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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金馬獎，是一個理想與現實脫離的獎項。　誕生於威權年代的金馬獎，原本就有著「政治服務」的目的，做影視不忘前線，順便替老蔣總統祝壽。　在那個時代，台、港電影在現實與政治上，都是「國片」。香港影人必須加入特定團體「港九自由總會」，其攝製演出的電影才能在台灣上映。　在製作現實上，台、港影人往來頻繁。台灣演員會去報考邵氏，香港電影更會來台取景拍攝。彼此都在「國片」的名義下，相安無事，甚至可說是和樂融融。　在宋楚瑜任職新聞局時，將金馬獎「奧斯卡」化，成為一個在工業體制內，鼓勵專業電影主創人員的獎項，也就不再有什麼「發揚民族精神獎」之類的政宣獎項。隨即香港因「新浪潮」而在工業技術上明顯超越台灣，所以八零年代初的幾年，台灣觀眾著實被一個個上台領獎的香港人「嚇到」。從此以後，加以九七回歸成為定局，「國片」逐漸成為「台片」、「港片」，而港片也始終在金馬獎的技術獎項上獨領風騷，台灣影人難望其項背。　進入九零年代，港片開始添加大陸元素，諸如取景、演員、技術人員。金馬獎先以「大陸影人獎」作為因應。當時，金馬獎已經將「國語」的報名資格改為「華語」，換言之，不管是廣東話、閩南語的「華語」電影都可以報名參加。但是尚需另一資格，就是取得中國民國新聞局發出的「准演執照」。而港九自由總會一樣還是一個為港片提出「證明」，讓港片得以在台灣上映的單位（所以，目前一些香港影人在大陸拍的電影，還是可以被認作是「港片」而在台灣上映。　金馬獎逐步地擴大格局，加以遊戲規則的公正性，逐漸成為兩岸三地最具代表性的「競賽」（香港電影金像獎是排除台灣與大陸電影的）。然而在奧斯卡模式下，自然應該獎勵台灣影人為主，或是為台灣電影有所貢獻的工作人員，同時配合商業操作，讓入圍得獎的電影跟台灣觀眾產生共鳴，得到雙贏的結果。　然而結果並非如此。爾後的金馬獎取消「准演執照」的報名資格，於是成為全球華語片都可以報名參加。偏偏台灣電影工業依舊不振，市場幾被好萊塢佔領，政治上的現實更讓兩岸的影視無法全面交流，隨著大陸電影的蓬勃發展，結果自然就形成今日大陸片大舉「入侵」，一如當年港片取走多數獎項的結果。　在現實上，從預算、技術到市場，台灣產製的電影已經無法跟大陸片相抗衡，但是金馬獎還是一個以工業體系下專業分工而頒發的獎項。結果得獎人又多是跟台灣影業「無關」的大陸影人，其作品在台灣又限於配額制，無法全部上映。結果台灣觀眾對入圍得獎的作品、影人一無所悉，想看也看不到。　台灣影人在台灣辛苦奮鬥，卻又難以上台得獎享受光榮，自然引發「為何辦獎」的尷尬與爭議。也就是理想上希望鼓勵華語影人，現實上就是台灣影人幾乎陪坐全場。　奧斯卡可以匯聚百川，因為好萊塢本身強大無比，奧斯卡無疑是個廣聚天下英雄為我美國所用的舞台。可是台灣金馬獎卻是在一個虛弱的工業／商業體質上產生的「華語片」獎項，得獎者不論是現實商業利益還是限於政治藩籬，都難以為台灣影壇所用，得獎入圍者也就是每年來去一陣風。台灣影人還得自己撐大度量，讚揚金馬獎的恢弘格局、高度與視野。　幾句政治語言根本無所謂，重要的是，金馬獎究竟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獎項？若要大格局，「坎城」模式或許是個參考。就是以電影的美學、藝術、文化意涵為標準，不做專業分工的鼓勵，邀請競賽而非報名。不然就必須參考香港電影金像獎模式，做出某些設限。　若是持續現在的方式，那可能真要等到政治上、市場上兩岸都「水乳交融」時，才能解決目前的尷尬。 　作者為編劇、影評人　●原文分享於作者，經授權刊載。　