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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凋零不可逆，搶救不容緩，兩岸故事在時間的字句中飛奔。沈春池文教基金會「搶救遷台歷史記憶庫」計畫，期能為大時代的悲歡離合留存歷史見證，珍藏可歌可泣的「我家的兩岸故事」。 完成「夢迴昔時邊緣地帶的通化街老家」一文後，小學同學昭祥留言「我忘不了的是長春路上的宅第！」昭祥和我是小時候的鄰居兼同學。他說，他懷念他家的老屋，也忘不了我家在長春路的大宅。長春路的老宅，周遭盡是政府官員和美軍顧問團的宿舍，日式木造房屋，很舊，庭院很大，昭祥一言，喚起了我兒時模糊的記憶。 到底是什麼時候搬到了長春路的，我毫無印象。只記得，幼稚園畢業、要上小學前，父親將老舊的房屋做了一番整修，打掉了原有的大門，改成一面左右對開、帶有鐵栓的大門，門柱和門楣是洗石子的，門楣底下安裝了日光燈。大門平常不開啟，遇有車輛進出、搬運貨物時才會開大門走大路。大門旁邊，另外做了一個有彈簧鎖的小門，供平日進出之用。 房屋修葺完工，正巧是我上小學報到註冊那天，臨出門前，背著書包，穿著制服，在新修的大門內留影。半個多世紀過去，照片泛黃，人像模糊，已看不清自個兒幼時的清秀模樣。 改裝後的庭院，除了2株原本就有的、高達2、3層樓的大王椰外，小門入口到客廳進門台階前，種植了幾株桂花、茶花和木槿，還搭建了一座葡萄架；大門入口，水泥鋪成的「迎賓大道」直達台階，兩旁種植了夜來香。葡萄攀藤，覆蓋了整座葡萄架，葉蔭疊疊，夏天午後，涼風習習，大王椰搖曳，葡萄架下，成了外公最佳的午憩場所。 民國39年，父親和四叔逃難來台，不久，四叔染疫病故（我們長大後，拼湊若干蛛絲馬跡，合理懷疑，來台時服憲兵役的四叔，很可能是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父親孤身在台，和母親結縭後，侍奉外公如生父。那時，外公還在台北縣政府服務，每個周末，父母親都會邀請外公來家用餐，用餐時，父親會奉上一瓶紅露酒，餐後，微醺的外公躺在葡萄架下的涼椅上，酣然入睡。 迎賓大道的另一邊，是一座鋪了高麗草的花園。父親不知從何處買來一組鞦韆，蹺蹺板，還有一個手搖的旋轉椅，整個花園，就像是個具體而微的兒童樂園。小小的兒童樂園裡，我和弟妹留下了許多兒時的記憶和影像。 長春路老家的庭院，是絕佳的賞月場所，也是元宵節玩花燈的好地方。小時候的台北，不似今日的酷熱。中秋夜，夜涼如水，爸媽帶著我們，在院子裡擺上桌椅，月餅、柚子，舉頭望著月裡嫦娥和月兔杵臼，聽著父親講述兒時在武穴老家過節的日子，無比逍遙。元宵節當晚，父親放完一串鞭炮後，我和弟妹，拎著彩色玻璃紙和竹篾扎成的飛機、輪船和關刀的燈籠，繞著院子遊行，不出門，也能體會上元燈節的快樂。 在模糊又似清晰的印象裡，整建後的「新房」，加蓋了一間敞開的餐廳，餐廳臨著後院那面，是一排落地窗，另一邊，隔著一條頗長的走廊，則是客廳。餐廳裡，父親擺上了一張頗為氣派的長條桌，足足可以容納8到10人同桌用餐。 