計畫』的概要描述，為了阻止盟軍登陸，一些要地的防禦築城必須先行完成，因此對於臺灣全島一些重要區域的防禦工事以及佈屬有了一些概要性的指示。「臺灣島築城計畫」的附錄中，有一個永久陣地（防空塔陣地）的介紹，表是其建構的主要目的在於敵軍降落傘部隊的攻擊與殲滅，以及作為野戰築城的骨幹。而在設計上的要領，則希望以三座為一群，數群互相支援的模式，並有地下連通道相接來構築。」 從洪先生的文章可知防禦設施採用吊鐘型的設計，外表與馬特洛塔極為相似，而傳統的馬特洛塔作為海岸防禦主要防禦功能設計，建築的頂端可設置火炮，底層放置但要與物資。多角度旋轉的設計，能夠讓攻擊範圍更加廣闊，是海岸防禦的重要措施。而日軍則是採用鋼筋混凝土的設計，結構上更加穩固，塔頂的砲也從岸防轉化成防空等多功能用途。 在設計上，地下層為物資與彈藥存放處，第一層為砲臺，第二層則是槍孔或是機槍臺，頂層為防空砲。塔臺就功能設計而言從對空、對地的防禦或是遠程的打擊，在戰略上有極大的作用，因此在臺灣各地都有遺留下外表似吊鐘的軍事設施。儘管全臺各地的塔式軍事設施外表相似，但於細部仍有的差異，包含高度、頂部等。雖說日軍在臺建築設計有所規範，卻因資源、地形或施工而有所差異，也造就出外表如吊鐘的軍事設施仍是日軍在臺的特殊軍事建築。 鯉魚山的碉堡建設工程的起頭，當局為了因應戰事，徵調了住在鯉魚山一帶聚落（萬丹的番社庄與新園的山仔腳庄）的居民們來進行碉堡建造工程，當時這批協助碉堡建設的人被稱為「奉事工」。當年奉事工所做的工作除了是開鑿鯉魚山的山洞之外，日軍也安排他們到鯉魚山山麓的磚仔窯（燒磚廠）進行挖山取土（挖山洞取出的土）以及燒製磚頭建設碉堡。由於此工程浩大，即使日軍強制徵調了鯉魚山一帶的居民來建造碉堡也仍舊無法在工期完成進度，於是日軍開始不分年齡式的大量徵調居民前來，從另一座屬地──朝鮮徵調軍伕前來參與工程。 在整個工程建設過程，奉事工的年齡層最小的僅僅12歲，而最長的也有60餘歲，從這裡來看，可以說是出動整個聚落的力量在建設碉堡。當時，每個參與工程的人們所領取的薪資也僅僅只有4元（臺灣銀行券），而童工僅獲取1毛5的工資。此外，日軍雖於鯉魚山山麓建立大量的磚仔窯作為建設碉堡的原料輸出處，只是供不應求，燒磚進度仍然無法滿足工程進度的要求。於是乎，日軍下令將鯉魚山山麓的民宅拆毀，作為製作碉堡的原料，而無辜被拆屋的居民們亦被強制徵招去參與碉堡建設工程。 昭和20年（1945）初，在下淡水溪口與鯉魚山所建設的碉堡群竣工，根據時年16歲，曾奉命擔任「奉事工」的萬丹耆老李國麟先生（1926年次/引自萬丹鄉新興國小）口述： 「相互通往的密道約一個人舉起手來還摸不到頂，完工後，它曾花了一個多小時探訪各密道，但還無法走完，密道內可扛著彈藥、兵器互通。而沿著鯉魚山山勢兩側，砲臺碉堡就有三十四座。從目前僅存的碉堡位置觀察，這些碉堡大致上分佈在方圓一公里的範圍內，以鯉魚山最高點的主碉堡為中心指揮所，沿著鯉魚山山崗兩側開挖，地下中央有一條主隧道，寬度可以容納一輛小型車通行，主隧道又有分支隧道通達各碉堡，可供單人或雙人通行，整個鯉魚山軍事設施包括指揮部、會議室、碉堡、廚房、寢室及通風用的天井。」 碉堡落成後整體戰況並不如日軍所想，盟軍不僅沒有對臺灣採取登陸作戰，反之，盟軍派遣B-25型戰機轟炸臺灣全島。在昭和20年（1945）2月10日下午時，盟軍戰機群飛過潮州、萬丹、屏東市，並開始大規模的轟炸，使日本政府的行政機構與日軍在各地的部署駐地受到極大的損毀，其中鯉魚山碉堡群也受到波擊。