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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9月19日的罷工之後，舊金山交響樂團合唱團的抗議活動仍然持續。他們在樂團9月25日的開季慶典上靜靜地對賓客發送傳單，控訴團方對其要求充耳不聞。 在Grove與Franklin兩街交口發傳單的合唱團員Ellen Leslie坦言，是他們一起毀了本來應該在音樂會中度過的美好週末。希望團方快點回到談判桌前、拿出公平的合約，但這到目前為止都還未發生。 傳單上強調，幫助樂團贏得8座葛萊美獎與1座艾美獎的合唱團，從5月知道要被削減八成預算開始，就與團方積極協商，意欲尋求一紙「公平的合同」，而他們的上一紙合約，也早在7月即告過期。 參與這場開幕慶抗議的合唱團成員、公會（American Guild of Musical Artists，AGMA）監督Elliott Encarnacion指責團方嚴重誤用基金，罷工即是試圖透過手作海報上的圓餅圖和長條圖等，讓贊助者們了解狀況：「我們認為，為一張座位付出25000美元、甚至更多的大家，應該知道他們的錢是怎麼被花掉的。」他鼓勵因為罷工而沒有聽到9月19至21日三場威爾第《安魂曲》的人都去退票，並將退回的票款轉捐給合唱團的罷工基金。 舊金山交響樂團行政總監Matt Spivey則表示，他們當然正在尋找解方，團方發表的聲明則稱合唱團是樂團的重要成員，他們與公會成員已為盡快達成協議，而回到談判桌前。 不過合唱團的事，其實還只是該團諸多問題的冰山一角，這幾個月以來，他們早因大砍節目與現任音樂總監沙隆年（Esa-Pekka Salonen）即將離開，而受到樂壇的嚴重關注。尤其這位總監3月僅以「與團方沒有共同願景」一語，即宣布2024-25樂季結束後不再續任，更是格外啟人疑竇。 開季慶典上，由郎朗夫妻登臺擔綱的演出，因威爾第《安魂曲》受罷工影響取消，成為沙隆年這最後一個樂季的首場管弦樂節目，但樂團領導階層卻無人提及總監將離，沙隆年同樣沒有在臺上或晚宴中公開發表隻字片語。不過極低調的會前雞尾酒接待會和晚宴，以及被取消的節後封街派對，卻似乎實實在在地讓參加者見到了樂團的窘況。 舊金山居民Lisa Khan表示，雖然他很欣賞派對帶動更多人參與節慶的魅力，也很想念這個活動，但他仍確信樂團還有其它能夠吸引更多觀眾的東西，而他們的努力，也絕不僅止於這一個夜晚。 以往音樂廳旁停車位上為晚宴搭起的豪華帳幕，今年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Zellerbach Rehearsal Hall內規模遠小於以往的晚餐宴會。 Spivey解釋，這些都是他們經歷疫間封鎖、重新評估贊助者需求後，對開幕節慶作出的形式改變，想要讓整個過程更流暢、讓一切更開放、輕鬆、有趣，也收到很好的迴響——音樂會與贊助晚宴的票都賣光了。 確實，這場演出聖桑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動物狂歡節》、普羅高菲夫《羅密歐與茱莉葉》選段的音樂會，受到在場觀眾的起立喝采。但首次參加開幕節慶的樂團新訂閱會員Renee La Couture、Bill Tulloch也不諱言其間的複雜感受：沙隆年的即將離去，以及樂團遭遇的財務困境、表演者掙扎求生，都讓一切蒙上了一層悲傷的色彩。 然而，舊金山交響樂團董事長Priscilla Geeslin強調，他們這幾個月作出的艱難決定——透過明示財務責任且採取必要措施——都是為了確保這個有113年歷史的樂團，能夠再活過下一個113年的長久之計。並且喊話：這個挺過1918大流感、1929大蕭條、二次世界大戰，乃至COVID-19疫情的樂團，必能走出難關，還會變得更好更強。 原文出處

