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郭冠英專欄】我對習賢德記得最深的,是他寫的「二二八時,誰殺了這個空軍小兵?」一文。(1997.2.5聯合報)
5月22日中午,我起床,看到微信:「習賢德昨猝逝。」我很驚訝,因為他12號才請我吃飯。那天之前,剛好是疫病爆發,我還是去了,他邀了18人,主要是因疫病,只有8人群聚。
知他逝,有幾個人來問我到底是如何,他們都很可惜沒有去那天的群聚,沒見習的最後一面。這我才知我是我是「補滿伍」的。被邀的郭克勇是10號邀,不能來,他就問習,你找了郭冠英沒?習說,有。其實他是到了11號才找我,說:「明天中午,我宴客,歡迎閣下同樂。」大概是怕我多講話,但是那天都是空軍,主客還是U-2飛行員張立義的兒子,他也不能來,結果當天還是我在講。
習老喜歡勸菜,老毛病。我還制止他,說,你這些爛菜,我們老了都各有所好,你怎知人家喜歡什麼?有次是我請客,他也給人挾菜。習又好客,叫了十多人份的菜,結果「又是我,帶一大堆菜回家,有一盤肉放冰箱現在還沒吃完,等一下去吃,紀念他。」
我因為去拿菜,晚出來,我以為大家在門口沒拍照,後來郭克勇轉來一張合照,才知有拍,我就在趕上了在習身邊。
習每次給我大量的微信,多了我有時沒看,到後來我翻前面的老訊,才知餐後他立刻寄了五張照給我,還留言:「後會有期!健康第一!」
巧的是,前些天我翻日記,剛好看到2019年6月12日記:「午起,習告張立義去世。…」而我沒想到的是,我看日記那天正是12日。
習的葬禮是6月7日舉行,是他70歲的生日。
郭克勇寫了「看不見,可是你依舊存在」來悼念這位空軍子弟。
He was a man who didn’t have a lazy bone in his body—by Gay Talese
郭說:「1997年我任職駐美舊金山辦事處時,無意間在聯合報海外版,看到一位署名習賢德所寫「二二八時,誰殺了這個空軍小兵」的投書,那年正好是事變50週年,國內在民進黨推波助瀾下,將這樁歷史不幸事件,煽動民眾走向族群撕裂、仇恨外省人的社會運動,在如此氛圍之下,看到有人挺身而出,為一位遠從安徽隨軍來台的孤身士官許天保,在事變期間,駐守空軍嘉義機場時遭到暴徒殺害,至今仍未平反,也沒得到賠償,憤而投書發出不平之聲,讓我深受感動,只是無緣親見本尊,引以為憾。」
後來是23年後,2020年感恩節前夕,郭克勇與習才初次見面;後又與最後一名U2的飛行員蔡盛雄見面,看到習對空軍歷史的熟悉與專業,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他只與習相識180天,郭說這是他交往最短的摯友。
郭說:「習精力充沛,講話中氣十足,對採訪與寫作有著無限的熱情,結果卻在創作力仍然旺盛的階段,戛然而終。」
習賢德最推崇U-2陳懷,曾拍了他的紀錄片。2012年9月,陳懷殉職50周年,習又安排陳的大陸家屬來台弔祭,受到官方殊榮禮遇。
習當過短暫的外交官,後來還是做新聞工作,任輔大傳播學院副院長。我都忘了他有高血壓、做過心導管手術,他是21號下午是順道給老同事送防疫物品時,忽然休克倒地驟逝。
習講話總是,激動亢奮,心膽俱裂,尤其談到228被扭曲的歷史。
習找到的空軍小兵是許天保,228時在嘉義水上機場被暴徒殺害。
習說:「四十多年來,其遺骸就一直平靜地安厝於新店碧潭空軍公墓95號墓位。碑文刻載,許氏是為保衛基地陣亡。這很可能是唯一刻載軍職人員在228死難的碑記(當時福隆的汪烏家碑尚未發現)。
筆者是第二代外省人,至今不忘在屏東出生,眷念育我長我的雲林縣南陽國校。因此,有人詢及籍貫,筆者總是亦莊亦諧的告訴對方,正確說法應該是:江西省屏東縣北港鎮人。但是官方的身分證已經無法證明我的先祖源自江西,戶籍資料也無法證明我在北港媽祖廟鼎盛的香火中長大。
可這並不能減損我對第二故鄉的認同,深信還有許多外省子弟也有相同的情懷,凡是在228後出生的一代,究竟有什麼理由必須承受228式的原罪和仇恨?