來過我們家玩的小學同學，除了在那小小的兒童樂園玩耍外，幾乎都曾經在寬敞的餐廳裡，嘗過媽媽親手做的小點心。暑假將盡，有些特別要好的同學也會相約到家裡趕暑假作業，趕工的場所，首選餐廳那張長桌。 小學時，經常被指派參加國語演講比賽。比賽當天，一大早媽媽就會去自家雞窩那兒，掏出一個熱呼呼的生雞蛋，打散了，用開水沖開，加點冰糖，讓我一口吞下，據說可以保養喉嚨。接著，媽媽會坐在餐桌的一頭，扮演聽眾，我則站在長餐桌的另一頭，試講給媽媽聽。 那些年，父親事業頗為成功，時常呼朋喚友來家打打牌、吃個便飯。氣派的餐廳，正好派上用場。父親在家宴客應酬，或是母親親自下廚，或是叫外賣。那時候的外賣送餐，老闆或伙計都提著一個長方形的大木盒，裡頭裝著各色菜餚，打開木盒，擺上餐桌，一頓豐富的晚餐於是開席。 打麻將的人，其實不太在乎餐飲的內容，比較在乎的是茶水香菸是否供應無缺，在乎的是麻將間通風與否、溫度是否宜人。新房子的客廳，方正又寬大，一邊擱著鋼琴、落地燈，和最新的飛利浦出產的落地豪華收音機與留聲機；沿著2面窗戶，是4把精雕的太師椅和茶几，邊上還有一張厚實的書架，書架上，擱著好些日文雜誌、兒童繪本和有注音符號的書籍。客廳中間，放得下牌桌和兩張擱茶水與菸缸的小桌外，還容得下2張大塑膠澡盆，澡盆裡放著一座小牆似的冰塊，兩架電風扇對著冰牆直吹。民國50年代初期，這樣的麻將間，怎能不吸引人。 沒有牌局的日子，客廳是弟妹練琴的場所，是我閱讀課外書籍的地方，也是父母親訓誡我們兄妹的所在。冬天裡，父親便會拿出一個乳綠色、類似青花瓷的火盆，升起炭火，擱上一個圓形的鐵架，一面烤火，一面燒著開水，等水燒開了便可用來沖自製的麵茶。小弟出生後，火盆上換上了小弟的尿布和未乾的衣物。隔年，父親生意受挫，舉家搬到通化街，火盆依舊在，炭火不再，再過幾年，古意的乳綠色火盆，不知所終。 就像日劇裡呈現的那樣，大門穿堂，邊上有一鞋櫃，進了門，脫了鞋，換上拖鞋，還得上2個台階，才算進了家。老家房子內室的地板，全是長長寬寬的雙層木板條拼成的，深褐色的地板，打上蠟，光彩奪目，很是高級。我們小時候，常穿著襪子，在屋裡的長廊上玩起溜冰的遊戲，惹得媽媽拿著雞毛撢子，忙著制止我們，怕我們跌跤，也因為洗襪子累人。 進家門後，一邊通往客廳，另一邊則是兩間臥室，外帶一間小的書房。臥室裡的格局，全然不記得了，只記得那時有張大床，爸媽常在睡前帶著我們4個毛頭孩子，窩在大床上，唱歌講故事。冬天，我們兄妹喜歡將冰冷的小腳，擱在父親的暖烘烘的肚子上取暖。 50年代，環境衛生不甚乾淨，庭院草叢，屋宇高架地板下，蚊蟲特多。夏天裡，蚊蟲特愛叮咬孩子白嫩嫩、幼咪咪的皮膚，一不小心，手臂上、小腿肚上，甚至大腿上盡是「紅豆冰」。洗完澡後，我們4個小孩，一字排開，站在臥室的大床邊，輪流讓媽媽為我們擦藥。遇到已經化膿的苞苞，媽媽用縫衣針戳破膿包，擠出黃色的膿和紅紅的血，再塗上紅藥水，撒上白白的消炎粉末。 新房子的浴室，用磁磚砌了一個可以深坐的直立式浴缸，後院加裝了燒熱水的鍋爐。抗戰爆發前，父親被送到日本讀書，這一去，整整8年，直到抗戰勝利。留日8年，父親特別喜愛泡澡。寒冷的冬夜，父親帶著我們兄弟，在熱氣騰騰的浴缸裡泡澡，是最幸福的回憶。 