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松山機場一處機棚，停放了一架摔壞待修的直升機。這架隸屬空中勤務總隊的海豚型直升機，去年6月因重落地遭到多處損傷，卻沒有依規定回報，也沒有碰巧被守在機場附近的軍事迷拍到。
因此，受損的公家資產神不知鬼不覺地藏在廠棚，不僅瞞了飛安會，更瞞天過海的悄悄限制性招標，挪用公務預算發包廠商維修。
一架直升機，揭穿政府機關欺上瞞下的衙門作風，並未因脫離帝制109年而消失。戳破人民公僕隻手遮天的官威心態，也沒有在實施完整民主33年後而收斂。
事實上，屢屢發生的貪贓枉法事件，往往在政治權術操弄下，動用國家機器予以遮掩，事件成不了案件，肇事人成不了當事人。居上位者不在乎天地良心，在下位者不憐惜民脂民膏，區區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地方，應了一句俗諺：廟小陰風大，池淺王八多。
甘迺迪總統在西元1961年就職演說的名言：「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要問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此話在冷戰背景下，有其凝聚民意、一體抗俄的特殊用意。
套用這句名言來形容包括台灣在內的現代民主政權，貪官污吏心裡想的潛台詞是：「不要過問國家做了什麼，要問你放手讓國家做了什麼!」。
執政者動輒假借民意授權圖謀一黨一人之私，承的是民意，騙的也是人民。騙之前，會製造氛圍，讓民眾相信政府。騙之中，會精心包裝，讓民眾難以看穿。騙之後，還要障蔽圍堵，讓民眾無法明察。
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已經自證無力除弊，尤其在台灣可謂大總統制，總統擁有五院與大法官提名權，又不必向立院負責，一旦總統再兼黨主席，即可實質掌控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說大總統一人領政不為過，差獨裁只一步之遙，這一步是否跨出，端視總統個人意願，全民莫可奈何。
像台灣這種人治大於法治的地方（這是不自欺欺人的實話），想追求廉能、除惡揭弊，人民唯有寄希望於第四權的新聞媒體。因為只有第四權在政府體制之外，理論上不受體制指揮，而民眾理論上也應該樂於見到新聞媒體站在政府對立面，憑藉輿論力量摘奸發伏，實現正義。
民眾會寄望於新聞媒體，是因為出投票所那一刻，權力移轉完成，兩手空空，立馬變成弱勢。所謂政府受民意機關監督的說法，通常僅具有型式上的意義，因此，在強勢政府掌權時，監督政府成了新聞媒體的天職。
不幸，這也是理論上如此而已。新聞媒體站在政府對立面的時候，跟投完票的民眾一樣，也是弱勢。支撐弱勢媒體監督強勢政府需靠兩種力量，一種是市場機制——民眾因肯定新聞媒體的監督，而付費訂閱或付費收視。
強勢政府當然有辦法破壞市場機制，一是培植親政府新聞媒體，由「親媒」運用議題設定手法（agenda setting），從新聞供給源頭瓜分輿論佔有率，削弱守門人（gatekeeper）的話語權，透過扭曲新聞本質扭轉民意。二是藉由偽裝成社會秩序維護的各類新聞檢查，以行政裁量權，如頻譜分配、證照審查、行政罰金，甚至引用不符合社會正義的法條，威嚇新聞媒體進行自我檢查及自我設限。
遇到政府濫用行政裁量權與動用法律時，支撐弱勢媒體挺住的第二種力量就要現身：憲法對新聞自由的保障。
理論上（又來了），新聞自由受保護的程度為：「事前不受限制，事後只須負最少程度的法律責任。」但實務上，這樣的陳述只不過是憲法與法律制定者的一派天真。要知道，強勢政府對新聞自由的迫害是有技巧的，如同非法刑求，隔著厚重電話簿用鐵鎚重擊嫌犯胸口，不留刑求痕跡。在台灣，光是大總統的大法官提名權，就已注定了新聞媒體尋求憲法解釋時的劣勢，徹底曝露台灣新聞媒體天生弱勢的事實。