台灣不可能一直靠省籍鬥爭來檢視民主純度,更不可能靠無止盡的仇恨做為奪權手段。台灣的未來又如何能託付於如今沉醉於造神和建國運動的朝野先知們。在二二八強調寬恕,卻仍令人感到一絲陰冷的氣氛中,值得秉權者深省。」
習後來又出了《警察與二二八事件》一書,卻因此以否定二二八而被威脅求處五年徒刑。他悲憤的寫了「當我為228出版坐牢,誰為我坐監惜別」(2016.2.29聯合)一文:「退休前夕,驚覺「躺著也中槍」竟非童言兒戲。綠營要求增列違反憲法保障的基本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否定二二八罪責」;更嚴重違反且羞辱了「台獨建國烈士」鄭南榕高舉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敢問藍營諸友:有誰願挺身為無辜受辱的學者舉辦「坐監惜別」?或再次衝撞立法院,讓世界看到覺醒憤怒的「青天白日花」?」
2018年8月,習突然說,我們去五股看看賈景德、吳鐵城、陳儀的墓地。那次我在一石坊前拍了兩張同一角度的照片,連著看,習賢德好像是個突然出現又消失的幻影。
我反覆看了很久。
習最後一個視頻是:「你最後的十年會是什麼情況?」叫人不要活在病痛裡多年而離世。
習賢德倒沒有,他快樂缺氧而終。
須文蔚在懷念文說:「他是個極度認真的記者,他說過在聯合報擔任記者時的一個故事,我常在課堂上轉述。
1980年代末,黨國大老張群病危,聯合報的一位長官交代他截稿後,到榮總的加護病房外守著,萬一印製前傳出噩耗,務必及早告訴編輯檯,好把紀念專輯排上第二天的報紙。可沒想到老先生相當硬朗,幾週都挺了下來。
一天,加護病房的護士走出來對他說:「張家的後代,就屬您最孝順,每晚都守在這裡!」
還有在《端》傳媒上有則報導,出現了他的身影:「2016年的一個攝影棚裏,媒體人及政治評論者郭冠英訪問習賢德,郭冠英說:「請你等一下說明,當時為什麼群眾會打嘉義機場?警察怎麼被打死的?這根本是場『暴亂』。」
習賢德說:「這樣吧,不管228事件是怎麼樣的50周年60周年70周年,我在公開場合都會先問三個問題,如果我有機會倒轉時空,我面對那些受難者,我面對那些暴徒,我面對所有的目擊者,我都共同問三個問題。第一個,你們殺人沒有?第二個,你們有沒有亂殺人?第三個最重要的,你們殺了外省人沒有?因為很多人講,外省人沒死,因為舉不出憑證,但是我花了3、40年的時間研究中華民國空軍保護台灣,而空軍的主力部隊幾乎都是外省人。就在碧潭空軍烈士公墓95號墓位,就有許天保這位空軍烈士,當年就為了保衛嘉義基地而陣亡的。我在聯合報寫讀者投書,王曉波都給我寫信,我很意外。
有一位在台南住在南門路地的一位叫何邱蕙的老太太,他說那一天她先生跟這位烈士,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保衛嘉義基地。然後其他人的陣亡。因為暴徒過度的兇悍,過了不久就搭了空軍的專機回到南京。
我不知道現在談228的這些人,獨派的朋友們、對手們,他們怎麼說228是單純的政治改革?他們所講的官逼民反,官逼?逼到去占了水上機場。我做為一個空軍的子弟,我深深的不以為然。
馬英九年年哭,我讀者投書建議他到碧潭空軍烈士公墓,他只到陳懷這些著名的烈士前面行禮,就是不敢到許天保前面去行個禮。
而許天保這個烈士呢,除了台南的那個老太太,在安徽的家屬還來的一封信。大感意外,還把家譜都寄來了,來這封信幹甚麼呢?據報當地的台辦也知道,可以申請新台幣600萬,信問到我,我說對不起,你一毛都領不到。因為按照當時相關的條例,軍公教頂多就是補償,空軍烈士又不是飛行員,恐怕就這樣草草了事。不要說我們基金會去年還補償了一個日本受難者,我們慰安婦一毛都沒賠到。這筆糊塗帳啊,我作為一個納稅義務人,交了這麼多年的稅,覺得我們花了新台幣72億這個賠償金,到現在也沒有換到社會的和諧與共識,到現在反而族群的撕裂還越來越嚴重。
