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亡國，李後主卻非傳統印象的亡國之君〉
【愛傳媒蔡詩萍專欄】歷史書寫，都是「還原歷史」的嘗試。即便是，在事件發生的當下，就算有人現場速記下來，也可能僅僅只是捕捉到「部分的」真實。
這沒辦法，「當下」永遠比我們所能記下的，更為廣袤、複雜。
何況，在那個「事件當下」的現場參與者，每個人的角度，心思，企圖，都不一樣，這便是何以，許多重大事件的見證人，常常所見證的事實，竟然可以彼此出入極大！
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導演黑澤明據以改編的電影《羅生門》，之所以令人大開眼界，也在於，他們各自以不同的媒介，讓我們反省了，何謂「事實」？何謂「敘述」？之間的種種反差。
歷史，亦然。李後主的事蹟，在新舊《五代史》裡，篇幅都很簡略，不過是亡國之君而已。無論新舊五代史，都把十國視為偏支、旁支，而非正統，於是，在評價上，很自然往往流於簡略，或失之於偏頗。
也難怪，畢竟，短短五十三年間，政權更替如此頻繁，十國，尤其是南方九國，又被當成偏支，對這些小國家、小政權，缺乏正確的理解，雖然符合皇朝正統史觀，卻嚴重忽略了「大歷史」的意義。
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從恢宏一點的歷史觀，從社會經濟史的視野出發，就會注意到，唐朝末年到五代十國，北方的政權爭奪戰，殺戮破壞極為嚴重。
政治的權力中樞，固然選在北方你爭我奪，然而，南方則相對安定，彼此間的攻伐，雖然不能完全豁免，可是，在戰爭次數上，在慘烈程度上，都不如北方！
由於相對安定，這才有北方文人紛紛逃亡南方避亂的舉動，形塑了南方經濟發展的契機，也有助於文化興盛的偏安局面。
唐代晚起，逐漸興起的文學新類型「詞」，五代時期，在西蜀，在南唐，蔚為風潮，不是沒有原因的，局勢穩定，經濟繁榮。
北宋，雖然一統江山，但汴京的經濟，漸漸依靠水運，從江南送上大批的商品，進入都城，就證明了五代十國時期，江南的繁華，已經為日後東南區域的崛起，奠定了根基。
我們從北宋留下的〈清明上河圖〉，畫中河運的頻繁，商船的擁擠，市容的熙攘，不難擴大想像那一副榮景。
正因為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我們可以突破「皇朝正統史觀」的謬誤，對南唐李氏政權，才可以有不一樣的視角，重新評估。
而這，也多虧了後來，諸多筆記叢談，旁支歷史的爬梳，創作，替我們保留了不少當時的記載。
例如，清朝出版的《十國春秋》裡，李後主的形象，便豐富且生動多了。為何？
因為，時代變遷，朝代更迭，當年新舊五代史的時候，編寫歷史的學者，還有當朝的顧忌，等到了北宋翻覆，南宋立朝，南方的份量與日俱增，當年五代十國的正統論，不足以解釋南方崛起。各種穿透正史的材料，視角，遂紛紛出籠。
之後，繼起的元明清，越是後代，看五代十國的眼光，便越來越寬闊了。其實，在撰寫《新五代史》時，歐陽修已經運用了相當的筆記叢談當材料。
等到清朝吳任臣撰寫《十國春秋》，他蒐羅到的筆記叢談，稗官野史，當然更為豐富。在運用上，亦因為時代的距離，而遠為自由灑脫。
因此，關於李後主的故事，甚至他在江南的治理，關於李後主的詞在不同階段的關聯性，也相對的，愈發豐富生動起來。
舉個例吧，宋太祖曾經公開批評李後主，若能把寫詞的時間，多花在治理國政上，南唐應不致於亡國！
這話，看似有理，實則並不充分。因為，北宋與南唐的國力懸殊，根本無從比較。再來，這批評的含意，刻意貶損南唐的政績。
但《十國春秋》告訴我們：李後主「嗣位之初，屬軍興之後，國勢削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為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
「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餘年。」什麼意思呢？
簡單講，是李後主相當愛民，盡量減輕人民稅賦，在委屈侍奉中原的壓力下，依舊讓南唐維持了十幾年的安定生活。不容易啊！這個小朝廷裡的，小皇帝。
因為他雖亡國，卻不是殘暴之君。當他過逝的消息傳回故國時，「凶問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
《十國春秋》如是記載著。
作者為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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