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謝維倩編譯】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最近撰文提及歷史的分水嶺應為「新冠前」與「新冠後」，言下之意頗有美國今不如昔之感。 新冠病毒已造成全美接近110萬人感染，死亡7萬多人，美國的確診人數已成世界之冠，前國務卿希拉蕊調侃川普，果真是「美國優先」。
美國許多高槓桿企業債務合約今年年中左右將陸續到期，許多分析人士原先預計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會暫停，不太可能繼續打下去，因為屆時違約企業恐將美國經濟泡沫搓破（股市牛市與就業數據強勁）。川普為了連任與救火，恐無暇他顧，且繼續打下去可能招來民怨拖垮經濟。
現在疫情尤其對高槓桿企業構成了極高的經濟風險，雖然美聯儲宣布將收購垃圾債卷，並且無限制量化寬鬆，但是這樣作只是讓它們避免了年中債務到期的惡夢，卻繼續舉債以度過危機，讓債務水平越來越危險。
對於全球各地「狂飲」債務的公司來說，繼續沈迷於酒精，將如何獲得解脫。許多企業都有著很高的槓桿率，唯一可行的短期解決方案通常是借入更多資金，直到危機過去。 結果是當下一次危機來臨時，加重承受更加危險的債務負擔，這個循環該如何打破？
新冠前美國非金融企業債務約為10兆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7%，是前所未有的高比率。正常情況下不是問題，創紀錄的低利率承擔債務更容易，川普一上台就減企業稅，企業老闆們啟動槓桿按照激勵十足的營商環境行事，債務的成本很便宜，可以抵扣稅款，借債還可以增加收入。
但在危機中無論債務成本多低，債務都具有殺傷力，隨著收入直線下降，利息支出突出了財務重擔。債務到期成為致命威脅，傳染性違約可能性上升，金融系統也開始崩潰。
這種情況正在上演，企業尋求更多的債務來維持營運。今年4月，美國公司發行了320億美元垃圾級債務，這是三年來發行額最大的一個月。已經背負巨額債務但仍發債的垃圾級和接近垃圾級公司包括電影營運商AMC、波音(Boeing)和嘉年華郵輪公司（Carnival Cruise Line），這些公司在危機後可能面臨需求銳減。
然而，與美國銀行機構的信貸額度提取規模相比（估計為5500億美元），垃圾債發行額相形見絀。美聯儲宣布將購買7500億美元的企業債券，並且將向中型企業提供6000億美元貸款，這些措施支撐了債券市場。
當政府幫助負債企業避免破產時，投資者很快就會得出結論，政府永遠都會兜底（最後的債權人）。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無形的道德約束力量），紓困將為謹慎的公司提供度過危機所需的流動性，而高負債公司將被掃地出門，進行債務重組，企業可以繼續營運並支付員工工資。
在美國繁瑣的破產程序下，可能會讓法律體系應接不暇。企業分秒必爭現金為王，意味著紓困時無從識別謹慎者和魯莽者。
儘管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確實對貸款設定了槓桿率限制，稱它們不會提供一家公司其總債務（利息、稅收、折舊和攤銷前收益EBITDA） 6倍以上的貸款。 但嚴格適用這一規則的公司太少。政府讓步了，允許對EBITDA進行寬鬆的定義，以便讓更多公司參與進來。
危機過後，企業債務過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僅在利率上更加強硬並退出資產購買計劃是不夠的。曾經有人建議讓所有企業經歷一次倒閉潮，打掉所有壞企業，才能徹底解決企業高槓桿的問題。
通過監管放貸機構來控制企業債務不太可能奏效。 全球金融危機後，銀行資本要求更加嚴格。槓桿只是從銀行資產負債表消失，而在影子銀行中重新出現。
更有效的措施是不再實行利息抵稅，一群資本提供者（放貸者）比另一群資本提供者（股東）更受優待從來都不合理的，而且有鼓勵債務之嫌。
2017年美國稅法將企業債務可抵稅的金額限制在收入的30%以內。事實上，應該完全取消利息抵稅政策，降低公司稅率作為彌補，使利潤受到的凈影響為零。 除此之外，高管獎金應該與資產回報率或總資本回報率等槓桿前回報指標掛鉤，而不是股本回報率或每股收益等槓桿後的指標掛鉤。
債務可以增加每股收益，但不能增加企業價值，企業高管不應該因為借得多而得到更多的報酬。這些改革可能還不夠。
人口老齡化使投資組合逐漸偏向於債務（收益少但是較穩定），可能意味重新思考公共和私人養老金的組織方式。企業債務相關稅收、獎金規則和養老金等變革將會遭遇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想要開始更清醒的生活，就必須作出改革，儘管這很難。
疫情讓美國企業陷入債務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