●本文為專欄，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我第一次做金馬評審是第29屆，然後進入金馬獎成為第30屆的工作人員，照現在講法就是「總監」，負責評審與典禮節目相關事務。　那是個李行導演擔任金馬主席，以及大陸「元素」開始出現在銀幕上的年代。李行導演以他的聲望地位，力促大陸影人組團參加金馬獎，開啟兩岸影視交流。　大家要知道，在那個會發生飛彈危機的年代，要花多大的努力創造互信，才能讓大陸願意持續派人組團來台灣參與金馬盛會？也就在那個時候，金馬獎本身也要排除台灣的政治力量。在李行導演的折衝協調之下，金馬獎典禮終於可以成為電影人的典禮，不再有長官（如新聞局長）的致詞，兩岸三地的影人可以在典禮上展現互信，不用擔心會出現讓人尷尬的「政治」場面。　你們以為這個互信的累積容易嗎？那需要多少人逐年的努力啊，才能在針鋒相對的政治對峙中，讓電影有一片單純些許的天地？　當你的腦袋總是繞在「反中」、「台獨」的思維中時，你就不會看到那個難能可貴的互信，以及互信背後的努力。然後你可能三言兩語就破壞了從九零年代起積累至今、超過20年的一份獨屬於電影的純淨和喜悅！ 作者為編劇、影評人●原文分享於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本文為專欄，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施昇輝58歲的青春電影夢。施昇輝曾經夢想拿一座金馬獎，但是__　身為獨子，在那個唸書考建中考台大的1980年代的社會，拍電影不是個能養家活口稱頭的職業，施昇輝考上台大商學系工商管理組，不敢說出口的導演夢，在他情商同學在台大校園內自籌自拍默片《門神》後受挫，他自己承認他沒有導演拍片的天份。這部《門神》片現今還放在YouTube上，我對於男生看似拿著理想對象的照片比較和追逐女友受阻的情節簡單粗糙，表達完全無法感受他解釋影片隱喻「威權統治下的捆綁受限」的意境，但是可以理解他年輕熱切看片拍片的「人生有夢，逐夢踏實」的熱情。但他直白的說那片讓他暫時打消導演夢。他大學參加「視聽社」社團擴大觀影影片類型，流連在試片間和電影圖書館，追片看片。　施昇輝來電台受訪，談他的台大生中年失業，談他的少年電影導演夢到58歲才準備好出發，施昇輝走過原來的證券人生，線性發展斷線後另外開啟斜槓跳躍，他說他喜歡他後來的人生。　「柏格曼百年影展的38部，我已經看過31部!」施昇輝談起電影眉飛色舞的神情和從小到大的觀影經驗，受訪時像打開水龍頭一般嘩啦嘩啦的瀉下，他直說能用電影做大事記，只要講年份就可跳出那一年看過的電影，記憶好到像電腦處理器。施昇輝是獨子，小學畢業後的成年禮儀式就是獨自進電影院看電影，他從11歲到58歲看過超過4860部的電影，其中大三那年(民國71年)一年看365天就看了300部電影，而扣除那年之外，平均每年觀影100部以上，電影對於他是人生夢想。他54歲整理他的電影筆記和電影海報以及電影本事等收藏，出版《一張全票，靠走道》，把他想當電影導演想拿金馬獎，但是不敢違逆父親期待，不敢鬧家庭革命的年少心事，低調囁嚅的道出。施昇輝在書裡這樣說：　「我年輕時真的很想去學電影和拍電影，但被老爸阻止，又不敢革命，只好念商。但是，若去拍電影，恐怕早已餓死街頭，結果進了證券業，才能累積一些樂活人生的資本，很多人抱怨現實毀了少年夢想，但我喜歡我後來的人生。」　看電影對於一般人是休閒娛樂?!左手拿爆米花，右手拿可樂，然後呼朋引伴消磨時間，但是對於施昇輝卻像是在自我心靈探索，或像經典大師導演朝聖，他自稱不隨便為殺時間去進電影院看好萊塢片的。他自大學時代看劉森堯翻譯的《電影藝術面面觀》的啟發，就是專研國內外各知名導演拍片的題材和敘事風格在做學問了!!　