那順著這個空軍烈士我就講,台灣是軍公教一家,軍警都不分家,228,我覺得應該要提醒一件事情,1947年元旦中華民國才行憲,再往前推1946年12月24號聖誕節前晚上,北平在低溫的情況下,北京大學一個旁聽的女生,還是沈葆楨、前清大臣的後代曾孫輩,叫沈崇的,據說她被被強姦了,於是在半個月之內,在中國共產黨有意的反美的串聯之下,爆發的全國性的示威運動,包括台灣省。在台北街頭領銜抗議,大標語牌前進的其中一個,就叫李登輝。
我要談這一段就是,228的爆發並不偶然,那是一個二次大戰之後,全世界經濟凋敝,政經失序的一個年代。在冷戰序幕還沒有拉下的時候,國共內戰還在方興未艾的時候。我們在台北街頭爆發的這些衝突,其實是有徵信的,幾乎可以公開的文檔沒有不公開的,到現在我們根據行政院賴澤涵教授領導行政院最後的報告,元凶找到沒有?
今天第三度政黨輪替了。民進黨請問你們,今天除了228變成你們的國慶,你們還有甚麼黔驢技窮的招數?包括柯文哲,你的祖父都死了,都在受難的7年後過世了,你還在哭哭啼啼,說是受難者家屬,今天228事件基金會董事長換了很多人啊,公開的查一下名單吧,其中有六個共產黨員。平安地回到大陸,照樣報了死亡失蹤領了600萬。有82個是白色恐怖時代,的跟228不搭軋,被槍決了,也當作228的烈士。
600萬不足惜,我珍惜的是我們在解嚴之前,我們軍民團結一致對外,守住了反共的長城。那個時代不是讓我們眷戀戒嚴法,而是這樣優秀的正統的中華文化的繼承者,使我們壯大,在精神上的壯大,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在70週年這是我個人的感概。
至於要談到警察,其實一言以蔽之,在開羅宣言發布之後,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對於光復台灣已經有固定的步調,於是有各種的接收台灣的組織,其中我最關注的就是接收日據時期台灣警政,設在福建省梅列縣,梅花的梅排列的列,中央警官學校第二分校,設了一個台灣幹部訓練班,簡稱叫台幹班,我問御用學者為什麼你們不研究警察與228?結果那人說:行政院的228小組是一個政治任務。我想,那政治任務就是不求真相。為了政治利害,各取所需。
那既然國史館不做,行政院228小組不做,那我向228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來做,當時給新台幣20萬,我自己貼18萬,印了200本,成本是一本1900塊。因為所有受訪的警察,我是普遍的寄信發問卷,但是很感慨的是,有些信件是地址已經異動收不到,有一種是女兒代他爸爸回信,他接到你掛號信前三天過世,訪談不能進行。
還有明明開著車子帶著我研究助理,下了高雄交流道,家屬還先打了電話說歡迎,到了鹽埕區開了一條門縫。說你回去吧,我後悔了。我把門縫打開,說怎麼回事?他說我怕,我說你怕甚麼?怕報復。
在李登輝執政的12年,再加上陳水扁的8年,我們所有的史觀從李登輝在義務教育裡面,加了一個違章建築,叫認識台灣,扭曲了228的定位。把明明的暴徒當被害者,把明明要恢復國土的21師,當作鎮壓血腥部隊。
現在死亡失蹤都賠新台幣六百萬的,你要你提出申請,幾乎沒有否決的,到現在不到900人,可就連馬英九在內、呂芳上,前國史館館長在內都說,少說兩萬,我謝謝他們承認有兩萬,兩萬怎麼算出來的?兩萬減到900的那個差額,坐實了在光復初期,有多少死於溝壑的,多少沒有設戶籍的外省人?