美國國家交響樂團（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團員所屬工會（Metropolitan Washington, D.C.，Federation of Musicians, Local 161-710, American Federation of Musicians）於上月27日宣布，該團經表決程序，全員一致授權，對甘迺迪中心（Kennedy Center）拖延其集體勞務合約一事進行罷工，這也是該團46年以來的首次罷工，將直接衝擊其開季周，包括開季音樂會在內的四場演出都無法登臺。 但他們才剛開始，勞資雙方就大致談攏、終於原則性同意時效18個月的新合約，讓這場行動在一天之內迅速收場。 甘迺迪中心發表的聲明稱，他們與團方董事會都對和工會達成之協議感到滿意，其內容包括將180萬美元用於這兩年、每年為樂手加薪4%，屬全美受到最多補償的樂團成員之列，並承諾於2026年初再度開始商談相關事宜，且增加了健康保險選擇和帶薪親子假。 據中心方面說法，他們在長達數月的協商中，以經濟面能夠負擔的慷慨——約內加薪12%、使基本薪資達到178840美元——提出4年期的新版勞務合約。而樂手們提出25%的加薪幅度、以此作為在COVID-19疫間只支薪65%的補償，在財務上是不可行的。 工會發表的聲明則指出，他們從5月就開始與中心商討簽訂新版合約，但直到投票決定罷工當天，雙方在薪資與其它條件方面都遠未形成共識。資方提供的薪資與紐約愛樂、波士頓交響、芝加哥交響、洛杉磯愛樂等同級大團相形見絀，再考慮到樂手在華盛頓特區生活的高昂開支，更是讓勞動條件雪上加霜，將對有才之士失去吸引力，使中心與樂團無法承擔一流表演據點之責。 樂手們發給媒體的聲明也提到，他們以樂團為傲，其成就卓然，但其底線在於，甘迺迪中心必須在新合約裡對此認可，如果他們不支付頂級樂手們相應的薪資，全球音樂高才自然就會流向其它願意給予合理報酬的團體。 紐約愛樂近期與團員簽訂的新約，將於3年內提供30%加薪；波士頓交響則早在2023年就與團員達成了類似的疫間損失補償協議；費城管弦樂團去年同樣承諾3年內加薪15.8%。相較之下，工會認為，國家交響樂團團員要求4年加薪25%，只是跟上同儕的腳步，遑論樂手們疫間不只減薪，還捐出13萬元幫助該團「被休假」的員工，直到他們保住工作或受聘回籠，現在還承受著延遲加薪的損失。中心與團方在同級團體之間，完全沒有於公平補償樂手方面，扮演應有的領頭羊角色。 雖然罷工很快結束，但工會指控甘迺迪中心安保人員試圖在罷工開始之前阻止他們發放傳單、威脅報警，因此已向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提交非平等勞動行為之訴。 原文出處

英國國家歌劇院（English National Opera）合唱團與管弦樂團日前投票決定罷工，抗議減薪與苛刻的新版勞動契約，但因院方及時拿出過渡方案，而暫緩實行。沒想到他們就在參演原本因為罷工而很可能無法登臺的新製作《Handmaid’s Tale》之際，便無預警橫遭裁員！ 事發於《Handmaid’s Tale》幾天前的最終場次，從開演前大約一個小時開始，正式的解雇通知便一封又一封地陸續出現在樂團與合唱團團員的電郵信箱之中，很多表演者都是等到中場休息時，才看到內容。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回到臺上完成演出，得到滿堂觀眾掌聲。 對照《Handmaid’s Tale》劇中描繪的那個禁止女性工作、只讓他們生育之地，團員們的遭遇實屬諷刺。如今看來，所謂過渡方案——包括在新約原本每年只剩半年的有效聘用期外，另加一個月的工作保證、最低資遣費保障及改善條款內容等——更像是院方為拖延而使的緩兵之計，只待罷工暫停，便立刻亮出屠刀。而這無疑又為該院近期以來的未平風波，再添最戲劇化的一筆。 原文出處