施昇輝在訪談廣告時，特地從皮包拿出他特地帶來的15歲觀影筆記，工整的字跡和百來字的觀影感想以及給星評等，有模有樣的，他自律的寫了10年之久，他說他在黑暗的電影院內，經常會邊看電影邊拿紙筆做筆記，但匆忙間寫下的潦草筆記，回家卻看不懂自己寫下的是什麼。　一般大學生是靠家教打工賺零用錢，但是施昇輝卻是靠著寫電影筆記，寫《世界電影雜誌》專欄賺外快，這樣的第八藝術的痴迷者，看電影寫影評，其實心中嚮往的還是拍電影還是導演是李安，他在訪談空檔，我們多次談及李安挑戰父親，堅持志趣，李安被太太「養」6年專心寫劇本籌拍戲，他則書唸太好，無法對抗父親，而且他雖失業在家也「養」家小6年。人生哪能比較的呢？而且誰能料到在那個年代錄取率約僅1%的台大高材生也會失業!　台大也會失業?!施昇輝學財經在1988年股票投資的風口浪潮下進入證券業，他戲稱做「華爾街之狼」，業績壓力緊繃，但是在2003年SARS的社會鬱悶中竟被解職，遭逢中年失業的橫逆，原本人生勝利組歌頌的線性社會發展到退休的故事崩落，44歲人生歸零改寫，施昇輝回家靠原有的儲蓄投資理財專買賣股票業養家，並陪伴在青春期的國中小時期的兒女，他回首過去低盪在家無人說話，經常一天僅說一句「排骨便當，外帶」的憂鬱，但他靠著電影，施昇輝說張藝謀的《活著》和意大利的《美麗人生》都指引他積極面對困境，他仍堅持要參加每年的大學同學會，他再三強調要正向積極看待人生。他寫2008年金融風爆，感謝逆境激發他檢討審視理財經驗，讓他投資0050，並在2012年著作《只買一支股，勝過18%》成為專職投資人與暢銷書作家，人生谷底翻轉，每年寫書累計達9本，演講寫稿，成為知名的「斜槓中年」倡議自在樂活分享人生。　2018年初，施昇輝自稱是靈光乍現，他心底深處的電影夢想跳動蹦出，他毅然決然報考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在職專班，在26人取8人中脫穎而出，他坦承9本書的出書經驗和他過去在金融證券業的累積都是他獲得教授肯定的主因。施昇輝58歲終於是「我和我追逐的夢」重逢，填補20歲擦肩而過，獨自寂寞的遺憾，他有著中年圓夢的雀躍，對於9月開學將去電影系上課高度期待，人生高低起伏後再出發去樂活學習。　忍不住還是要問人生選擇應該「愛你所做，亦或是做你所愛?」　施昇輝在父母親的期待指導下，壓抑電影導演夢，這使得他不願下一代子女也有受限之苦，他採開放態度，他很自豪他的3個子女都「做其所愛」的自由自主發展，大女兒政大中文系畢業在出版社當編輯，幫他出版編輯《一張全票靠走道》和《無腦理財術，小資大翻身》2本書，一對雙胞胎-兒子台藝大畢業後組織《厭世少年》樂團擔任鍵盤手並兼作曲，小女兒則是他學妹也是台大商管系畢業但是考取高端健身教練執照在做客制化的個別輔導健身教練。　紀伯倫散文詩選《先知》寫著：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他們是「生命」的子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望。　他們經你而生，非出自於你。　他們雖然和你在一起，卻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他們愛，但別把你的思想也給他們。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你的房子可以供他們安身，但無法讓他們的靈魂安住。　因為他們的靈魂住在明日之屋。　那裡你去不了，哪怕是在夢中。　你可以勉強自己變得像他們，但不要想讓他們變得像你。　因為生命不會倒退，也不會駐足於昨日。　施昇輝的少年錯過，中年逐夢的人生故事未完待續，但是他說：　「走過失業，我喜歡現在的人生」施昇輝的中年失業在那時是晴天霹靂的坎坷，但是現在的他卻心存感謝，把它看成是個「禮物」，施昇輝表示這被離職，讓他在孩子的成長階段不缺席，也讓他轉型為財經暢銷書專家和人生導師。　