在網路輿論崛起的現代，強勢政府要擺脫弱勢第四權的監督糾纏，有新的致命武器：經由網路操作，黑掉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或媒體機構。
由於民主社會本來就普遍存在沉默螺旋效應，操作出來的網路風向的確會帶給遭黑者莫大的心理壓力，尤有甚者，遭黑的媒體機構的心理壓力更大，一旦遭黑，媒體經營者考慮被標籤化引起的股東態度、商業客戶、銀行貸款、政府關係⋯等等不利因素，挺得住一時，也難挺長久。於是，強勢政府可以在民眾不知不覺間，對新聞媒體進行基因改造，清理輿論戰場，只容友軍，不容敵軍，剷除掉最後的監督力量。
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1972年挺住龐大內外壓力，放行記者報導水門案，堪稱第四權展現威力的經典。
該報在2013年，不畏壓力披露史諾登爆料的政府監聽全球網路/電話的新聞，更令人相信三權分立的制衡理想，必須靠第四權始能達成，而隨民主制度蘊生的弊端，也必須靠第四權才能揭發。
坦白說，現今政府統治「技術」日益精進，遂行組織性的遮掩屏蔽，新聞媒體想追查報導像水門案這種彌天大案越發困難，連美國政府都還在追殺史諾登，更何況只有在理論上擁有完整新聞自由的台灣。
空勤總隊藏匿摔壞的直升機，不過小事一件。見微知著，強勢政府藏匿的豈僅如此而已？比直升機嚴重萬倍的大事，亦不足為怪。
對執政者不信任，本來就是民主素養的一部份，而且是促使政府權力不致傷害人民權利的重要素養。呼籲民眾相信政府，才是誅心之論。此所以，代議制度，需要反對黨。治權運作，需要分權制衡。政府機關，需要獨立政風人員。不信任，正是針對人類劣根性的反制，也是針對政客利慾薰心的洞察。
寄望第四權代表民眾監督強勢政府，光一味督促媒體經營者要有抗壓性，一味要求新聞從業人員要有正義感，無濟於事。必須先解決新聞媒體弱勢的問題——賦予特權！讓新聞媒體在體制外用特權唱衰，拿放大鏡檢視。
沒錯，面對強勢政府，人民不僅需要吹哨者，也需要唱衰者，唱給志得意滿的官員聽，唱給別有所圖的政客聽，提醒官員和政客，你們做得其實沒有自以為的那麼好。
沒錯，面對有缺陷的制度，人民能夠看到的往往只是表象，必須有人扮演偵探，用放大鏡細查深究隱而不宣的真相，讓公理正義重見天日。
有學者與民間團體動輒要求媒體不要質疑唱衰，不要用放大鏡檢查，表面理由是避免阻礙政府施政效率，實則自我閹割監督權利，在為政府的暗黑面護航。
人民不但要支持新聞媒體唱衰，而且要賦予新聞媒體特權：
1. 突破政府阻礙新聞調查的特權
2. 容許因探查真相而出錯的特權
3. 免於國家機器追訴迫害的特權
唯有如此，遠者如尹清楓命案，明知其中文章比已揭露的牽連更廣、層級更高，但在強勢政府刻意遮掩下，民眾只能以管窺豹，賦予新聞媒體特權查察，才有沉冤得雪的機會。
近者如磐石軍艦染疫疑雲，越來越多跡象顯示暗藏玄機，但在一心規避責任者強勢遮掩下，真相如墜五里迷霧，賦予新聞媒體特權查察，才有真相大白的可能。
當然，台灣第四權想擺脫弱勢，首先要讓自己脫離弱智。弱智行為有下列表現：
1. 畏於權勢或攀附當朝，只報喜卻不報憂。
2. 基於立場或捍衛色彩，只偏袒但不鞭策
3. 鄉愿作風或能力有限，只報導而不追索。
在任何狀況下，新聞媒體都不該是政府的朋友，更別說甘當政府的友軍。千萬不要玷污新聞媒體的名，把新聞業做成服務業，讓守門人變成看門狗。
這個國家有太多祕密，不想讓人民知道。靠遮掩屏蔽來保守祕密，雖然有效，卻是存在走漏風險的消極做法。用威嚇脅迫讓揭穿國王新衣的新聞媒體和個人閉嘴，才是永久封印祕密的積極做法。
觀察言論市場中，膽敢擔任糾察隊的人多？還是自甘扮演啦啦隊的人多？絕對是比有無投票權更關鍵的民主指標。
作者為資深品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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