倫敦室內樂團（London Chamber Orchestra）已經五個月未發薪資，導致部分團員以拒絕參加排練的方式罷工抗議。一位團員受訪時表示，這是該市職業樂手真刀真槍的一戰，沒拿到足夠報酬的他們一面演奏不懈、一面還必須去做別的工作，所以到團必須有薪！ 不過該團行政總監Jocelyn Lightfoot表示，遲到的薪資已於2月上旬發放，從而避免了他們為如何找到樂團，才能滿足全廳九百多位觀眾而大傷腦筋。他解釋，這場欠薪風波是因Barclays銀行為加強安全防護，無預警地凍結了該團帳戶，要求團方提供更多資訊，才能重啟戶頭，許多慈善、文化和宗教組織的財務，像是Clockwork慈善基金與Ogmore Valley男聲合唱團，也都因銀行的新措施受到影響。 Barclays的發言人則說：「我們非常認真地保衛客戶的基金。協助預防金融犯罪和自律，是我們一直在盡的責任。所以必須確保即時更新客戶帳戶的相關資訊，客戶與財務相關的法定地位若有變化，也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告知行方。」 沒想到光要重啟戶頭，就花了四個月，其間團方雖然持續告訴團員，只要帳戶問題解決，就會盡快給薪，可是整個過程卻數次延宕，讓他們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時程。他也理解樂手們的苦處：樂團發不出錢，意謂著自由接案者的工作機會變少、經濟受到威脅，對於已因英國脫歐與COVID-19疫情而日子難過的樂手們來說，狀況無異雪上加霜——這些優秀職業音樂家的存在與價值，並未受到社會應有的重視，很令人擔憂。 倫敦室內樂團成立於1921年，規模約為常規管弦樂團的一半，現由知名小提琴家Warren-Green長期擔任音樂總監，董事長則是名鋼琴家Vladimir Ashkenazy。該團每個樂季的演出場次其實不多，每場節目包括排練，被團方計算為兩日的工作分量，而團員們除了上臺，本來就兼做不少其它工作，像是與藉著提供孩子們機會，來增強領導力、公眾性與包容性的Music Junction教育計劃協作等。 原文出處

本月原將面臨樂團與合唱團聯手罷工的英國國家歌劇院（English National Opera），及時提出過渡方案，避免了新製作《Handmaid’s Tale》2月1日無法上檔的窘境。 該院合唱團所屬工會Equity對於和院方就此案達成協議表示欣喜，但也指明終點未至、有信心於未來幾週以建設性的對話完全解決問題。目前擱置針對《Handmaid’s Tale》的罷工行動，讓院方完成與樂團所屬工會Musicians’ Union的協商，並與兩個工會確認最後細節。 Musicians’ Union則聲明，在問題未得解決之前，罷工授權依然有效。 這次罷工，雖因英格蘭藝術委員會砍英國國家歌劇院經費、迫其遷院而起，但院方為節省開支，而對樂團、合唱團、芭蕾舞團團員大幅減薪，且將一年中的聘僱時間縮為半年，讓變相成為臨時工的勞方大感吃不消。樂團小提琴第二部樂手、該院Musicians’ Union工會執事Glen Sheldon坦言，他們正在考慮是否轉行；合唱團員Ronald Nairne則說，他們對院方展開行動、寫信給國會議員、向藝術委員會、跨議會團體、文化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申訴，能做的都做了，實在不得不罷工。 英國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Martyn Brabbins則在去年10月、院方作出減薪決定時，即掛冠求去。 原文出處

