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謝維倩編譯】2020一開始就面臨天災人禍，先是伊朗聖城旅的高級將領蘇萊曼尼遭暗殺，接著大陸武漢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不尋常的開端讓我們思考「新安全」，重新釐定安全概念的邊界。面對未知的「新安全」問題會加劇資源消耗，增加系統性危機發生。
全球化已走到盡頭了嗎？從陳腔濫調、自說自話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來看，似乎是不歸路。然而從越來越使人驚惶的新冠肺炎疫情看，反而曙光乍現。各類政治人物擁抱不同的認知，一邊認為疫情被低估，一邊認為誇大了疫情，偏見成為武器，殺傷力超過冠狀病毒。
新型病毒在全球傳播，挑戰既有的傳染病防控和國際協調機制，暴露出人們棲身其間的「安全」體系如此脆弱。國際社會對所謂「安全」的理解，仍然局限在經濟全球化與冷戰思維的對抗。
疫情所到之處經濟凍結、市場下行，證明全球化不再局限於國家、組織和個人的商業行動，而是內部結構正在逐漸改變，貿易與分工在退潮蓄能，而源自身份認同的內部矛盾與鬥爭則暗潮洶湧而來。
傳染性病毒加入威脅全球化的陣營，既得利益者漸行漸遠，不滿情緒可能導致自毀的免疫機制，除非我們能夠著手解決「新安全」。在國家競爭力格局的變化中露出了地緣政治的真相，推動社會經濟進步的根本動力是科技創新，原先精心設計的地緣政治平衡處處危機。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大國關係與意識形態始終是地緣政治焦點。邁入21世紀訊息技術帶動的科技革命替代前者，成為顛覆生產關係與政治生態的第一推動力，科技進步決定了國家競爭力，改變了國家間的絕對優勢。
未來最有實力的敵人不是發展速度過快、經濟規模膨脹的國家，而是科技本身，供應鏈的經濟全球化正轉化為數據網路的科技全球化。現在要顛覆一國政府或者想讓人類進化，研發者甚至不需要擁有一個車庫。當今科技全球化重塑市場與經濟的願景就像過去20年互聯網與中國紅利結合的風口，不過這一次「新安全」是左右科技全球化成敗的雙刃劍。
科技全球化將從個人到國家的各個組織層面動搖安全，這會加劇地緣政治矛盾，甚至帶來戰爭威脅。過去商品和服務的貿易保護主義屢次成為戰爭的內在動力，現在技術貿易保護主義會由政治手段變成政治目的。
作為「新安全」問題的出發點，科技全球化正在擴張法外之地，也在升級道德考驗。保守主義和監管跟不上創新的步伐，令科技創新處在知識和規則的邊緣。無論基因編輯或是數位貨幣，都有創新科技的巨大需求，包括：國家經濟發展目標、用科技解決痛點問題、研發者的榮譽動機，並非禁令可以壓抑。
我們需要思考和重新釐定安全概念的邊界，現代經濟與生活方式的穩定性有賴對個人、組織與人類安全邊界的共識與信心。「新安全」需要新的規制手段與新的全球治理機制，需要國際間訊息共享、數據交換，以及基於新技術標準的信用基礎設施。因而解決「新安全」問題，尤其需要國家這一制度安排。
有效治理的國家愈顯其在下一步科技全球化進程中的稀缺性，強大動員力、良好激勵機制、訊息公開透明，能夠讓積极參与全球科技創新與治理優良的政府更具價值且領先一步。
國家將決定科技的發展形式，政府無法阻擋科技進步的速度。自行其是的孤立主義或唯我獨尊的國別政策，會加大其在全球科技競爭力差距，也會給國內市場帶來壓力，而內部壓力又會在傳統體制中擠壓製造事故。
解決「新安全」問題需要新型領導人，新問題不能用舊技術，大部分政府的精英領導層習慣舊瓶裝新酒。 過去兩年臉書創辦人馬克祖伯格出席的國會聽證直播，到最近因防疫部署惰怠而飽受抨擊的日本IT大臣，新舊世界的雞同鴨講顯示科技領導力的更迭才剛開始。
「新安全」將重構知識分子的專業分工、權力與責任，訊息不對稱不僅在專業人士與普通人之間形成了懸崖，在不同專業知識的內部人之間也存在著對抗。在縮小訊息不對稱的過程中，媒體將扮演重要角色。圍繞科技競爭，需要更多堅持專業定位的媒體、具備專業素養的媒體人，這是後發國家更難反超的劣勢。
在上世紀大蕭條時期的一個世紀以來，因科技躍進和資本激增而帶來「安全」邊界的擴張，徹底改變了供求雙方。所謂「新安全」不再是祖輩所深信的，也不可能為新世代繼續堅守。新冠肺炎疫情或將逐步緩解，而其激發有關「新安全」的思考必將持續，或能幫助我們將目光移向步步逼近的可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