到現在你說是兩萬,汗牛充棟獨派的著作你去翻翻看,四萬、五萬、十萬、二十萬、四十萬的都有。謝長廷在高雄選市長的時候,照他講的的那個數字,一天要殺400多人,是這個樣子嗎?台灣的人口還謝謝日據時期的統治,日據時期的戶籍資料,一張紙都沒有丟,那哪有大屠殺的數據?
我對於空軍的戰史略有研究。解嚴之前,台灣海峽的最後一場空戰之前,1963年最後一場空戰之前,政府遷台之後的任何一場空戰,都是中華民國空軍主動挑起的。飛進大陸的空域,我們甚麼都不怕,除了膽子大,除了技藝好。我們在冷戰的格局之下,我們代表全中國。但是很痛心的事就從228的史觀被扭曲開始,我們所謂的鄉土教育,開始去中國,開始以中國為恥,以本土作為正統,最可悲的是中國國民黨也跟著拿香拜。本土的結果是不可能超過民進黨無恥,所以到現在分崩離析,二度丟掉中央政權,藍營內心深處淌血。
在70週年,沒有任何的怨懟,如果當年的鎮壓部隊他犯了甚麼錯誤。劉雨卿師長,他的名單是誰提供?今天有太多的史料可以證明,當時有太多的土豪劣紳是在搶奪日產,今天這些史料全部都被湮滅了。
陳儀難道是口耳相傳獨派著作裡面的暴君嗎?完全不是,人選甚至是正當的,他還有一個日籍的夫人,他有他廉潔之處,或許他自己有一點托大,譬如把兩個師調到東北去了,造成台灣防務的空虛,但是他的清明、他的勤政,到現在有太多的文字資料來支撐獨派的史觀是錯誤的。
當年228的動亂是一個地方性的事件,但是沒有想這個地方性的事件,慢慢變成獨派的建國運動,而這樣不斷的正當化的結果,造成國民黨史觀上的動搖,很難再撥亂反正。今天並不為蔣中正,我們老總統講任何的話。我這有分資料,是民國47年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普遍發到聯隊的東西,是甚麼?請注意看,注音台語會話。他在部隊裡面推廣羅馬拼音的台語,這是我偶然在舊書市買到的。民國47年代表甚麼?發到部隊是10月,823砲戰剛打完。部隊裡面外省老兵很多,但台灣充員戰士更多,在蔣公內心深處,絕對是希望族群共和,但是這個史料被忽略了。
所以在228七十周年的前夕,有人不斷指控國民政府在學校推行國語運動,說甚麼讓人家掛牌子,讓人家罰錢。可是讓我成長的雲林縣南港鎮南陽國小可沒這樣的事情。我的同班同學叫蘇治洋,他的妹妹叫蘇治芬,媽媽叫蘇洪月嬌,她的丈夫叫蘇東啟,也就是獨派所講的雲林起義。蘇治洋,一個台灣10歲的小學生,在父被捕的那天清晨,指著一個外省籍的我的鼻子說,等我爸爸從牢裡出來,要殺光你們外省人。
我10歲,聽得懂閩南話,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傳播的仇恨是甚麼?我小學畢業之後,就沒又再跟我同學聚過首,我看到他們全家在台灣民主過程裡面,當縣長當立委當台灣省議員。我對外都說我籍貫是甚麼,江西省屏東縣北港鎮人,我們外省第二代,生在這邊,沒有政治權利,但我有我的學術自由,有我的言論自由。但是從六年前開始,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學術自由了。因為陳其邁為首的28個民進黨立委,要立法院提案修法,幸好政黨協商擺進冰庫。就是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裡面,以我為例,以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系主任的著作為例,可以比照納粹屠猶的罪刑徒刑五年,關完了出來再犯,五年,五年五年關到死。