英國國家歌劇院（English National Opera）管弦樂團及合唱團團員為抗議院方提出的工作合約內容，終於決定聯手罷工。 該院管弦樂團所屬工會Musicians'Union及合唱團所屬工會Equity宣布，將於2月1日、新製作《Handmaid’s Tale》上檔之夜正式展開行動——當然，這齣戲也別想登臺了。 兩個工會的成員控訴院方在被英格蘭藝術委員會（ Arts Council England）砍預算、強迫遷院後，就將合唱團與管弦樂團視為「冗員」，新的勞務合約打算一年只聘他們六個月——這對一些團員們來說，簡直是被當成接案臨時工。 Equity秘書長Paul Fleming論道：「爭議的核心，在於這個國家的歌劇到底是準備給誰的？應該為不同背景的人們設置穩定可求的職位，還是只給少數人靠不住的有限工作？英國國家歌劇院合唱團與創意團隊相信，歌劇是每個人的，失去穩定有尊嚴的勞動力與開放給每一個人的職位，就不成其事。」 他指出，院方正提案解僱並重新聘任，但新約減薪四成、並不在新的曼徹斯特主院區設置永久職位。經過數月協商，工會成員回頭，已經投票以有力的絕對多數決定進行罷工。 Musicians’Union秘書長Naomi Pohl則表示，這是他們自1980年以來，首次再行罷工的歷史性的時刻：「這標誌著樂團、歌劇院、芭蕾舞團身陷極大困境。而此番皆因遷院減資而起，院方決定冒著優秀管弦樂團逐漸解體的風險，把工作縮減至每年六個月。看到此舉對團員個人造成的衝擊，讓人心碎。」 原文出處

友人問起長榮罷工的事，搜出以前寫的文章，摘錄給他代表我的見解：1. 全世界是否有十分有競爭力、工會又很強大的企業？A. 邏輯上來說，應該是沒有或稀有。由於手邊沒有資料，只能以邏輯來判斷囉，用一個衍伸問題來思考：「一間指標性、成長中、高獲利的企業，會有工會的問題嗎？」Apple、Google、Facebook會有工會的問題嗎？不會，因為他的根本是「福利佳」＆「僧多粥少」，對於勞工而言，「如何進入企業」＆「留在企業」＆「有所表現」才是課題。反之，一間員工必須仰賴工會才能保住福利的企業，會是有競爭力的企業嗎？而一間競爭力下滑的企業，能夠不削減成本、持續提供員工不變的好福利？很不合邏輯呦，所以答案是：很難。如果把工會的存在以一個公式表現，大概會像這樣，企業競爭力Ｘ企業發展階段=勞工福利÷工會力量因此，工會的崛起，是企業體質衰敗到某個程度的病徵；換言之，工會的崛起，正象徵著台灣航空業的困境。2. 長榮航空的空姐們，適不適合罷工呢？A. 老實說，相當不建議。如果長榮空姐發起罷工，在現在人人愛空姐的民氣下，長榮想必會妥協：空姐們有機會短期滿足，但長期呢？不利。兩個角度。第一，人力供需：光鮮亮麗的空姐是年輕女孩憧憬的工作，在台灣市場上一線企業偏偏只有華航和長榮兩家，而空姐之間卻沒有明顯的技術門檻或差異，這代表著：人力市場裡無差異性的供給遠大過於需求。一支NBA球隊，教練是不會永遠包容一個不服從命令的球員存在於隊伍裡，除非你是球星，而以一間民營企業來說，組織上勢必會追求好管理，而不好管理的員工，長期勢必遭殃。第二，經營面：身為民營上市企業的長榮，最終目標是提升股東權益，而改善員工福利意味著費用與成本的提高，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變的道理，他還是得在經營面做出開源或節流的應對，而空姐捍衛福利的方式如果是仰賴工會，這時衍生的問題就來囉：a. 工會能否改善企業經營效率？幾乎是不可能。b. 企業能否因為改善空姐福利而提升經營績效？未知數。而這個未知數的成本終將連帶回到空姐身上。綜合以上兩點，長榮空姐若罷工，短期會得利，長期是危機。 作者本名戴于千，獨立創意代理商 Rules Creative 總經理，是個生意人，也是個讀書人。●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長航空服罷工，注定得不到三年前華航空服罷工的相同待遇。因為三年前，政黨剛輪替，不能讓工運「衝」喜，執政者要盡速以獲利失血為代價，替罷工止血。