作者為台北電台主持人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載，原文分享於作者臉書　本文為作者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圖／鍾孟宏　【記者古碧玲採訪／攝影：朱凱弘／圖片提供：鍾孟宏】「導演還有長足的進步空間。也許我還要熬個五年、八年的，也最好能再拍個十年、二十年的。」接受訪問時，鍾孟宏這樣說。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那晚，鍾孟宏以第二部劇情片的「第四張畫」拿下金馬獎最佳導演獎與年度最傑出電影獎，一夕間，鍾孟宏的名號走出一個小眾影迷的世界，開始有了大眾知名度。　拍攝首部紀錄片「醫生」，鍾孟宏援用美國風景畫家艾德華‧哈波（Edward Hopper）畫中那種孤寂的人物，來設計全片的光影與美學，加上選材，以及鍾孟宏獨特冷冽不煽情的處理手法，讓他初試啼聲就在二○○六年引起社會強烈的關注。圖/潮人物提供 　停車票房極慘澹　然而，這好景並未延伸到「停車」上。二○○八年那年，「海角七號」寫下五億三千萬票房紀錄，其後的「冏男孩」、「九降風」等也都賣得滿堂彩，唯有鍾孟宏的第一部劇情片「停車」在同年上映票房紀錄卻極其慘澹。　鍾孟宏不諱言，拍完「停車」後，他的甜蜜生活製片公司差點關門，「公司周轉有問題，我有廣告可拍都差點做不下去了。」他還說，「自己短期在台灣的賣座肯定不會好的，我得把自己的電影觀眾拉大，轉一個方向去分散你的風險，從其他市場回收，再做下一部電影，否則你做電影的意義就不大了。」　當時，鍾孟宏的友人們不免要戲謔他：「總不能讓你廣告也好，電影也一鳴驚人吧，世界上的好處怎能你一人獨得？」圖／鍾孟宏 　影音人員環境艱困　這些年，台灣的大環境狀態讓影音從業人員愈來愈艱困，一心想拍電影的鍾孟宏側身廣告圈，與客戶、代理商周旋，成為拍廣告片的一把手，尚能累積些資本，供他做電影夢，但「要再熬」，鍾孟宏心裡也是有數的。　年少時懷抱著對電影的憧憬，鍾孟宏赴芝加哥藝術學院念電影製作，返台卻遇上了新電影被宣告已死的年代，觀眾不願再走進戲院看本土電影，鍾孟宏只好轉進廣告圈，從助理、副導做起，也擔任過侯孝賢、吳念真等人的副手，一路熬上來。　影像質感與律動節奏秀異，畫面精緻華麗，韻律優美流暢，鍾孟宏以自己特有的創意與風格，拍汽車、拍礦泉水、拍銀行等商品，使得廣告片變好看了，他也得以在這圈子脫穎而出，成為獨當一面的廣告片導演。　但這些對鍾孟宏來說，就是讓大家有錢可賺的謀生工具，他心心念念所繫的仍是拍電影。圖/潮人物提供 　情緒凝鍊 掏挖內心深處　在得金馬獎最佳導演之前，鍾孟宏化身為「第四張畫」的攝影師「中島長雄」，獲得了西班牙瓦拉多利國際影展最佳攝影獎。縱使是滄桑頹喪的故事，蕭索陰森的場景，都能凝鍊成風格強烈、如詩般的攝影美學，只是他習慣把劇中的情緒收得緊，大有「說出來即不是禪」的意味。　一部紀錄片，兩部劇情片，鍾孟宏挑戰的都是掏挖著閱聽人的內心深處，本該不忍凝視的陰暗素材，卻被他處理得深沉又不晦澀。　「醫生」全片以黑白基調訴說著一個真實故事。那年七月四日的美國國慶日，留美的放射腫瘤科溫碧謙醫生正陪著首次赴美探訪兒孫的雙親看煙火之際，突然被召喚回家，一踏家門，入眼的是脖子上纏著童軍繩、十三歲兒子溫昱和的冰冷屍體，致力於救人的醫生此刻只能束手，這道傷痕遂成為永遠結不了的痂，磨蝕著醫生與其家人。　