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楊秉儒專欄】1927年2月20日，臺灣社會運動者黃旺成以筆名「菊仙」在《臺灣民報》上撰文，他認為，當時的日本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出了「治台三策」：「第一，臺灣人貪財愛錢，可用利益誘惑；其次，臺灣人貪生怕死，得用高壓手段威脅；第三，臺灣人非常愛面子，可用虛名攏絡。」
後來這種說法衍生為評斷臺灣人民性格的知名論點，即：「貪生怕死、貪財、愛作官」（又稱「愛錢、怕死、愛面子」）。
此論點認為，後藤新平採用了「糖果與鞭子」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對待異議人士，另一方面積極致力於建設臺灣經濟，實際上是為了有效控制臺灣人民，並且將臺灣豐富的糖、米、木材等資源運回日本。
黃旺成（1888年7月19日－1978年3月3日），亦即陳旺成，筆名菊仙，生於清治臺灣臺北府新竹縣竹塹堡赤土崎莊（今新竹市東區建功聯里一帶），社會運動者，臺灣日據時代參與過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為臺灣民眾黨的創立委員之一。此外，日治時期曾擔任過公學校教師、《臺灣民報》記者、新竹市議員。
1942年，受施儒珍等人被捕的影響，被日本警察拘留200多天。二戰後，擔任過《民報》總主筆。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遭國民政府通緝後逃往中國大陸；隔年返臺，在其學生新竹防衛司令部司令蘇紹文協助下無罪開釋。
之後擔任過臺灣省參議員，入臺灣省通志局任編纂兼編纂組長，並在1952年擔任新竹縣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長年參與黨外運動的律師黃繼圖，即為黃旺成之子。
要證實黃旺成的評論，只要單從以下幾件事來分析即可得證：
後藤新平是於1898年2月26日，由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任命其為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民政長官，兒玉源太郎重用後藤新平，後藤新平也在其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任內，對臺灣進行土地調查、戶口普查及風俗習慣調查，推展「生物學」的殖民政策，促進科學、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與治安警察等發展，並收編抗日份子，攏絡臺灣的門閥士紳，奠定日本在臺灣往後的殖民統治基礎。臺灣今天的縱貫鐵路，絕大部分就是在後藤新平的任內所完成的；在臺灣林業史上曾經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鐵路，也是後藤新平主導興建的。這些交通建設，都是為了讓日本殖民政府能夠更有效率地將當時臺灣盛產的稻米、蔗糖、林木運輸到港口，送回日本。
具有醫學博士背景的後藤新平，對於衛生的要求，自然不在話下；臺灣當時有許多傳染病，甚至曾經因鼠疫而死了4500人，而且，1895年日軍接收臺灣之初，因各種疫疾染病死亡的日本軍人，竟然比與抗日義勇軍作戰致死的人數還多。
後藤新平認為，要保護當時在台日本人的健康安全，充實衛生設備、建設上下水道避免病菌與傳染媒介孳生，是最大的重點。日本剛開始統治台灣時，軍用水道只有基隆與淡水兩處，後來在後藤新平積極推動下，台灣的上下水道比日本國內還要早完成。
1898年，後藤新平設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自己擔任局長。後藤新平對手下再三交代，進行土地測量時要尊重當地人的感情，要尊重他們的祖墳。
1904年，土地調查告一段落，台灣總督府並以公債向大租戶強換農田，使得臺灣總督府成為台灣最大地主，增加後來稻米、蔗糖的輸日，其規模經濟更讓小租戶與佃農無法與殖民政府競爭而達到經濟控制的手段。
後藤新平曾說：「殖民地行政計畫，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
基於以上的概念，後藤新平也廢除了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時代的「三段警備法」，改以強化日本警察在臺灣民間的權力，讓警察深入臺灣民眾，孤立抗日游擊隊，並且對抗日游擊隊招降。
後藤新平有鑑於台灣義民抗日活動頻繁，便把乃木希典總督試行的「土匪招降策」在全臺灣各地推行，但卻在招降抗日分子後，一網打盡進行槍決，最著名的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25日，在斗六、林圯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等「歸順式場」中，後藤新平下令將被誘降而來的「歸順匪徒」全部當場屠殺。在儀式會場上「臨機處置」或其他方式「斷然處置」的臺灣抗日義民，據後藤新平在所著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自承，屠殺的「叛徒多達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人」。
到了1902年，幾乎已經看不到抗日游擊隊的蹤影。這些冤魂當中，就包括了被高屏豪商、紳士陳中和、臺南廳許廷光、鳳山廳區長陳少山、阿緱廳區長蘇雲梯等人勸降的抗日大將林少貓。而這位阿緱廳區長蘇雲梯，就是現任民進黨籍行政院院長蘇貞昌的親伯公。
拉攏臺灣士紳，假意招降收編抗日分子再予以誅殺來殺雞儆猴，著實驗證了黃旺成所分析的後藤新平「治台三策」：「第一，臺灣人貪財愛錢，可用利益誘惑；其次，臺灣人貪生怕死，得用高壓手段威脅；第三，臺灣人非常愛面子，可用虛名攏絡。」
後藤新平在臺灣的一切施政建設，從來都不是為了臺灣人，而是為了日本。一直到了晚年，後藤新平還經常對身邊人講：「建設殖民地，首先要考慮修建的是學校，其次是興建寺廟，然後是醫院，只有這樣做才可以讓移居過來的居民長治久安。」
站在社會科學的立場、民族的尊嚴來評斷，我們臺灣人民絕對沒有感謝後藤新平的道理。因為後藤新平在臺灣開辦學校、醫學院、蓋醫院、建設鐵路、上下水道、提升台灣人民知識水平與環境衛生條件的目的，不是在搞慈善事業，更不是為了臺灣島民的真正健康、福利來辦的；後藤新平真正目的在於，為日本資本家準備一塊健康且肥美豐腴的投資地，為資本家提供既健康、具有一定智識水準又高效率的勞動力，方便日本政府更有效率的利用臺灣的人力資源徹底掠奪臺灣豐富的天然資產。
「後藤新平治臺」不是神話，而是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合為一個整體的共謀。每一個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也都具有其成為被殖民的「客體」的條件。我們臺灣島民雖被逼當了「客體」、飽嚐了不少的苦頭，但是絕對不能再有「戀殖情結」，把奴役臺灣人的殖民統治者當作慈悲為懷的母國！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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