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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21日來台交流血緣的日本馬來貘「Hideo英雄」抵台時意外死亡，台日雙邊動物園皆對噩耗感到錯愕。台北市立動物園23日請台大獸醫學專家協助進行病理解剖，初步推斷死因為熱緊迫引起的全身循環衰竭、凝血功能障礙與肺水腫。 台北動物園表示，為促進馬來貘物種交換，「Hideo英雄」21日在日本東山動物園、橫濱動物園的合作安排下，搭乘當日傍晚的日航貨機來台，於晚間8時許降落桃園機場。台北動物園按國際物種交換計畫分工，當晚由獸醫、動物保育員等人員前往機場準備接手，在9時25分抵達倉儲查看動物運輸箱籠時發現地上有血跡，透過觀察孔肉眼觀察動物狀況，發現動物側躺且身體已無呼吸起伏，因依規定無法於倉儲現場進一步檢查確認及急救處置，遂商請檢疫官及海關人員加快清關流程，希望盡快運回動物園確認狀況。近凌晨12時抵達動物園檢疫中心，打開運輸箱檢視動物狀況，發現馬來貘「Hideo英雄」呈現僵硬狀態，確認已死亡。 「Hideo英雄」抵台身亡的消息讓台日雙方都感到傷心、遺憾，因為這是首例動物運輸來台死亡，格外引起關注，日本動物園也希望盡快釐清死因，並期望未來能改善缺失，防止憾事再度發生。據獸醫病理學專家解剖顯示，「Hideo英雄」頭部有大面積皮膚摩擦傷、四肢蹄部嚴重外傷；全身肌肉蒼白、皮下出血、氣腫，肺部全面性嚴重肺水腫、鬱血與出血；因馬來貘運抵動物園檢疫中心開箱時已呈現僵硬狀態，體溫仍高，且其他臟器呈現死後變化，排除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初步推斷馬來貘「Hideo英雄」為熱緊迫引起的全身循環衰竭、凝血功能障礙與肺水腫死亡。 雙方在解剖報告出爐後共同召開檢討會議，日方動物園與專家表達哀痛，亦表示將根據解剖結果進行後續當地內部流程調查與檢討，因「Hideo英雄」疑似出現緊張、衝撞箱籠行為，日後研議增加動物減敏訓練，另外，雖運輸箱皆配備空調，仍造成「Hideo英雄」此次因熱衰竭死亡，後續將討論是否訂製配置更完善之運輸箱，確保運送、包覆穩定，希望精進每一步環節，讓物種國際運輸風險降至最低。

魯道夫肯培（Rudolf Kempe）是誰？新世代的樂迷恐怕對他沒有太深刻的印象，在K字輩眾多指揮巨星當中，他的名氣遠不如卡拉揚、克倫培勒、克萊巴等人，如果你沒有偏好理查史特勞斯的作品，不會知道他是這方面的專家，如果你很少聽歌劇，更不會知道他在華格納詮釋上的貢獻。很可惜，肯培死於藝術生涯的鼎盛時期。 肯培只比同輩指揮汪德（Günter Wand）大2歲，但肯培去世時，汪德才準備要以布魯克納詮釋者之姿揚名立萬。其實，肯培與汪德對音樂藝術的態度很相似，肯培自認是「最後一位大聲談論嚴謹與技巧的人」，他年輕時的成功是來自忠實地演奏樂譜上的音符，但奇妙的是，他指揮下的音樂依舊能聽到蘊藏著豐富的生命力。 1954年底，指揮家福特萬格勒辭世，群龍無首的柏林愛樂還拖欠EMI德國分公司Electrola一些錄音合約，EMI高層於是開始尋覓適合人選。其實早在1953年8月，EMI製作人比克內爾（David Bicknell）就收到肯培經紀人的來信，提到肯培希望加盟EMI，但比克內爾直到一年多以後才展開談判。1955年5月，肯培與Electrola終於達成為期3年的獨家合同，同年6月下旬，肯培立即被安排與柏林愛樂錄製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由於聖海德薇大教堂合唱團沒有白天的空檔，錄音改在晚上上陣。而上午的時間，肯培搭配費雪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錄製了馬勒《悼亡兒之歌》，後來又陸續完成布拉姆斯第二號及舒曼第一號交響曲。 肯培與EMI最初幾年的關係還算不錯，不過偶而會發聲分歧，例如，肯培希望得到更多的選曲自由。1960年，比克內爾向肯培的奧地利經紀人表示，他們在肯培的唱片上投入大量資金，但沒賺到錢。肯培希望留在EMI，不過高層卻有所保留。 1959年9月肯培指揮柏林愛樂留下貝多芬第三號錄音，這也是最早的立體聲錄音之一。當時克路易坦（André Cluytens）與柏林愛樂已展開貝多芬交響曲全集的錄製。肯培這張柏林版的《英雄》雖沒有晚年指揮慕尼黑愛樂的完整錄音知名，但這次的演出保留了福特萬格勒時代的基調，樂團厚重紮實的音色依舊，有趣的是，5個月前，克路易坦帶同一樂團錄製的《英雄》，與肯培的演出風格截然不同。無論是管弦樂的平衡或詮釋上的見解，兩位指揮家有極大的差異，肯培的版本聽起來就是道道地地的德國風格。 肯培與柏林愛樂還留下一套布拉姆斯交響曲全集，錄音時間恰巧從單聲道跨越立體聲初期。