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謝維倩編譯】75年前杜魯門（Harry Truman）繼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成為美國總統後，他並不被大眾看好，勢利之輩將他視為「狗尾續貂」。誠然羅斯福的新政帶領美國經濟走出大蕭條，繼任者想要超越其聲望與成就並不容易。
結果杜魯門塑造了20世紀後半葉，北約（NATO）是他的傑作（聯歐抗蘇），布列敦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馬歇爾計劃（戰後援助歐洲經濟復甦）、核時代開啟也有他的功勞。也許杜魯門看似普通人的溫和外表之下潛藏著英雄式的領導才能，但更有可能的是， 1945年恰好處於戰後最可塑的時期，給予人發揮露臉的機會，形勢比人強。
一場全球危機之後，恰恰是一位總統可以發揮影響力的時機，在動蕩的世界局勢中，他不需要優秀傑出就可以取得偉大的成就。如果拜登不曾給外界留下深刻印象，卻能夠在11月大選中擊敗現任總統川普，他將擁有一個塑造時代的機會。
針對美中關係是否繼續變僵（從而導致全球分裂）、還是保持相互競爭與合作的問題上，拜登將擁有話語權。美國人民心中在川普的「美國優先」攪動下，對全球化和開放產生內在恐懼，未來繼續走向孤立或者是對旅行和貿易恢復常態的渴望，拜登可以領導與激勵大眾朝著更正向的思維。2021年的政策可能會為未來幾屆政府定下基調。
拜登是全球主義者最後的希望，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他是在所有關鍵問題上採取自由主義路線（中間偏左路線）的候選人。川普、桑德斯、甚至沃倫（Elizabeth Warren），他們都向極端傾斜，桑德斯和沃倫稱不上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們是保護主義者，絕不像拜登那樣支持多邊主義。
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梅克爾（Angela Merkel）不久將卸任德國總理，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的朝氣和活力巧妙掩飾了他的保護主義傾向，即便他的保護主義內涵是歐洲，而不僅限於法國。英國有一個奉行狹隘愛國主義的強生政府。相較於1945年，美國的實力有所減弱，但仍然是世界大國。
儘管拜登是一個極為枯燥無味的候選人，演講既冗長又沒有內容，這讓人想到美國副總統潘斯，美國有一位諧星Trevor Noah嘲諷川普讓潘斯的特別小組統籌新冠病毒的所有訊息發布時，Trevor說當病毒看到潘斯時，病毒說：I am going back to China（我要回中國了！），這個笑話的背景是：潘斯是個虔誠固執的福音派教徒，講話一板一眼有如念經。
對全球主義者來說，這個世紀發生了一系列不利的大事，諸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造成民粹主義抬頭和冠狀病毒大流行，假如拜登上任，對於國際社會是一個喘息之機。
1945年以後美國支持自由世界絕非必然，最終起作用的是初期的決策。做出這些決策的正是一些看起來像拜登一樣的平庸之輩，天生活力四射的總統們給歷史留下的烙印要淺得多，形勢很重要。
這場大流行病不是冷戰，更非一場熱戰，但它是一代人以來最嚴重的破壞性事件。如果疫情在明年一月度過最糟糕的時期，世界有兩個方向可以選擇，美國做出的決定將決定世界走向何方。
因此拜登肩負使命，祛除美國的「川普主義」，補償受到傷害的盟友，還要與國際合作打造一個「後疫情」世界。
全球主義者的救星會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