「停車」描寫一對不孕的年輕夫妻，丈夫應妻子的囑咐買了蛋糕準備回家，車子卻被一個皮條客卡在停車格裡，以至於離不開這座破爛公寓，一整個晚上他就周旋在兒子被槍斃的老人、皮條客、大陸妓女、金盆洗手的前黑道份子理髮師、現役黑道老大、躲地下錢莊的香港西裝店老闆等人之間，這位車主不斷捲入一場場莫名奇妙的糾葛中，被修理得鼻青眼腫就是回不了家……，最後帶著老人的孫女、大陸妓女、香港西裝店老闆離去……。　「第四張畫」則敘述一位十歲的孩子，父親往生了，連一張像樣的遺照都沒有，只能自己畫；失怙的孩子無人照料，跟在外省籍的老校工身邊，晃盪了一段時間，直到改嫁到南部的中國籍母親來接走他，開始與城府陰狠的繼父一起生活，也認識了第二個給他溫暖的小混混「手槍仔」。白天跟著手槍仔四處打劫、闖空門，於是，在課堂上他畫出第二張畫，手槍仔最明顯的特徵。夜晚夢裡見到「不見了」的哥哥，陰森的家裡讓他背脊發涼到夜夜無法入眠，一再跑到卡拉OK酒店去找工作中的媽媽，第三張畫他畫下了哥哥漂蕩在海邊的身影，與海岸邊那塊印著「Made in Taiwan」拖鞋腳印的水泥塊不時相互對照著……　以《第四張畫》首映的台北電影節開幕典禮上，鍾孟宏自陳，這將是他可被稱為「孩童三部曲」的階段性創作主題總結。而無論是有著天人阻隔的失倫、處處碰壁的都會人，孤兒般漂泊的下一代，他都捨棄了大灑狗血、煽動情緒的表現手法，拍得極其冷靜低調收斂，讓觀影者得費點心思去想去看，而非把情緒狂放宣洩後就走出戲院。圖/鍾孟宏 　沉澱理性 呈現客觀　事實上，拍攝「醫生」時，鍾孟宏自己也被劇中人溫碧謙醫師夫妻的哀慟所震懾，幾度潸然淚下，但最後他卻打住了，不願直接表現出那巨大的傷痛，所有痛哭失聲的片段都被他剪掉，鍾孟宏自省道：「難道我只是想拍一部讓大家在戲院哭成一團的電影嗎？如果是，那放一顆催淚彈就好了，根本不用拍電影！之後，在拍攝過程中，從鏡頭裡仍然看到很多令人鼻酸的畫面，但是我一直避免讓它無限蔓延，因為我相信唯有沉澱和理性，才有可能呈現較客觀的角度。」　這種沉澱與理性貫穿在鍾孟宏的每部電影裡，間或浮盪著一種無言的疏離，成為鮮明的「鍾式風格」。　只是「醫生」的評價與票房俱佳，而第一部劇情片「停車」則叫好不叫座。鍾孟宏笑說：「拍『停車』那時根本不會拍電影。」或許因為初執導筒，野心難免大，加上情節、人物多線發展，他耗了整整四小時的底片，「其實你只需要一百二十分鐘，那些東西當初在做的時候都是錢，等於都是丟掉了。」拍「第四張畫」時，鍾孟宏強烈風格不變，只是節制多了，「一來故事比較是一條線到底。再來你還是要拍，不能只是賠人家的錢或拿自己的錢出來玩，這動輒幾千萬，是很拚的事。」　一再碰觸看似社會底層邊緣人物境遇的題材，鍾孟宏卻否認自己是個有社會關懷情操的電影工作者，常有人問他拍電影到底是什麼目的？他的回答總是：「我想拍自己不了解的東西，讓我更了解這世界，也讓更多人分享而已，把當地的人事時地物拍給人看，如果可以拍到人類共同的徵兆、狀況，我覺得拍電影是滿美妙的。」　圖/潮人物提供 　想講台灣人故事　鍾孟宏說自己一直想講個很簡單的台灣人形貌，卻發現台灣人的定義太過複雜，從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到六十年前大舉徙台的中國各省人，怎麼樣的人才算是台灣人？「現在下一代的台灣人又更複雜，有越南新娘、大陸新娘跟台灣人結婚生出來的孩子，這些人最後在這塊土地會變成怎樣？」　鍾孟宏以一個從小沒有父親的個案放進「第四張畫」來探索台灣人，「其實這就是人最早的原型，孩子生下來，他絕對原來是有父有母的，有兄弟姐妹的，若用哲學上的辨證來說，基本上人生下來就是孤獨的，如果現實上的父親不見了、母親未知、哥哥不見了，到底這小孩的世界會是什麼？他是怎麼獨立生活在這世界？他成長後未來又會面對什麼樣的東西？我只是想用這個個案來看社會的縮影而已。」　