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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長期以來被描繪為一個因同性戀傾向而深受折磨的憂鬱和悲劇性人物。然而，根據一位傳記作者的說法，這位作曲家其實是一個熱愛生活，並且具有Monty Python（英國知名超現實幽默表演團體）式幽默感的人。 普林斯頓大學音樂學者、斯拉夫語文教授Simon Morrison，過去10年間從俄國多個檔案館發掘了以前未曾發表、沒有受到史學家注意過的書信和日記，其研究成果已集結出版為《柴可夫斯基的帝國：俄羅斯最偉大作曲家的新生平》（Tchaikovsky’s Empire: A New Life of Russia’s Greatest Composer）。 這些資料揭示了柴可夫斯基全新的一面。他表示：「自上世紀中期至今，柴可夫斯基的某些人生敘事已經被固化下來，但我發現這些說法完全不正確……他的傳記被學者們嚴重扭曲——幾乎可以說是一種隱含的恐同行為——他們將他描述成一個被同性戀傾向折磨的痛苦男子，他的生活和愛情不幸，導致他的音樂被簡化為痛苦的聲音。」 「但他根本不是這樣的人。他事業成功，擁有家人和朋友的愛，還有財富，以及男朋友和女朋友。他的生活其實非常精彩。」 柴可夫斯基1840年出生於俄羅斯帝國 Votkinsk。他的一生不只成為許多傳記作家的研究對象，還於1971年與2023年，分別以《The Music Lovers》、《Tchaikovsky's Wife》之名，登上大銀幕。 Morrison指出，柴可夫斯基同時代人的未發表書信和日記展示了一個「被排除在傳統且誤導性的憂鬱悲傷敘事之外」的形象。 Morrison認為，過度依賴有限的資料來源，特別是柴可夫斯基與其贊助人梅克夫人（Nadezhda von Meck）之間的通信，造成許多誤解。 梅克對德國浪漫主義作曲家和超驗主義思想懷有熱情。在柴可夫斯基寫給他的一封著名信件中，描述了他的第四交響曲，提到命運等主題，並將其與該作品最初的標題《雙獅》聯繫起來——「這是一封充滿病態情緒的信，而梅克夫人非常喜歡。」Morrison說，「柴可夫斯基向她描述音樂時，編了一個命運如何影響我們所有人的故事。但當你真正聽音樂時……你會發現他說的內容似乎跟音樂對不上。」 Morrison從作曲家寫給其他收信人的信件中得出結論，認為柴可夫斯基只是在為這位特定的贊助人寫下了「華而不實的理想主義文字」：「寫給梅克夫人的那封信，是他做過最糟糕的事情。在給他的信件中，他看起來總是對自己感到失望。由於他是同性戀，這種敘事被用來解釋他的憂鬱是其性取向的反映。」 柴可夫斯基確實表達過對健康的擔憂，特別是對霍亂的恐懼，因為他的母親死於這種疾病，他自己也在1893年因霍亂去世。然而，他也能以幽默的方式看待健康問題，尤其是腸胃問題，甚至畫了一幅自己在火車上痛苦狀態的塗鴉。 而柴可夫斯基寫給三位親密手足的許多信件則「極其幽默且生動」：「其中一些完全是誇張的表達，有點類似於Monty Python的幽默風格，談論的內容從他的性冒險到他糟糕的腸胃問題，真的非常有趣。」 在一篇未發表的1877年日記中，一位樂評人回憶柴可夫斯基在一場聚會中的表現：「彼得．伊里奇扮演了希臘神話人物安菲特律翁的角色（這一形象在莫里哀的喜劇中被塑造成偉大的主人）。晚餐上端出了生蠔，但這道菜迅速從大盤子裡消失，盤底留下大量的海水……，彼得．伊里奇問道：『你想看個魔術嗎？』說著便往生蠔盤裡倒了半杯伏特加，立刻引起了海水的劇烈反應……生活在水裡的纖毛蟲……對這個極其不愉快的驚喜表示了抗議……不用說，我們親愛的彼得．伊里奇成為了全場的焦點。」 原文出處

Tchaikovsky: Symphony no.4 發表年份：1878 柴可夫斯基將俄羅斯的風格、旋律與情感，揉入到德奧經典的、已成規範的作曲格式之中，不過於偏向本國民俗、也不一味模仿西方，終於發展出一條自己的，也是俄國後輩們得以循跡再進的道路。他所作六首有編號的交響曲，前三首採用許多俄國或烏克蘭的民謠入樂，後三首則進入形而上的領域，圍繞「命運」這個大哉問，從第四號開始，展現了柴氏成熟的技法與個人的特色。 柴氏雖曾謙虛地說自己總是苦惱於使用各種「曲式」，而且始終對寫作交響曲沒有什麼把握，但本曲的交響曲格式其實運用得相當標準：第一樂章為奏鳴曲快板曲式，法國號與低音號吹出最強音的序奏，這段序奏與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的序奏一樣，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柴氏為本曲題獻人梅克夫人作過一段說明：「序奏是整部交響曲的核心與精髓，一切都是靠這個樂念來進行，它代表『命運』，它就是阻礙我們追求幸福的力量，它強烈妬忌地注視我們、讓我們永不安寧、讓天空充滿烏雲，就像達摩克利斯的劍始終懸在頭上，形成永無休止的精神折磨⋯⋯。」第二樂章是複三段體、帶有鄉野趣味的歌詠旋律，第三樂章詼諧曲，第四樂章的輪旋曲裡，序奏再次出現，形成首尾呼應的效果，聆賞銅管實力粗獷強大的俄國樂團詮釋，更能體會到此曲的力量。