坐鎮碉堡的日軍長官下令奉事工進行碉堡搶修工作，由於歷史不可妄猜，人們都不知道接下來盟軍會採取何種攻勢，因此，日軍仍在下淡水溪口之鯉魚山碉堡群進行加強駐防。關於此事，李國麟先生記憶道： 「當時一個日本兵爬在樹上瞭望敵機，美國軍機一來，他馬上從樹上跳下，大喊趴下，一群做奉事工的民兵迅速跳到水溝中趴著，一動也不動，敵機從下淡水溪飛來，一陣掃射的槍砲聲，像是要奪走人的魂魄，個個嚇得臉色發青。當時飛機是從下淡水溪方向飛入鯉魚山碉堡區，目標是轟炸屏東地區的糖廠，行經本處用重機槍延著碉堡群一陣掃射，那子彈有如手指中指般這麼粗，可是當時日軍駐紮部隊並無回擊，是因為碉堡的設置主要是對付登陸美軍，日軍的長官不想過早暴露目標，以免被炸。」 只是駐守在碉堡的日軍永遠也等不到盟軍登陸的那一天，在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十五日，裕仁天皇對日本全國軍民「玉音放送」，表示日本願意接受同盟國所提出的《波茨坦公告》結束戰爭。而日軍也在同年的十月二十五日正式從臺灣與澎湖撤離，日治時代結束。而原先所設置的碉堡也逐漸被荒廢，尤其當年日軍所留下來的磚仔窯皆改頭換目成了新式的制磚工廠，並開始將鯉魚山上的碉堡進行拆除工作，以重新燒製成磚料。此外，因為戰略型態改變，碉堡被新接管臺灣的中國軍隊（國民革命軍）摒棄，同時自古以來鯉魚山本身也被人們視為一塊風水寶地，於是開始將碉堡拆除，破土興墓，最終被中華民國政府規劃為「新園鄉第一公墓區」。 鯉魚山作為軍事地理空間始於清初之下淡水巡檢司署，除了管制下淡水地區之萬丹街、新園街等地秩序維護，兼轄下淡水溪與東港溪之流域，可以說是清軍掌握該地區的核心關防處。自從朱一貴事件以來，該處為兵家必爭之地，儘管巡檢司署之後被裁撤，之後的歷史事件仍就以此作為爭奪的重要軍事據點。 時至日治時期，該鯉魚山地區最初並不為軍事場域，不為日軍重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軍逐漸不敵美軍為首的同盟國軍隊，並且預估美軍可能從南臺灣西南沿海奪島。當時因品物資短缺，軍事防禦設施的構築也隨之改變，鯉魚山位於平原的制高點，因此便利用地勢優勢，將部分軍事設施地下化，藉此解決物資短缺的問題。但這系列的軍事設施並沒有真正派上用場，因為當時美軍對臺採取全面性空襲，反而轉為防空洞與機槍塔之對空作戰功能。民國34年（1945）10月25日，中華民國正式接管臺灣，當時海峽防禦前線以福建省之金、馬地區為主，而西南沿岸碉堡，也因戰略情況改變，而逐漸廢棄，並成為墓區。 第一作者宇泰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王氏研創文史主編；第二作者徐超恩為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學士、文史工作者 延伸閱讀： 宇泰、徐超恩》萬丹鯉魚山戰略地位變遷（上）：清軍巡檢司署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愛傳媒立場