忘了浴室和廁所是分開的還是在一塊兒，廁所門邊牆壁上，掛了一幅小尺寸的水彩畫。那幅畫，畫的是靜物，皺褶的桌布上，擺著2顆蘋果，花瓶裡插著一束鮮花。那幅畫是世界知名畫家李芳枝阿姨的傑作，李阿姨是媽媽北一女高中的同學，赴法國深造前，特地畫了那幅水彩畫，送給媽媽當結婚禮物。媽媽說，我很小的時候，坐在小小的痰盂上學著自己排便，排便完畢，不知怎地，就會抬頭望著那幅畫，大聲喊道「鮮花蘋果，好囉」。日後，「鮮花蘋果，好囉」便成了我們小孩排便完畢的通關密語。 54年，搬離長春路時，那幅鮮花蘋果也隨行到了通化街，因無處懸掛，收到樓梯下的儲藏間，時日久了，芳蹤杳然。2022年，媽媽溘然長逝，整理爸媽遺物和家中雜物時，赫然發現，失蹤已久的那幅鮮花蘋果，就收藏在書櫃頂上。 住在長春路時，家裡環境頗為優渥。課餘，我跟著媽媽北一女的同學、當時在北市商執教的周月坡阿姨學畫，大弟和妹妹則跟著長安國校的官老師學小提琴和鋼琴。 北市商位於大龍峒，孔廟的對面，周阿姨的畫室也在學校旁。上課的日子，我得帶著畫具，從長春路走到中山北路搭公車，東轉西轉，轉到大龍峒。應該是周阿姨教導有方吧，從小學一年級到小學五年級，我年年參加全國學生寫生比賽，年年優勝，家中獎狀，厚厚一疊。轉學到東門國校後，在升學主義「荼毒」下，童年的繪畫生涯，於焉告終。 大弟和妹妹學琴，媽媽身兼交通大臣和隨堂督學，還趁著弟妹上課時，學得一招半式。平日在家，媽媽以身作則，嚴格督促弟妹練琴，兩三年的功夫，儘管媽媽功夫未臻化境，拉琴彈琴，自彈自唱，完全難不倒媽媽。 大弟的小提琴功夫，雖然還不及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手的地步，闖蕩各類比賽，綽綽有餘。印象中，搬遷通化街前，似乎也曾另投名師。大弟後來進入華岡藝校，也在藝校的交響樂團擔任小提琴手。當時，華岡藝校與國立藝專齊名，師資傑出，藝校培養的不少音樂家，至今仍活躍在台灣樂壇。 妹妹後來有機會跟隨長春國校的徐欽華老師學琴，日後，妹妹也曾有機會請日籍鋼琴大師藤田梓，指點琴藝，卻因家裡經濟不允許，沒能追隨名師。妹妹念北一女和台大時，都擔綱學校合唱團伴奏，也藉著教授鋼琴賺取學費。徐老師已登耄耋，直到現在，妹妹每由美返台時，都會登門探望恩師。2023年，徐老師在加拿大辭世。 除了學畫，我還有一項由父親主持的「晨間課外教學活動」。小學二年級後，父親嚴格規定，每日清晨，由他親自授課，「點閱」教授《幼學瓊林》和《論語》，一天背誦一段，次日驗收，驗收不過，戒尺伺候。父親授課、驗收、懲罰，都在書房裡進行。父親幼時接受私塾教育，授課時，真的是用紅墨水筆，逐字「點閱」，翻開當時我念過的「仿線裝書」，內頁斑斑點點，盡是父親的墨跡和筆跡。有些時候，父親前晚應酬，宿醉半醒未醒，次日清晨，父親依然準時起床授課，父親身上的酒味混著嘴裡的菸臭，至今難忘。 我四、五年級時，兄妹3人同時就讀長春國小，是代表學校參加校際作文、演講、小提琴、鋼琴音樂比賽的常勝軍。不過，學校師長眼中的好學生、風雲人物，未必就能贏得所有同學的好感。記憶中，我和大弟都曾在學校被別班的學生霸凌過。