我不知道民進黨政府所定的紀念鄭南榕的言論自由日是甚麼?鄭南榕今年死而復生的話,葉菊蘭也是我們輔大的傑出校友,我要問問我們的葉學姊,妳的丈夫做為一個福建外省人,為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死。你的學弟習賢德今天因為台獨,重回當年的白色恐怖,請問我們相互追尋228的真相,花了這麼大的心血血汗,賠出了新台幣72億,換到的是甚麼?希望大家給我答案。
我再重申一下,在任何場合我都問三個問題,你們殺人沒有?你們有沒有亂殺人?你們有沒有殺外省人。
習賢德做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主任時,寫了《警察與二二八事件》研究的發現與省思。
他說,至今有關研究,多數只是朝野各自表述的「政治任務」,因此,原本有助於還原台灣光復初期警政治安結構與地方派系的基礎性探討,經常流於斷章取義;懷抱仇中意識的幕後操盤者更藉助「轉型正義」之說,集體推卸一切人之所以為人的法律道德義務,長期鼓吹「抵抗官方暴虐,民間造反無罪」的仇恨史觀,處處倒果為因,刻意模糊歷史真相,讓真正無辜的亡魂淪為單方指控與悲情論述的廉價工具。
歷經政黨二度輪替,叫囂「追究元兇」卻根本找不到真切憑據的政客集團,無一敢於謙卑面對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代表國民政府自福建來台接收警政業務的「中央警校台灣幹部訓練班」一千多位忠貞師生目睹暴亂的證言,反而刻意將暴徒恣意妄為。打砸燒殺的卑劣無恥犯行,一律包裝為「武裝起義」,美化成抗爭有理的「英勇行徑」。
《口述歷史補遺:中央警校台幹班的集體記憶》,考證台幹班結訓來台前後的重要見聞,接收日據時期警政崗位的經過,分析光復初期台灣各縣市士紳集團及派系的生態,並以三十七位受訪警官在二二八暴亂期間的慘痛回憶為核心,個別記錄各地暴徒恣意妄為的非法行徑。解嚴前諸多重大國定紀念日如今都已不再放假,因此,充滿妥協意味的「和平紀念日」與「雙十節」,早已成為意識形態對立各方選擇性認同的「國慶」;至於放假的嚴肅意義,從來都只是對峙者的自娛獨白。
與無條件平反浪潮同步的「本土化」新威權,早就變身為背叛「一中憲法」的台獨建國部隊,霸占教科書編審的定義與解釋權,更鎖住不敢恢復國統會的無腦政府咽喉,讓文化大陸與唐山故土成了必須畫清界線的惡魔。
仇恨語言每天都在寶島上空迴盪,國會殿堂上語言暴力流彈四射,形成公然撕裂族群,卻毫無法律責任的可憂亂象;朝野應以討論核四存廢的精神,從速研議《族群平等法》草案,以有效杜絕朝野謾罵對立的歪風。
嘉義機場的故事,由習賢德引出,還有很多可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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