因為當時批判政府因應失當的聲音，高於批評華航空服罷工的聲音。而現在，批判空服追求己利的聲音，明顯大於批評政府處理消極的聲音。因為政府實質掌控華航，而長航是民營企業，政府用不上獲利失血換取止血的那招。因為長航空服選擇選戰方酣、剛贏得黨內提名的執政者仍希望進一步拉抬民意支持度的現在，在執政者眼中，根本就是來亂的。還有一個因為--因為兩家公司的企業文化大不相同！長航偏日式經營風格，領導權威性明顯，組織紀律性強烈，對罷工的容受低，談判姿態高，不會輕易妥協。妥協除了表面上影響公司獲利，骨子裡形同挫傷資方的領導尊嚴，在強調領導權威與組織紀律的公司眼中，尊嚴受創可能比獲利受傷更難以接受。三年前，華航空服罷工，對抗的是資方的裡子。這一次，長航空服罷工，對抗的是資方的面子。裡子，可以理性計算，權衡得失後妥協。面子，隨著情緒起伏，不到最後關頭絕不退讓。當一場勞工爭取權益的罷工（不管你認為她們爭得合不合理），從典型的勞資關係角力，異變成勞方鬥志和資方意志的競爭，難免擦出意外火花，讓對抗變成對撞的零和遊戲。資方期望靠堅強意志拖垮勞方氣勢，勞方寄望憑集體鬥志逼迫資方妥協，情緒對情緒，只有激情，沒有理性。當上述狀況發生，或正在發生，政府部門就要積極調處，引導雙方回到對抗的遊戲規則，避免對撞。可惜的是，截至目前，沒有看到勞動部扮演什麼角色。在最後一次勞資談判開場，勞動部長說了些場面話，似乎還是抓不住立場，也似乎仍然對這場罷工的對撞本質缺乏瞭解。交通部負責解決因為罷工導致的旅運問題，降低損害，是配角。勞動部負責密切注意罷工的本質演變，隨時介入協調，是主角。眼下盡是配角的演出。主角呢？勞駕勞動部，登台演出嘍！ 作者為資深品牌專家●摘錄自品牌原來如此，原文分享於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鄭文燦說：「罷工是要爭取最大權利的手段。」這個態度一擺出來，國籍航空勢必成為乘客避之唯恐不及的選擇，搭華航，華航空服員罷工完，換機師罷工（下次不知道會不會輪到地勤或維修技師們如法炮製）；換搭長榮，現在更狠，來個不預警的突襲罷工。我們當然支持勞權，但是請不要過度霸凌旅客，很多人為了華航、長榮的罷工，家庭、事業都受了影響，套句阿扁的名言：「難道挺國籍航空錯了嗎？」不過這三年來看到華航、長榮的罷工，政府擺出的低姿態，幾乎對於工會的要求，華航照單全收，才會埋下長榮禍因，因為「比馬龍效應」，這次桃空職工提出的訴求，福利要跟華航看齊，就是上次罷工的後遺症。當然這一切都因為交通部是華航的大股東，所以可以慷全民之慨，就大發利是，反正都是國人納稅買單。反觀長榮航空三十幾年前就曾發生過過罷工危機。當時長榮面對工運，張榮發不輕易向工會妥協，他向抗議的工會說：「再罷工下去，乾脆把公司收起來好了。」當年的張榮發可以強硬，但是現在民進黨的庇蔭之下，長榮資方還能一樣強硬嗎？有待觀察。在許多國家都對公共運輸業的罷工有訂定特殊條件，例如不應突擊式的罷工，以免影響大多數國人行的自由。但是華航、長榮的罷工，都得到執政黨的力挺。是不是時代在改變，我們的想法也應該要改變了。長年以來，政府把警消視為理所當然的血汗勞工，長時工作高壓過勞，長期積欠應付的加班費、薪資，但是最後再利用所謂的年改，將積欠的薪資一筆勾銷，翻臉不認帳，這樣的雇主，對得起一生奉獻的老臣、勞工嗎？退休警消上街頭爭取合法的權益，被當成亂臣賊子。難道一定要警察也效法歐美國家准許成立警消工會，好好地和不良雇主進行集體協商（Collective Bargaining），必要時追隨華航、長榮腳步，暫停警消的安全保障服務，或許政府與人民就能體會到原來台灣的警消所提供的安全，並非如空氣與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需要好好珍惜！ 作者為亞洲警察學會秘書長、前警大教授●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