因此，第二、第四號是單聲道，第一、第三號是立體聲。不確定肯培這系列錄音最初是否就將目標設定為「全集」？第二、四號錄於1955-56年，第一、三號錄於1959-60年，相隔有一段時間，據推測可能是因為肯培在1956年的B肝病情加重，也許錄音時程因此延期，倒讓單數號交響曲最終以立體聲留下，可說是幸運。 另外，肯培開始這系列布拉姆斯錄製的前一年，福特萬格勒去世，卡拉揚在同年4月接掌柏林愛樂。換句話說，肯培是在卡拉揚上任後開始錄製布拉姆斯（1955年6月）。兩人當年的布拉姆斯錄音順序很相似，卡拉揚1955年與英國愛樂管弦樂團錄了第二、第四號，1955-1961年分別與維也納愛樂錄了第一、三號，這也許是巧合吧，但很有趣。 50歲的肯培與柏林愛樂的布拉姆斯錄音，相較生涯後期的慕尼黑版，基調幾乎沒有改變，這意味著肯培的布拉姆斯詮釋手法在20年前就已確立。肯培的演奏仍帶有福特萬格勒時代的遺風，加上年輕時期犀利的指揮風格，帶來了與慕尼黑版不同的魅力。銳利的開場，波濤洶湧的熱情，翻江倒海的力度，音樂始終充滿力量持續邁進，這套全集讓像是古老樂團與年輕指揮一次美妙的相遇，若說慕尼黑版充滿木的芳香，那柏林版則像是鋼的光芒。

【blue97專欄】1950年代，新興的美國唱片公司隨美軍在歐洲的勢力進入當地市場，Vox、Vanguard、Westminister等公司以一張唱片100美金的低廉待遇，與維也納音樂家合作錄製了數以百計的黑膠唱片。但在1952年，有一家美國唱片公司Urania採用另一種形式來賺取音樂財，該公司收購了大量東德廣播的錄音檔案製成唱片。 1953年，英國HMV唱片公司與美國的Urania幾乎同時推出德國指揮家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揮維也納愛樂的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英雄》，兩者都是錄音室形式的錄音，但一方是戰後錄音條件較好的商業錄音，一方則是二戰後期充滿緊迫感的廣播檔案。發行商一方是大廠牌的正規出版品，一方是小品牌的海盜版。此後，兩者的命運也大不相同。 同年12月，1944年《英雄》錄音（以下簡稱為「Urania Eroica」）也透過Urania法國子公司Thalia Disques在法國當地發行，但旋即遭HMV唱片公司與福特萬格勒委託的律師Roger Haeurt提出侵權告訴。Roger Haeurt指出，就連福特萬格勒本人也無法辨識Urania的唱片是自己的演出，當時福特萬格勒甚至提出見解，認為這場演出不值得唱片化。 Urania的負責人Rudolf Koppl則站出來為自己辯護，他認為儘管母帶來源具爭議，但Urania是合法取得，Rudolf Koppl指出，該磁帶完成於1944 年，當時美國與德國正處於交戰狀態，福特萬格勒是敵方的指揮家，因此無法取得版權，以此做為抗辯。Rudolf Koppl還向福特萬格勒喊話表示，Urania願意付給福特萬格勒相同於HMV合約的版稅。 雙方在這場官司各有辯辭，你來我往，但法國法庭在當月依舊判決指揮家的姓名必須由唱片上移除。福特萬格勒雖然成功地制止了Urania在當地的發行，但禁令僅在法國有效，而在美國紐約的訴訟仍曠日廢時，原本1954年3月，福特萬格勒計劃參與在紐約的開庭，但最後似乎不了了之。因此，直到1957年7月前，福特萬格勒與維也納愛樂的這場《英雄》錄音，Urania法版將其標號改為URLP 0001，以無名指揮的方式繼續在市場上流通。1969年，美國唱片公司Vox也推出此版的黑膠，據了解也是拷貝自「Urania Eroica」，等於是「Urania Eroica」的平價複製品。 不過，「Urania Eroica」獨霸音源的狀況在1969年有了變化，當時，英國唱片公司Unicorn高層發現前蘇聯官方唱片公司Melodiya出版的福特萬格勒唱片，開始注意到這位指揮大師在二戰期間的錄音。 唱片公司高層去探訪福特萬格勒夫人伊莉莎白，夫人很慷慨地拿出兩份自己私人保管的磁帶，告訴Unicorn高層請他們務必出版這些錄音，這兩份經夫人認證的演出，其中一份就是「Urania Eroica」，從這刻起，這場演出終於有了福特萬格勒遺屬授權的磁帶，這場以穿的音源自此一分為二。 Unicorn在1970年首度推出夫人授權母帶所轉錄的1944年《英雄》，日本樂評平林直哉在《フルトヴェングラーを追って》一書裡收錄一份1970年日本推出Unicorn版唱片的預告，日本盤的編號是DXM-101（英國版編號為UNI-104），廣告文案上記載每張售價是2千日幣。 blue97：《MUZIK古典樂刊》資深專欄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