在「第四張畫」這部漾滿孤獨感、劇中人個個都似心靈殘疾般的電影裡，觀眾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鍾孟宏坦言，「因為希望就像是一團小火苗一樣，很容易被吹熄，而小火苗是很難感受到溫暖的，只能感受不是黑暗的，如果你看到最後那小孩的容顏的時候，還能夠打動你一點點，只要我們心裡還有一點點火苗，你去看你週遭的孩子，甚至自己的孩子，你想辦法去照亮他們，藉由這影片把你心裡面那一點小火苗去散發給週遭的人。」 　第四張畫反應兩極　第四十七屆金馬獎挑出最佳影片獎項時，評審團在「第四張畫」與「當愛來的時候」兩部電影間拉鋸，國外評審明顯偏好「第四張畫」；當該片在國內、外放映，觀眾的反應也相當兩極。在國內，他的黑色幽默與詼諧，加上熟悉的演員意外的演出，暫時舒緩了觀影者心中的陰霾，觀眾席不時傳出笑聲，但國外觀眾則是安安靜靜地看，「你不清楚他們到底看得怎樣，但當提問時，發現國外觀眾提的問題都是在電影裡的問題，你會發現給那些觀眾看還滿幸福的。」　心知肚明自己的電影是比較小眾的，即便如此，鍾孟宏仍不願媚俗地去拍攝迎合觀眾的電影，「台灣觀眾要看什麼東西我大概可以清楚知道，但你所受的訓練就是這樣，你怎麼可能再回來做個你不相信的東西？何況人只有一輩子而已，你這輩子要為誰做事情？拍電影還要迎合更多看不到的人，那就滿恐怖了。」　拍自己不熟悉的世界，鍾孟宏卻能精準地抓到這些世界的氛圍、色彩與陳設、人們講話的語氣、與慣用語彙，談起事前的研究與準備功夫，他說：「其實我都是到現場看到人、環境才想說要怎麼拍，我不是很會做研究的人，我都叫我下面的人去做。我相信事前研究很重要，但我更相信製作過程，現場拍時所發生的各種狀況更重要。」 　大量閱讀很重要　訪問這天，鍾孟宏桌上擺著大陸作家蘇童的小說「碧奴」，他認為與其去做拍片事前的研究，「反倒是大量閱讀很重要，像我很瘋狂大陸作家，他們對於影像的描繪很厲害，他們的文章恨不得把全天下最狠的文字給抓下來，他們的文字寫得都那麼張牙舞爪那麼生猛，他們對情節的影像描繪就像看電影一樣。」　而日本作家如司馬遼太郎等人的時代小說，也叫鍾孟宏一讀難以釋手，「當他們描寫一個人的情感時，為什麼可以用那麼簡單的字來描寫？如果用人基本的情感去感受這些事時，會發現任何時期任何環境都會有這些人類共通的情感。」他把這些用諸於構思「第四張畫」：「為什麼我那麼倒楣，我十歲老爸就死了？我為什麼要哭？為什麼很難過？劇中人小翔十歲前必定發生過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但這些都不是我要去講的，而是觀眾要去想的。我覺得你在思考電影最美妙的就是這些東西。」　「要出人頭地就要比別人努力。」即使得了金馬獎，鍾孟宏知道，那並不代表拍電影這條路從此就一帆風順了，也不保證觀眾就願意買單進戲院看你的電影，電影可以讓人一夕爆紅，也可以讓人一天就墜入谷底，「最大的幫助就是對下一部戲的資金可能會有著落，我最好還能走個十年、二十年，如果有一天真的沒電影拍，就得靠『中島長雄』的攝影來謀下輩子的飯碗。」　得獎後，鍾孟宏旋即赴法國，繼續為「第四張畫」開拓海外市場，腦中更不停地思索下一部戲，可以預見的，他所選擇的題材依然不走迎合大眾市場的口味。二十年後，我們再回頭看台灣電影，「鍾孟宏」將是標誌這時代「作者論」最重要的導演，他不斷地超越自己，也讓我們看到不同面向的台灣社會與台灣人，必然會在電影史的扉頁裡書寫出最特殊的篇章。 　後記：　鍾孟宏看到我們雜誌時，打趣說：「拍電影像跳樓自殺，而辦雜誌是慢性自殺，兩樣都是死，只是一個死得快，一個死得慢。但這個世界就是需要我們這些熱情的傻子，哈哈。」 ●本文經潮人物授權刊載，原文分享於潮人物網路平台：https://chewpeople.com.tw/vol2-47thg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