在我幼小心靈上，留下很壞的記憶。不過，父親要我們發揮阿Q精神，就當他們是亂吠的野狗。我雖不解阿Q精神是什麼意思，對他們的霸凌，倒也因而釋懷了。 住在長春路的童年，無憂無慮，有著滿滿的幸福。每周假日，母親和好友們相約，支開各家的老爺，帶著一票小傢伙，到陽明山、天母或是植物園郊遊、寫生和野餐。不郊遊時，父親出馬，帶著我們兄妹和三弟，或遠征福隆海水浴場，或是到西門町的中國大戲院、萬國大戲院看電影。有一回，父親帶著我們，才走到南京東路、吉林路口的公車站，路口新開張不久的第一大飯店，祝融到訪，熊熊烈火夾著黑煙，滾滾而上，把我們嚇壞了。 住長春路時，我們小孩有個傷風感冒、或是要打預防針，媽媽都會帶我們走到南京西路、美而廉西餐廳再往下走幾步的黃小兒科掛號看診。醫生伯伯很兇，看診時，我們都乖乖的，不敢調皮。看診完畢，如果病情輕微，媽媽會帶我們走到圓環邊上的赤峰街喝碗紅豆湯或花生湯。甜甜濃濃的紅豆湯和花生湯，祛除了吃藥的苦味兒。 除了喝紅豆湯、花生湯，爸媽也常帶我們到圓環逛夜市、看電影。記憶中，圓環那時有2家戲院，日新國校旁、首輪的遠東戲院，和放映二輪電影的中央戲院。克拉克蓋博和費雯麗主演的「亂世佳人」，是在遠東戲院看的。看完電影，不解人事的我，認定費雯麗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美麗的費雯麗勾起了我閱讀原著「飄」的濃厚興趣，不多時，我便看完厚厚一本、中文翻譯的「飄」，似懂非懂。 中央戲院看的電影，印象最深的，一是李行導演的《婉君表妹》，一是凌波和樂蒂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2部電影看完後不久，我就轉學到東門國小了。就在那時，梁兄哥的黃梅調「瘋」靡全台，收音機裡點唱的聽眾，絡繹不絕，儘管父母嚴禁我們收聽靡靡之音，耳濡目染，我居然也能哼上幾段《遠山含笑》呢。 民國54年，9月1號，新學期開始，我和弟妹轉學到東門國校，一個多月後全家遷居到通化街，無憂無慮的童年，戛然結束，等著我的，是晦澀煩惱的青少年歲月。 舉家搬遷通化街後，不知是屬於父權主義者的愧疚，還是試圖東山再起的雄心依舊，好長一段時間裡，父親老喜歡在日曆紙背後，畫著各式房屋的草圖。我問父親「畫這幹嘛」父親有些靦腆又充滿著憧憬對我說「爸爸有錢後，再買一棟大房子，等你們結婚後，全家可以住在一塊兒」。儘管在日本接受過高等教育，少小離家的父親，思想還是很傳統，老念著全家族都住在一塊兒。 父親的豪宅夢，終究沒能實現。年歲漸長，午夜夢迴，除了經常夢到回到通化街的老家外，也時常夢到自個兒返老還童，穿著制服，走過松江路，沿著長春路，回到了老家。老家前面的大馬路上，畫上了停車格，我推開老家的大門，2株大王椰依然在風中搖曳著，草坪碧綠，茶花怒放，桂花飄香，兒時居住的日式房屋，夢裡卻幻化成一棟5層樓的電梯大廈。 父親的豪宅夢，到底還是反射到我的潛意識裡了。 本文取自《台北舊事──一個外省第二代的生活記憶》專書 本專欄與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