【愛傳媒宇泰、徐超恩專欄】自民國105年（2016）12月，本文第一作者宇泰（毛帝勝）以過去大學3年的時間探討萬丹的人文地理，初步整理出36萬餘字的《初探萬丹史事》，但內文仍有許多未能盡述之事，其中即將在萬丹被人所遺忘的，便是有關鯉魚山的碉堡記憶。 為何這麼說呢？因為，這些日治時期軍事碉堡，目前不是被作為新園第一公墓的墓葬空間，就是被改建成祠廟的一部分。當初進行碉堡製作的「奉事工」，也因為年歲的制約而逐漸凋零。因此，在民國106年（2017），再次到鯉魚山考察，初步完成田野報告，即〈從巡檢司署到碉堡──淺談鯉魚山戰略地位變遷〉，之後民國109年（2020）又因屏東縣萬丹鄉藝術文化協會創會理事長李太豐老師的邀請，宇泰將部分內容改寫引入該會出版之《找尋被遺忘的萬丹歷史與記憶》一書。 事實上，自民國106至109年（2017-2020）這段期間針對鯉魚山的歷史研究並未完成，尤其是針對日軍碉堡型制與設置問題較不為其所擅長，故於民國109（2020）3月，邀請同為歷史學系同時有相關執業6年背景與經驗之第二作者徐超恩參與考察工作，並著重於日治時期鯉魚山空間的部分。故本文以第一作者的尚未公開發表原文草稿為基礎，再增加民國109（2020）以來，在鯉魚山地區內具有碉堡、燒磚廠遺構範圍，即屏東縣仙鯉路、高山路，的考察發現與進一步研究。 鯉魚山，別名萬丹泥火山、鯉魚仔山，古稱小滾水山、下赤山、赤山仔山。該山座於下淡水溪（今稱高屏溪）以南處，東港溪以北處。海拔約三十至五十公尺。由於其地貌有兩塊攏起的土丘，形似鯉魚，因此又被稱作「鯉魚山」或「兩魚山」。 距今約1500年前，鯉魚山與下淡水溪下游一帶便已發展出繁榮的延溪聚落，這讓許多中國、荷蘭、日本等國的商人、海盜（海商）都會透過水路與岸上原住民進行貿易。甚至在民國60年代（1970s）在地人更曾撿有「瑪瑙珠飾」、「玉環」、「青花瓷」等物。根據近代的中研院於該區的考古研究，李國銘曾在〈下淡水往事追憶〉表示： 「萬丹鄉香社村境內的下社皮史前遺址還顯示，可能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有聚落建立在這個離下淡水溪不遠的地方。」 尤其下淡水溪（高屏溪）過去溪面廣闊，使其形成一個天然的良港，由於這個內港靠近鯉魚山，因此在清初統治之時被漢人稱為「赤山溪」、「萬丹港」（非清代左營之萬丹港）或是「中港」。於17世紀，愈來愈多漢人在下淡水溪出海口處與鯉魚山一帶之原住民進行貿易。直到清帝國治理臺灣，開始將下淡水溪以南之區域納入統治版圖中，並稱該地區為「下淡水」。而在屹立於下淡水溪南岸之鯉魚山，除了在當地原住民眼中有著聖山般的地位（認為鯉魚山的泥火山爆發是改朝換代的預兆），在漢人眼中亦有著如戰略地位一般的地位。 自從清人領臺後，除了積極地對原先鄭氏東寧國（1662-1683）的統治區域強化管控，同時也對鄭氏未完全掌控處延伸管控，像是位於原鄭氏萬年州（原萬年縣）以南之下淡水地區。為了深入掌控下淡水地區，清廷先將下淡水併入原萬年州行政區改制為鳳山縣，後再下淡水設置巡檢司，以便於治理這塊漢人稀少又陌生新領地。起初，下淡水巡檢司設置於東港，清康熙51年（1712）下淡水巡檢司才正式遷至下淡水溪南岸之鯉魚山山頂。根據陳文達纂之《鳳山縣志》記載： 「淡水巡檢司署：原在下淡水東港；水土毒惡，歷任皆卒於官，甚至闔家無一生還．康熙五十一年，巡檢趙元凱移建下淡水赤山之巔（作者按：鯉魚山頂）。秩滿，轉遷。淡水司之陞始此。今仍之。」 從地理上來看，設置於鯉魚山頂的巡檢司署除了座於下淡水溪與東港之間，可便於管控山麓一帶聚落以及稽查鯉魚山南北兩處之港口。且，巡檢司署位在下淡水溪南岸平原的最高處，也表示著清廷在此地所樹立起的威信。 清廷雖說將巡檢司署設置於鯉魚山山頂，由於下淡水地區為未完全「開發」之地區，使得來此赴任的歷任巡檢司皆因水土不服染病殉職，使得官方開始打算將巡檢司署裁撤至他處。然而，在清康熙60年（1721）農曆四月，杜君英起義抗清，佔領鯉魚山山麓的新園庄，不久之後，杜君英與同為反抗清帝國的朱一貴勢力整合，釀成轟動全島的朱一貴事件。 農曆5月，朱一貴勢力佔領了臺灣府城、諸羅縣城等漢人聚落，僅差下淡水溪以南地區尚未佔領。於是在農曆6月中旬，朱軍溯溪登岸，全面進攻鯉魚山與新園一帶，並佔領統治下淡水地區的最高統治機構（巡檢司署）以及能掌控下淡水溪與東港的平原至高點。當時，朱軍想藉著佔領鯉魚山與之巡檢司署表明著其已經擁有著對整個下淡水地區的合法統治權。只是這個現象沒有維持很久，很快地，在農曆六月底，1萬2千餘名萬丹客家壯丁在萬丹上帝廟（今萬泉寺北極殿）高舉大清皇帝萬歲牌，組織七營義軍（之後演變為六堆），擊潰入侵下淡水的朱一貴軍隊，也成功地將鯉魚山與巡檢司署奪回。 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清帝國勢力又進一步地下淡水以南地區進行拓展，由於對南部地區的生疏，官方在清雍正9年（1731）年正式決議將下淡水巡檢司署遷至大崑麓（今屏東縣枋寮鄉）進駐。雖說官設巡檢司署南遷，但原置於鯉魚山的巡檢司署之官衙仍完善的保留著，並以「萬丹巡檢司署」做為區別。作者相信，清帝國官方應有派駐人員進駐於此。 然而，在巡檢司署南遷的指示還不到一年，清雍正10年（1732）農曆四月，原朱一貴的殘黨吳福生率眾於鳳山縣岡山起事抗清，並迅速地南下佔領萬丹巡檢司署，並將衙署建物焚毀，以防清軍反攻時進駐原巡檢司署處以便於對吳福生勢力的作戰。關於此，在《重修鳳山縣志》中記載道： 「南路流棍吳福生，乘北路番變未靖，與商大概等謀搶陴頭。事覺，臺鎮王郡遣游擊理容引兵應援。福生等於三月二十八日夜焚岡山營，二十九日復焚舊社汛塘；虎頭山、赤山各處稀樹賊旗。」 雖說吳福生反清事件很快地被官軍與侯心富所領導的六堆軍隊平定，官方也有此更加肯定鯉魚山一帶的重要性。因此，為了維持原先下淡水巡檢司在下淡水溪與東港一帶平原所進行的稽查工作，於是改設置縣丞署於下淡水。由於原先巡檢司署已經被吳福生黨人焚毀，因此新設之縣丞署設置於下淡水溪與東港流域之間的聚落──萬丹街。此外，官方亦在鯉魚山山麓設置新園汛（後改為塘）以作防守工作。 只是在清末，官方開始將綠營的汛塘進行整併與裁撤，在清光緒二十年（1895）出刊的《鳳山縣采訪冊》記載： 「新園塘，在港西里新園街，縣東二十里，舊有營盤，同治六年被水衝壞，現租民房二間、駐額外一員、兵二名。」 雖說在鯉魚山一帶的汛塘營盤因下淡水溪暴漲或改道而被沖毀，但官方仍舊承租民房給予駐守官兵進行辦公與協防。一直到清光緒21年（1895）5月，日本人進駐臺灣島開啟日治時代為止，鯉魚山或是下淡水溪一帶始終為清帝國官軍駐防的重要地段。然而，在進入新的時代以後，日本人是否會承襲呢？並會如何規劃呢？而這個重要見證，即是碉堡。究竟碉堡有何秘辛呢？我們下一回繼續探討。 第一作者宇泰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王氏研創文史主編；第二作者徐超恩為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學士、文史工作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